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许由，就不能不想到洗耳。尧让天下于许由的传说较早，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已不鲜见；许由洗耳的传说稍晚，较详记述见东汉蔡邕《琴操》。《琴操》下卷有《箕山操》，据说乃许由所作，记许由的传说甚详：
许由者，古之贞固之士也。尧时为布衣，夏则巢居，冬则穴处，饥则仍山而食，渴则仍河而饮……以清节闻于尧，尧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玺禅为天子。于是许由喟然叹曰：“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求禄位也；放发优游，所以安己不惧，非以贪天下也。”……于是许由以使者言为不善，乃临河洗耳。
箕山据说是许由隐居之处，所以又名许由山；后人用“箕山之志”表示隐居不仕。传说中的许由生活在三代之上，而这段记述却非三代之上所当有：尧何尝为天子，又何尝有符玺？尧时何尝有布衣，又何尝有禄位？倘若私有制和社会等级制尚未形成，那么就不当有官职和俸禄，也就无所谓“布衣”，即没有官职的人；何况尧“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想必布还没发明出来。从几个关键词（天子、符玺、布衣、禄位）看，以上记述所反映的，当是封建大一统时代的现实。
《箕山操》还说，樊坚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得知尧聘许由为天子，于是说：“尊位何为恶之？”许由说：“吾志在青云，何仍劣劣为九州伍长乎？”所谓“志在青云”，也许是崇尚与回归自然。在封建大一统时代，如果说以天子为尊属于主流价值，那么“志在青云”就是非主流价值。由此可见，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已出现分化。
樊坚显然也是高士，对许由洗耳想必不以为然。“于是樊坚方且饮牛，闻其言而去，耻饮于下流。”之所以“耻饮于下流”，也许觉得许由的话不着边际，不免产生反感；也许与许由一般见识，担心许由会把听进去的不善言词洗到河里；还可能以为许由洗耳的行为本身不善，也会弄脏河水。这层意思，《箕山操》比较含蓄、模糊，而皇甫谧《高士传》则直言不讳：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于是遁耕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声，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巢父也是尧时的隐士，相传筑巢而居；而从他“牵犊欲饮”来看，更像是农业社会的田园生活。虽然如此，他隐居的境界确乎高出许由之上，对许由的批评不无道理。在他看来，许由名为隐居，实为“浮游”，不是隐居在高山深谷，而是游走于人前；不是逃避名声，而是“欲闻求其名声”，也就是使其名声得以传扬。巢父也如樊坚耻饮于下流，不过他直斥许由洗耳“污吾犊口”，不客气地嫌许由弄脏了河水，公然“牵犊上流饮之”，不给许由留面子。
许由的传说源于何时，不得而知。可知的是，从先秦的《庄子》，到东汉蔡邕的《箕山操》，再到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这一传说不断丰富发展，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特别是洗耳这一情节，从无到有，反映了古代读书人思想观念的演变。因“恶闻其声”而洗耳，未免矫情，且有沽名钓誉之嫌。不善的言辞一旦听进去，就到了心里，而不是停留在耳中，洗耳如何洗得出来？所以李白有诗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认为洗耳不如洗心来得彻底。辛弃疾有词云：“已被尧知方洗耳，毕竟尘污人了。”（《贺新郎》）等到出了名再洗耳，耳根已不清净（“尘污人”用《世说新语》典故）。
如果说隐居是一种非主流文化，那么许多读书人由于忘不了也放不下主流文化，即使隐居也不彻底，还可能以隐居为矫饰；也许正缘于此，《高士传》中出现的巢父形象，就是要揭穿这种文化的虚伪。以笔者浅见，洗耳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表达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又像是一种意象，即表意之象，表达同功名利禄决绝之意；还可以说是一种叙事方式，因其独特性而引人注目，易于被人记住，从而使名声得以传扬。
古人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达”时不用说，尽可以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适用“学而优则仕”的主流文化；当这条路走不通时，就适用一个“穷”字——不是物质匮乏，而是命运窘迫。既不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只好“独善其身”，泯然于众人，于是就有所谓隐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隐居文化。许由洗耳的传说，大概就属于这种文化。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不是三代之上的许由要洗耳，而是三代之下的后人要让他洗耳。为什么让他洗耳？无非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怀才不遇、愤世嫉俗，或者故作高清。他们虽曰隐居，实不甘心，用巢父的话说就是：“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声”。据《箕山操》，洗耳后的许由“名布四海”，倘若他有意出名，那么他的目的确乎达到了。
如巢父所说，“子若处高岸深谷，谁能见子？”真正的隐士，隐于高山深谷，就不该有名，而许由、善卷等人居然有名，以致尧、舜都知道他们是高士，要把天下让给他们；又如前所述，“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尧、舜要找的本该是不好名的人，而找到的许由、善卷等人却偏偏有名，他们是好名呢，还是不好名？这些问题，放在三代之上确乎是悖论，而放在三代之下却是现实。随着隐居文化的发展，人们一方面看到隐居可以出名，另一方面也看到出了名还可以做官，于是学会把相悖的两方面统一起来，从而曲折地达到目的，隐居于是成为做官的捷径。据《大唐新语》：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
卢藏用初举进士，因不得调而隐居终南山。武后长安间征为左拾遗，中宗、睿宗时历官吏部、工部等职，官至尚书左丞。唐玄宗先天二年，因阿附太平公主而被流放岭表。卢藏用因隐居而出名，因出名而被征，这似乎怪不得他，而据《新唐书·卢藏用传》：“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随驾与隐居本来南辕北辙，隐士而有随驾之名，说明他隐居时就有意出仕，难怪当这一点被司马承祯说破时，他面有惭色。
【作者系列文史随笔《野狐禅随笔》第一集、第二集出版。连同此前出版的《我眼中的风景》，至今已出版系列及二级系列合集《春秋论》《死生论》《不死论》《居身论》《命运序》《漂亮与生存》，合计九十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