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的眼光
＂李美兰，你是要嫁人还是要选壮劳力？＂我翻着白眼对母亲说，心里委屈得像打翻了五味瓶。
那是1976年初春，文革已进入尾声，工厂里的大字报渐渐少了，但人们的日子依然紧巴巴的。
我叫李美兰，那年刚满二十二，在国营第三纺织厂做质检员，手脚麻利，眼睛尖，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
母亲是老式纺织厂的退休工人，一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线头痕迹。
自从去年秋天开始，母亲就一门心思想把我嫁出去，总说女孩子到了年龄就得成家，再拖下去，就成了厂里的＂老姑娘＂，让人笑话。
＂美兰啊，咱们虽然不富裕，但也不能把你随便嫁了。＂母亲常这样念叨，＂要找就找个实在人，有手艺的，日子才有奔头。＂
那天下午，我刚从车间下班回来，头发上还沾着棉絮，脸上也是一层细细的浮尘。
一进门，就看见客厅里坐着个陌生男人，黝黑的脸庞，身材魁梧，两只手像铁锹一样大，正局促地摆弄着我们家那只缺了口的搪瓷茶缸。
＂美兰回来了，快来见见张师傅。＂母亲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向我使眼色，＂这是锅炉厂的钳工张大虎，手艺好着呢。＂
那个叫张大虎的男人站起来，比我高出大半个头，肩膀宽得能挑两筐煤，两手不知道往哪放，只好搓着裤子。
他朝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在黑脸上格外显眼，像是夜里突然亮起的灯。
＂美…美兰同志，你…你好。＂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翻了个白眼，心想：就这么个粗人，连话都说不利索，母亲也舍得把我往火坑里推？
张大虎在我家吃了晚饭才走。饭桌上，他话不多，却吃得香，母亲频频给他夹菜，那架势仿佛他已经是我家女婿了。
＂大虎啊，多吃点，别客气。＂母亲热情得过分，＂我们美兰做的糖醋白菜，可是一绝。＂
我知道那糖醋白菜明明是母亲做的，却也懒得去拆穿她，只是低头扒饭，一句话也不想说。
晚上，母亲坐在我床边，语重心长地说：＂闺女，男人不看皮相，看的是心肠和本事。大虎老实巴交，肯吃苦，这样的男人靠得住。＂
＂您懂什么？＂我倔强地背过身去，把被子一直拉到头顶，＂我不嫁，您想都别想！这辈子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嫁给这种黑炭头！＂
母亲叹了口气，轻轻拍了拍我的背：＂傻闺女，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大虎虽然长相普通，但人家在锅炉厂是技术能手，厂里的师傅都服他。＂
＂什么技术能手，不就是个粗人吗？您看他那手，粗得像铁钳子，摸一下准得起茧子。＂
＂那双手是干活儿的手，能养活一家人的手。＂母亲的声音多了几分严厉，＂你以为找个白白净净的，就能过好日子？女婿越俊，媳妇越穷，这话可不是白说的。＂
我钻在被窝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打小我就是厂区里出了名的＂争气孩子＂，十八岁就当上了质检员，技校毕业证书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我曾幻想着嫁个城里的机关干部，或者跟我一样有文化的技术工人，可现在母亲硬要把我往这＂黑炭头＂怀里推，我能不委屈吗？
＂时代不同了，美兰。＂母亲的声音柔和下来，＂你知道咱家什么条件，你爹走得早，家里就咱娘俩相依为命。我不求大虎能多有出息，只求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能让你这一辈子不受苦。＂
我没有吱声，却听见母亲轻轻抽泣起来。
＂你爹当年就是手巧，可人命苦啊，才四十出头就走了。＂母亲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你还记得咱家那只木头小鸟不？那是你爹临走前给你刻的，说让它陪着你长大。＂
我的心猛地一颤。那只木头小鸟还放在我的枕头底下，每晚入睡前，我都会摸一摸它光滑的翅膀，仿佛这样就能触摸到那个我已经记不清面容的父亲。
＂大虎啊，我看他就跟你爹一样，是个实诚人。＂母亲继续说道，＂你可能不知道，前年厂里困难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减薪，就为了不让徒弟下岗。这样的人，心肠好着呢。＂
我依然不作声，心里却掀起了波澜。
谁知一个月后，在母亲的软磨硬泡下，我还是披上了红盖头。那天，我穿着新做的红布旗袍，脚上是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的一双皮鞋，头上别着借来的凤钗。
婚礼比想象中还要简朴，连像样的喜糖都舍不得买，只有厂里的几个姐妹来捧场，放了两张样板戏的唱片当喜歌，院子里拉了几条红绸带，贴了几个＂喜＂字，就算是装饰了。
张大虎穿着借来的中山裝，黑色的布料衬得他更黑了，但他笑起来的样子倒是有几分憨厚可爱。
＂美兰，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张大虎的妻子了。＂他握着我的手，郑重其事地说，难得地没有结巴，＂我张大虎这辈子，一定会对你好。＂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就这样，我住进了大虎在锅炉厂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陈设简单得可怜：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衣柜，再加上几个铝制饭盒和搪瓷缸子，就是全部家当。
床头还挂着一幅毛主席像，下面搁着一个收音机，是大虎舍不得花钱，攒了两年工资买的。
＂这收音机好，能听广播，还能听戏曲。＂大虎憨厚地笑着，＂我知道你喜欢听《白毛女》，这个能收到。＂
我没想到他竟然记得我喜欢听《白毛女》，心里不禁一暖，但嘴上还是硬梆梆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听？＂
＂上次去你家，看见你床头放着《白毛女》的戏本，就猜你爱听这个。＂大虎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
我心里微微一震，没想到这个粗人还挺细心的。
婚后的日子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熬。张大虎虽然话不多，但体贴入微。每天早上，他总是比我先起床，烧好炉子，把屋子暖和起来，再把早饭做好。
＂媳妇，起床了，趁热吃。＂他轻声叫我，生怕打扰了我的睡眠。
豆浆是用手摇的石磨磨出来的，热气腾腾，有股淡淡的豆香；馒头是前一天晚上发好的面，蒸得松软香甜。
那时的物资紧缺，粮票、布票、油票都得精打细算。大虎总是凌晨四点去排队买粮，无论寒暑。回来时，他身上会带着露水或霜气的味道，却从不抱怨一句。
＂你干嘛要去排那么早的队？＂我问他，＂工厂食堂不是可以吃饭吗？＂
＂那饭菜没咱家做的好吃。＂他咧嘴一笑，＂再说了，你不是爱吃白面馒头吗？食堂里可没这待遇。＂
我听了，心里微微一动，却还是故作不屑：＂馒头有什么好吃的，不就是面粉和水吗？＂
＂不一样，＂他认真地说，＂你喜欢的馒头要放一点点儿糖，醒面的时候不能着急，得等它自己发起来，蒸的时候火候也要掌握好。＂
我惊讶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问过你娘。＂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结婚前，我特意去学的。＂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黑黝黝的汉子，似乎也没那么粗俗了。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一场变故的到来。
那年夏天，我病倒了，高烧不退。大虎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医院赶。
那是个雨夜，十里泥泞路，他硬是一口气背到了县医院。我靠在他宽厚的背上，闻着他身上的汗水味和机油味，竟然觉得格外踏实。
那时厂区离县医院有一段不近的路，且不通公共汽车，平常人走得脚打蓬，更何况是背着一个成年人。
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浸湿了他的衣襟，可他却像感觉不到一样，只是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
＂大虎，我太重了，你放我下来吧，我能走。＂我有气无力地说。
＂别怕，马上就到了。＂他的声音里透着坚定，＂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跟岳母交代啊。＂
挂完吊瓶已是凌晨，他在我床边坐了一夜，大手紧握着我的手，眼睛里满是担忧。
第二天清晨，我的烧退了，他才松了一口气，脸上的疲惫一下子显露出来。
＂你昨晚没睡？＂我问。
＂睡了一会儿。＂他笑笑，眼睛却是红的。
我知道他在说謊，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回家后，他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煮稀饭、熬药，样样亲力亲为。那双曾经被我嫌弃的粗糙大手，在照顾我的时候却显得那么温柔小心。
我开始对这个黑壮的丈夫有了新的认识。
邻居王大娘看见他端着药碗进出，忍不住打趣：＂大虎啊，你这是把美兰当宝贝供着呢。＂
＂那可不，＂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她是我媳妇，不珍贵谁珍贵？＂
王大娘意味深长地冲我笑：＂美兰啊，你这运气可真好，找了个这么好的男人。＂
我脸一红，心里却不由得认同：是啊，我运气确实不错。
最难熬的是七七年，工厂停工整顿，许多人下岗回家。那年计划经济调整，全国不少工厂面临减产甚至倒闭的危机。
大虎所在的锅炉厂也不例外，一次大裁员中，他也在名单里。
那天他回来，脸上没有多少沮丧，只是比平时少说了几句话。
＂没事，＂他看我担心的样子，反倒安慰我，＂咱手艺在身上，饿不着。＂
让我惊讶的是，他没有一天消沉，改做起了木工活。那双曾经握钳子的大手，竟能做出精致的柜子和椅子来。
院子里很快搭起一个简易的工棚，里面摆满了各种木工工具，有不少还是他自己打造的。木头的香气和刨花的气息弥漫在我们小小的院子里。
每当我看他专注地打磨木料时，那认真的神情，让我心里泛起温暖的涟漪。他的眉头微皱，嘴唇紧抿，手上的动作却是那样轻柔有力，仿佛那不是一块木头，而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我想起了父亲留给我的那只小木鸟，某天晚上，我鼓起勇气把它从枕头底下拿出来，递给大虎看。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我轻声说，＂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只小鸟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大虎接过小木鸟，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
＂做工真好，＂他赞叹道，＂你爹手艺真棒。＂
然后他抬起头，眼里闪着光：＂我能不能也给你刻一只？不，我给你刻一对，公的母的，这样它就不孤单了。＂
我鼻子一酸，点了点头。
三天后，他果然拿出两只小木鸟，一只稍大，做工粗犷有力，一只稍小，线条柔和细腻。两只小鸟并排站着，相互依偎，宛如一对恩爱夫妻。
＂大的是我，小的是你，＂他不好意思地说，＂咱俩在一起，就像这两只小鸟一样。＂
我接过木鸟，心里一片柔软，忍不住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第一次，我觉得他的黝黑和魁梧是那么可靠。
那时候，街坊邻里大多数也是从工厂下岗的工人，日子都不好过。我们那条小巷子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着些手工制品，有的做鞋垫，有的织毛衣，有的做豆腐，大家互相照应，共度时艰。
＂美兰啊，你家大虎的手艺真好。＂隔壁的李婶经常这么夸，＂我那张八仙桌就是他修的，比新的都結實。＂
我听了，心里涌起一股自豪感，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
有一次，邻居赵师傅家的孩子病了，没钱买药。大虎二话不说，拿出半个月的木工收入借给他们。
赵师傅感动得直掉泪，大虎却只是憨厚地笑笑：＂咱们大院的人，都是一家人，别客气。＂
那天晚上，我靠在他怀里，闻着他身上木屑的清香，心里满是感动。
＂你怎么这么大方？那可是半个月的收入啊。＂我问他。
＂钱没了可以再挣，＂他认真地说，＂可人要是垮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再说了，咱们院子就这么些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我突然發現，这个外表粗犷的男人，内心却如此温柔细腻。
七八年冬天，文革正式结束，全国迎来拨乱反正的春风。工厂重新开工，大虎因为手艺好，被工厂返聘，还提拔为车间组长。
那天他回来，脸上的笑容比过年还灿烂，一进门就把我抱起来转了好几圈。
＂美兰，厂里让我回去了，还当了组长！＂他兴奋地说，＂工资比原来高了一档！＂
我看着他黝黑脸上洋溢的喜悦，忽然发现，他笑起来的时候，有种特别的魅力和阳光。
那晚，我特意做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白菜丸子汤，还拿出了珍藏已久的一小瓶白酒。
＂来，喝一杯，庆祝你升职！＂我给他倒上一小杯。
他却先把酒杯推到我面前：＂你先喝。＂
＂我不会喝酒。＂我摇摇头。
＂不是庆祝我，＂他眼里满是柔情，＂是谢谢你这一年多来的支持。要不是你一直鼓励我，我可能早就灰心丧气了。＂
我心头一热，眼圈不知不觉红了。回想起当初对他的嫌弃和轻视，再看看眼前这个质朴可靠的男人，我心中涌起深深的愧疚和感激。
我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辣得我直皱眉头，却甜在心里。
日子渐渐好起来了。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我们所在的小城也开始有了变化，街上出现了彩电、冰箱这样的＂新三大件＂广告，人们的衣着也渐渐鲜艳起来。
大虎在厂里工作稳定，我也重返纺织厂。我们省吃俭用，终于在八二年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成了院子里第一个拥有电视的家庭。
每到放映《霍元甲》或者《上海滩》的晚上，邻居们都会聚到我家小小的客厅里，挤在一起看电视。大虎还特意做了几条长凳子，摆在电视机前。
＂美兰，你这福气真不赖。＂王大娘总是这么说，＂大虎不但能干，还这么孝顺，你娘住在你们家，那叫一个舒心。＂
是的，母亲在我结婚两年后就搬来和我们同住了。让我感动的是，大虎对待母亲比对我还要体贴周到。
每天早上，他都会先给母亲准备好热水和早饭，再叫我起床。冬天里，他总是提前帮母亲把被窝用暖水袋暖好。
＂妈，您脚冷不？我给您暖暖。＂他常常蹲在母亲脚边，把那双布满老茧的脚放在自己温暖的大手里轻轻揉搓。
母亲眼里闪着泪光，对我说：＂闺女，你找了个好男人啊。＂
我心里既骄傲又愧疚。记得当初是我一个劲儿地嫌弃他黑，嫌弃他壮，嫌弃他说话结巴。如今看来，这些外在的缺点与他内心的温暖和坚韧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九十年代初，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大的变化。大虎在厂里被评为劳模，还加入了党，成了车间的骨干。
我们也终于搬出了那间小平房，住进了单位分配的两居室楼房，有了属于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
搬家那天，大虎小心翼翼地把那三只小木鸟放在新家的电视机顶上，摆成一排。
＂这三只小鸟，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变化。＂他感慨道。
我站在他身边，看着那三只小小的木雕，突然明白了它们的含义：第一只是父亲留给我的过去，第二只和第三只是大虎给我的现在和未来。
＂大虎，谢谢你。＂我轻声说。
＂谢我啥？＂他憨憨地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在黝黑的脸上依然那么显眼。
＂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好，对我娘的好。＂我靠在他肩膀上，感到无比的安心。
＂傻丫头，＂他揽住我的肩膀，＂你是我媳妇，我不对你好对谁好？你娘是我娘，我不孝顺她孝顺谁？＂
就是这样简单朴实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老院子的梧桐树下，看着满头白发的大虎和邻居们下象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黝黑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依然黑，依然壮，只是鬓角爬上了霜雪。那双曾经握过钳子、锯子、凿子的手，如今轻捻着棋子，依然有力。
＂美兰，再给我倒杯茶。＂他朝我笑着喊道，牙齿依然白得发亮。
我递给他一杯热茶，看着他粗糙的大手小心地接过茶杯，心中涌起无限感激。
谢谢母亲当年的坚持，让我嫁给了这个看似粗犷却内心温柔如水的男人。
那天，我去看望已经八十多岁的母亲，她耳不聪目不明，但精神还好。
＂娘，您还记得当年是怎么说服我嫁给大虎的吗？＂我问。
母亲慈祥地笑了：＂记得，我说男人不看皮相，看心肠和本事。＂
＂您说对了，＂我握着母亲布满皺紋的手，感慨万分，＂要不是您当年坚持，我可能错过了这辈子最好的男人。＂
＂傻丫头，＂母亲拍拍我的手，＂娘是过来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能让女儿一辈子幸福。外表好看的小伙子多的是，但能像大虎这样，踏实肯干、疼老婆的可不多。＂
是啊，婚姻不是选择外表，而是选择一颗能与你共度风雨的心。
回到家，我把当年嫌弃大虎的事告诉了他，他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早知道你嫌弃我黑，＂他揽住我的肩膀，＂不过我也知道，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能让你改变主意。＂
我靠在他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那么沉稳，那么有力，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朴实无华却坚定不移。
窗外，夕阳西下，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紧紧连在一起，仿佛这一生，我们注定不分彼此，共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