与流芳千载相对的是遗臭万年，二者虽然相反，却也有共同之处，就在于同样留名后世，只不过前者所留是美名，后者所留则是恶名。流芳千载不用说，遗臭万年语出《世说新语》：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桓公即东晋大司马桓温，既非泛泛之辈，何以“作此寂寂”？想必是还有大目标没有实现，什么大目标？只须了解文、景是何等样人，就不难知道“将为文、景所笑”是什么意思了。既然文、景是指汉文帝、汉景帝，那么“将为文、景所笑”就该是帝王之业。桓温不是帝王，而要成帝王之业，就得先成为帝王。关于这一点，数百年后官修正史《晋书》表述更为明确：
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作为史料，《世说新语》大多为《晋书》所采信，而《晋书》这段记载与《世说新语》有三处不同：一是明确桓温“窥觎非望”，也就是觊觎神器或者皇帝的宝座；二是对他的不臣之论“众莫敢对”，听懂了却不能表态，或不敢表态，认同他的话有大逆不道之嫌，违逆他的意又有目下之忧，因为在他麾下，生杀与夺取决于他；三是他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这是什么意思，王敦又是什么人？
王敦乃西晋驸马、青州刺史，在导致西晋覆灭的永嘉之乱中，弃官散财，单骑还洛阳，追随当时的琅琊王、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睿渡江，为扬州刺史，都督征伐诸军事，拥戴司马睿建立东晋，即使不能说是开国元勋，也得说是中兴功臣，所以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马”即两晋皇族司马氏，“王”就是东晋大姓王氏。《晋书·王敦传》说：“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桓温之所以欣赏王敦，缘于他们的心是相通的：王敦“有问鼎之心”，桓温则“窥觎非望”。他们有太多共同之处：同样拜驸马都尉，王敦尚晋武帝女襄城公主，桓温尚南康长公主；同样是军事统帅，王敦于晋愍帝建兴三年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桓温于晋哀帝兴宁元年加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样有功于国，王敦有击平杜弢之功，桓温有伐蜀之功；同样专任阃外，又同样欲专制朝廷……而所有这些，使他们同样欲取司马氏而代之；最后，同样被正史归于犯上作乱的叛臣，写进同一篇列传，即《晋书》九十八卷《王敦等传》。
桓温既以王敦为“可人”，说明王敦有可让他仰慕之处，大约是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如对朝廷大动干戈。王敦既手控强兵，欲专制朝廷，晋元帝因而感到恐惧，遂引刘隗、刁协、戴渊为心腹。此举要么激怒了王敦，要么给王敦以口实，总之，王敦以讨刘隗等人为名，在武昌起兵，大破官军于石头城，将元帝腹心诛除殆尽。“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晋书·王敦传》），兄弟子侄皆居要害，自领益、宁二州都督，还屯武昌，而以官属留建康，遥控朝廷。
说到这里，回到流芳与遗臭的题目上来。如果说古人所谓流芳与遗臭大多是泛指，那么桓温所谓流芳与遗臭则有弦外之音或特定含义，那就是同当不当皇帝联系在一起。在当皇帝上，之所以存在流芳与遗臭的问题，涉及到一条历史定律，便是成王败寇。由于历史往往由成功者书写，或者为成功者书写，所以一旦成功，就入了正统，载入正史，享有开基创业的祖、宗之号，受到当朝乃至后世的供奉和纪念，在不朽的意义上略同于流芳后世；而一旦失败，就将被打入另册，被视为乱臣贼子，写进贼臣、逆臣或叛臣传，受到当朝乃至后世唾骂，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却是遗臭万载的恶名。
然而，无论王敦还是桓温，离皇帝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几乎是触手可及。王敦破石头城，官员奔散，晋元帝已准备让位，对他说：“欲得我处（皇位），但当早道（说），我自还琅琊，何至困百姓如此！”（同上）这时王敦如果顺水推舟，废帝自立，可说是易如反掌，但他却没有这样做。桓温本想“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同上）——这本是曹魏代汉、司马代魏的故事，是受禅称帝的节奏。不料伐前燕失败，于是用参军郗超计，废海西公（即废帝司马奕）而立简文帝。这时，桓温要废简文帝也不难，然而他却指望简文帝禅位给自己，结果没有等到，怨愤而死。
由此可见，对王敦和桓温来说，成功似乎不是问题；他们在能做皇帝的时候没有去做，应该还有其他考量。作为创业之君，首先就要考虑为子孙后代开创基业，而最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如果火候不到、条件不成熟而仓促上位，即便成功也不能传之久远。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用政治学观点看，大概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桓温之所以期待简文帝禅位于他，而不自取，恐怕就是出于合法性的考量。他并非没有篡位的打算，据《晋书·桓温传》：“时温有脚疾，诏乘舆入朝。既见，欲陈废立本意，帝便泣下数十行，温兢惧，不得一言而出。”可见桓温虽雄武，也有“心太软”下不去手的时候。
也许正是缘于他心存这一善念，以及能看清人心向背，所以他死得不太难看。简文帝临终，遗诏让他总统军国事；他死后也没有被视为叛臣，其子桓玄还得以为“五湖长”。而其子桓玄却不懂人心向背的道理，也不管条件成熟与否，“恐己当死，故与时竞”，迫不及待地窃据皇位，结果不仅帝王之业未成，自己也身败名裂，还连累乃父被打入另册（被《晋书》归于叛臣）。
倘若假以时日，王敦和桓温的目标应该说都能实现。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却没有足够长的寿命。王敦病甚，其党沈充、钱凤求计，王敦为之陈上中下三计：上计归身朝廷；中计收兵自守；“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王敦等传》）钱凤对其党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同上）遂与沈充定谋，须敦死后作难。王敦相当清醒，他知道无人可以托付兵权，却已无力掌控局面，目睹了部下的失败。
王敦自己没有称帝，却遗嘱养子王应称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后乃营葬事”。结果未遂兵败，被发柩斩尸——这就意味着被钉上历史耻辱柱，应了遗臭万载的说法。桓温对此看在眼里，但在行经王敦墓时，仍称其为“可人”，可见他并不在乎遗臭万载，既不在乎王敦遗臭万载，也不在乎自己遗臭万载。他也许并不拒绝流芳后世，却做好了遗臭万载的思想准备，在流芳与遗臭之间似乎不需要做出选择，因为他早已做出选择，两种结果他都准备接受。
王敦和桓温都不需要出名，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已足以写入正史。而桓温所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虽然有特定背景，但把流芳后世与遗臭万载对立起来仍有普遍意义，以至类似说法在其身后几成格言，为少数人所崇信。他们大多并不像桓温那样“窥觎非望”，之所以这样说或这样想，就是要不顾一切地留名后世，即使留下为人唾骂的恶名也在所不惜。不排除极少数巨奸大恶将遗臭万载作为目标，但更多人恐怕是虽然预见到这种后果，却仍停不下伤天害理的行为，而对身后美恶无所顾忌。
【作者系列文史随笔《野狐禅随笔》第一集、第二集出版。连同此前出版的《我眼中的风景》，至今已出版系列及二级系列合集《春秋论》《死生论》《不死论》《居身论》《命运序》《漂亮与生存》，合计九十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