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台北所在的台北盆地，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概括。论面积，台北盆地不如台中盆地；论富庶，不如台岛西南的嘉南平原；论开发历史，也不如屏东平原。但为何却在最近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异军崛起，成为台湾岛上当仁不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带着这个疑惑，笔者查阅了不少资料后才豁然发掘，台北崛起的底蕴就在其所在的台北盆地。

台北盆地的基本盘画像

台北盆地是台湾岛上的第二大盆地，面积约243平方公里，北以大屯山火山群为界，东部和南部被雪山山脉的余脉形成的丘陵所环绕，西有基隆竹南丘陵的观音山、林口台地等围绕，周边长约70公里，形状完整。整个台北盆地地势低平，除山麓与河边外，东南稍高，西北稍低。

作为一个构造盆地，台北盆地由地层断裂陷落而成，盆地四周至今遗留的许多断层线，如东南侧的台北断层、新店断层、大坪顶断层等，都是台北盆地成因的“见证人”。也由于断层下陷的原因，从东南、东北方向发源而来的基隆河、新店溪、大汉溪不断在这个巨大的低洼处冲击、沉积，最终随着大量泥沙不断充填，台北盆地初现雏形。

而作为台北盆地命脉水源的“母亲河”——淡水河也在汇合基隆河、新店溪、大汉溪等溪流后，在冲开观音山和大屯山的阻拦后汇入台湾海峡，石门以下的河床不但平缓，而且十分宽阔，再加上充沛降水带来的丰富水量，使得淡水河的航运在全盛时期，舟楫甚至能航行至大汉溪，而这已经深入到了台北盆地的内部。这一优势，是更长，流域面积更大的浊水溪、高屏溪所不具备的。

台北淡水河的渔人码头

而台北市就坐落在台北盆地中央的淡水河畔，依山傍水。大汉溪与新店溪在艋舺交汇成的淡水河，也就成了台北的主旋律；而蜿蜒迂曲的基隆河，则构成她柔美的副调，这三条河流分别从西、北、南三面围绕着台北市，可以说既占山势，又得“水利”。要知道在工业革命前，水运可是人类最为便捷、可通达最远的交通方式，而临水而居，解决水源问题，又是古代先民生存的首要条件。

台北淡水河畔

所以历史上，世界上许多繁华的大都市都往往坐落在大河边，如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塞纳河畔的巴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渭河畔的长安城、黄河伊河畔的洛阳城、长江之畔的南京城...，而台北也借着淡水河的航运便利优势，从寻常的村庄聚落脱颖而出发展为城市的雏形。

闽粤移民开发台北平原

这个崛起的故事，从300年前徐徐拉开了序幕。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泉州“垦号”陈赖章申请开垦“大加纳堡”（今台北市中正区一带）。他召募大批福建移民，在风光如画的淡水河畔盖起了家乡的房舍，第一个汉人的村落——“新庄”出现了。但也只能算作后来者，因为早在史前时代，以泰雅族、阿美族、达悟族和卑南族等为代表的原住民族群就来到了台湾岛，台北盆地正是平铺族“凯达格兰人”的居住地。

但自18世纪清朝中后期来自大陆的汉人移民不断地迁入，成为了台湾岛的绝对主力。据史料记载，在1833年，台湾人口已经达240万左右，其中原住民仅约10万。至1895年时，原住民仍然维持这个数字，但闽粤移民及其后代却激增至300余万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近代史即是一部移民史。

艋舺龙山寺，堪称台北市的信仰中心，前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鼎盛

在移民心中，对尚未开发的台湾岛充满着各种关于财富、土地和权势的想象，但实际情形却浸满着血与泪。因为当时的台湾岛上并非是黄金遍地之地，相反祖居于此的原住民还处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阶段，语言不通，二者沟通困难。为了生存而不断开荒，移民与原住民冲突不断。在《俎豆同荣》一书中，作者借着林佑藻母亲之口，叙述了一段福建泉州的晋江、惠安和南安移民初来台北盆地时，与原住民的一段冲突。

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故事有些《农夫与蛇》的意味，结局是福建泉州移民战胜了原住民，赢得了台北盆地，原住民被迫迁徙至台湾的中央山脉深处。站稳脚跟的福建移民，往往会按照地缘关系聚集在一起，既按照祖籍，按照同乡组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其实这也好理解，毕竟同乡在语言、风俗习惯上相同，易于相互照应，共同开拓、防御外来侵扰。

但以祖籍、同乡聚集也是一把双刃剑。同乡之间会互帮互助，但在遇到异乡族群时，就不那么友好了。所以在进入台北盆地早期的移民群体中，漳泉（福建漳州与泉州）移民械斗、闽粤械斗格外频繁，以至有了“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反”的民间俗语。据台湾历史学者薛化元先生的保守估计，仅在晚清大规模械斗便多达60余次，小型械斗更是不计其数。

台北轮廓的三足鼎立：台北府城、艋舺、大稻埕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深究这点，就要从组成台北的三大部分来讲了，繁华的台北城，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清政府建造的台北府城，还有艋舺和大稻埕两地，它们在淡水河边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台北府城建成于1884年（光绪十年），是当时历来“消极治台”的清政府一反常态，倾力打造规划的最后一个府城，仅城墙就耗费了30余万根上好石材。

可惜的是20年后它便被侵占台湾的日本人拆毁殆尽。而艋舺，亦称“番薯市街”，所谓的“艋舺”，其名源于平埔族原住民的独木舟发音，类似Manga。淡水河边的独木舟，预示了它未来的兴盛将与艋舺码头的河港贸易相关。来自福建泉州晋江、惠安和南安的移民赶走了原住民，在这里经营茶叶、稻米、中药材、布匹等生意。凭借着淡水河支流三水相会的水运条件，加上沿岸地形有利于码头的设置和市街的扩展，逐渐成为了台北盆地的货物集散地。

清末时淡水河上停泊的货船景象，浩浩荡荡。

当时的淡水河流域，森林茂密，水源充足，河床也较深，大型帆船出入十分便利，来自台北盆地的货物可以沿淡水河顺流而下，进入台湾海峡，抵达海峡对岸。于是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艋舺与大陆的贸易愈发兴盛起来，通航的口岸，也从福建沿海扩大到福建、浙江、广东三省。

清末的大稻埕港口，当艋舺码头因河港泥沙淤积而衰落，大稻埕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台湾全岛最重要的商贸窗口。

到了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原设在淡水的“都司”移驻艋舺，这里逐渐成为台湾北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当时台湾民众中流传着“一台二鹿三艋舺”的说法，“台”是指曾长期作为台湾全岛政治经济中心的古城台南；“鹿”是指位于台湾中部西海岸的彰化鹿港，曾一度垄断大陆与台湾的海运交通。艋舺是后来居上，逐渐有了取代台南与鹿港的趋势。

艋舺和大稻埕两个区域，与台北府城呈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成了清朝时的台北。

至于大稻埕，其崛起则是因为茶市，由于淡水河东岸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辟为良田，而且附近山水相间，十分有利于茶树种植。1868年（同治七年），苏格兰商人约翰·陶德来到艋舺。陶德是首位来台的洋商，他再三考察了台湾的情形后，将福建安溪茶引种至台北盆地的丘陵地带，并在台湾淡水开设了宝顺洋行，想借助艋舺商贸重镇的运输优势，但占据艋舺的三大姓，却保守的群起议，阻其开业，并捣毁约翰·陶德的住所以及工厂设备，最终酿成死伤惨剧。经此“艋舺租屋事件”一案，之后鲜有洋商敢于问津艋舺。

20世纪30年代的大稻埕庙会，群众簇拥着城隍爷的神轿。大稻埕的建筑风格与艋舺截然不同，华洋杂糅是主旋律。

于是茶树种植中心便转到了艋舺以北的大稻埕，大稻埕凭借更具开阔的地形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下半叶，台湾北部广植茶树，茶叶商人汇集，茶行、茶厂和茶馆多达100余家，大稻埕成为台湾一大茶市，其商业繁荣程度甚至超过艋舺。在这个背景下，清廷决定在艋舺与大稻埕间的田野地，兴建台北府城作为行政中心。台湾建省后，台北终于取代台南，成为全台首府。

台北淡水河

今日的台湾省首府台北市

这就是台北蛰伏两百多年，依托淡水河带来的航运便利，和台北盆地赋予的茶叶种植、贸易优势，后来居上，超越台南、台中，成为台湾省首府的历程。如今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淡水河随着淤浅，航运优势转让给了基隆港，但随着铁路贯通台岛南北，以及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随其而来的150余万人外省人涌入，台北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熔炉，深刻影响着台湾岛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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