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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是县里科长,我妈从未向外人提起,我妈被打后,他来了
怀旧的岁月

无声的力量

"你快跑,别回头!"母亲颤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她满脸是血,推着我往村口跑去。

寒风割着我的脸,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却依然温暖。

我叫周明志,那年我十三岁,是公社大队长眼中的"知识分子家庭子女"。

母亲周玉兰在大队里当会计,一辈子老实巴交,从不多说一句话,手上的老茧比村里任何一个庄稼汉都厚。

父亲早年因病去世,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村东头那间坐北朝南的土坯房里。

那是1969年的腊月,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是母亲盼着过年时能给我炒个辣子鸡蛋改善生活。

大队的广播喇叭里正播着《东方红》,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真地核对生产队的账目,眉头紧锁。

"这粮食产量数据不对啊,比实际收成多了近两成。"母亲小声嘀咕,手中的算盘珠子拨得飞快。

我在一旁读着借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听见母亲的话,心里一紧。

那本发黄的书是我从学校图书角偷偷带回来的,被发现可是要挨批的,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

第二天一早,母亲穿上那件补了又补的蓝布棉袄,带着账本去了大队部。

"娘,要不算了吧?"我拉着她的衣角,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安。

母亲摸摸我的头,脸上露出少有的坚定:"明志,做人要有骨气,爹临走前就是这么教你娘的。"

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母亲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通往大队部的小路上,不知为何,眼眶湿润了。

那天上午,天空阴沉得厉害,村里的老人说,这是要下大雪的征兆。

正在学校上课时,王大妮的娘风风火火地跑来,扯着嗓子在校门口喊:"明志!明志!你娘出事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丢下笔就往外跑,半路上就听见了大队部传来的喧哗声。

"反动知识分子的婆娘,敢和我顶嘴!"李铁生的吼声在村里回荡,宛如一道惊雷。

我挤进人群,只见母亲蜷缩在大队部的台阶上,脸上满是血迹,她的账本散落一地。

大队长李铁生站在台阶上,脸色铁青,他五十岁出头,身材魁梧,在文革初期当上了大队长,仗着自己是贫农出身,平日里横行霸道。

"玉兰,你这是存心给我找麻烦!县里要来检查,你非要把实际数报上去,这不是砸我饭碗吗!"李铁生一脚踢开地上的账本。

母亲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又被他一把推倒:"下次再敢多嘴,有你好看!"

村里人都低着头,没有一个敢上前阻拦,只有王大娘递给母亲一块手帕,让她擦脸上的血。

"明志,咱回家。"母亲看见我,强撑着站起来,拉着我的手往家走。

她的手冰凉,却依然紧紧牵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需要保护的人。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言不发,只有血从她的额角滴落在雪白的路面上,像几朵妖艳的花。

"娘,咱去卫生所看看吧。"我哽咽着说。

"不碍事,娘皮糙肉厚。"母亲扯出一丝难看的笑,用袖子擦了擦脸。

家里的墙角渗出了水,屋顶的茅草已经陈旧,冬天的风从缝隙中灌进来,呜呜作响,像是在为我们的处境哀叹。

母亲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布包,取出一点红药粉撒在伤口上,疼得直抽气,却不肯出一声。

我端来一碗热水,心疼地看着母亲苍白的脸:"娘,为什么李队长打你,没人管啊?"

母亲苦笑一下:"这年头,谁敢管啊?再说了,咱家本就是知识分子家庭,你爹又是中学老师,在村里本就不受待见。"

夜深了,我辗转难眠,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和母亲压抑的啜泣声,心如刀绞。

天亮时下起了雪,鹅毛大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落,给贫瘠的土地披上了一层银装。

我从未听母亲提起她有个在县里当科长的大舅,每次问起外家,她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只说娘家人都不在了。

母亲常教我:"做人要本分,不能仗势欺人,也不能靠关系走后门。"

我以为我们在这世上只有彼此,像两粒微不足道的尘埃,随时可能被风吹散。

那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正在院子里扫雪,突然听见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在这个连拖拉机都少见的小村子里,这声音宛如天外来客。

我透过结了冰花的窗户,看见三辆黑色吉普车停在了我家门口,雪地上印下一串深深的车辙。

村里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这罕见的场面,几个老人则交头接耳,猜测着是不是又有"大人物"下乡视察。

一个戴着厚厚眼镜、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大步走进院子,他身后跟着几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腰间别着皮包,一看就是机关干部。

我听见母亲轻轻地喊了一声:"大哥..."

那一刻,母亲的声音如此柔软,像是一块坚硬的石头突然裂开,露出里面柔嫩的芽。

"玉兰,我来晚了。"那个被称作大哥的人哽咽道,目光落在母亲脸上尚未消退的伤痕上,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光。

母亲慌忙把他让进屋,我看见她悄悄抹去眼角的泪花,又变回了那个坚强的周玉兰。

"大哥,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好了,不到万不得已..."母亲轻声说,声音里有掩不住的惊慌。

"这就是万不得已!"大舅一拳砸在我家那张缺了腿的方桌上,桌上的碗"哐当"一声差点掉到地上。

我从未见过母亲这般慌乱,她像只受惊的兔子,眼睛四处张望,生怕被人看见似的。

"是谁打的你?"大舅问,声音低沉得像是一头蓄势待发的狮子。

"娘,是李队长。"还没等母亲回答,我就抢先说道,心中有一股从未有过的勇气。

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告状,但这一次,我忍不住了。

"郑建国,你来干什么?这是我们大队的内部事务!"闻讯赶来的李铁生气势汹汹,推开围观的村民,大步走进我家院子。

但在看清来人后,他的声音明显弱了下去,脸上的横肉也抖动起来。

"李铁生,打人是什么革命行为?"郑建国的声音不大,却如同寒冬里的冰锥,让李铁生双腿一软,几乎跪在了地上。

"郑...郑科长,您听我解释,这是个误会..."李铁生的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尽管外面零下十度的寒风正呼啸而过。

母亲急忙上前,拉住大舅的胳膊:"大哥,算了,他也是一时糊涂。"

我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不敢相信昨天还趾高气扬的李队长,今天却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母亲居然在为打她的人求情,这完全不符合我心中"以牙还牙"的公平正义。

"玉兰,你别拦我,今天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大舅深吸一口气,转向李铁生,"你知道打人是什么罪名吗?"

李铁生面如土色,他当然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批斗甚至武斗司空见惯,但公然殴打他人,尤其是殴打会计这样的公职人员,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郑科长,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李铁生额头上的青筋暴起,跪在雪地里,浑身颤抖。

"你把账本交出来,我要亲自检查!"大舅冷冷地说。

村里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日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周玉兰,居然有这么硬的靠山。

那天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哥哥郑建国是县革委会的科长,一个在当时足以让乡村干部胆战心惊的职位。

二十年来,大舅和母亲几乎断绝了联系,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母亲的坚持。

"孩子他爹走后,大队的人就想把我们母子赶出村子,说我们是'黑五类'。"晚上,母亲对我讲述了过去的事,"是你大舅从县里寄来一封信,才保住了我们的户口。"

母亲从床头的夹板下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沓发黄的信纸,那是她写给大舅却从未寄出的信。

"哥,你的路还长,不要因为我和孩子拖累了你。"母亲读着信上的内容,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某种禁忌。

"文革开始时,你被下放到农场,我写信劝你忍辱负重,不是为了让你帮我出头。"

大舅眼中含泪,取下眼镜,使劲擦拭着:"妹妹,我回城后,一直默默关注着你们。"

"这些年,我没来看你,是怕给你添麻烦。"

"但听说你被打..."他捏紧拳头,指节发白,"血总归是血啊!"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血浓于水,也明白了母亲为何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肯向大舅求助。

原来,她不是畏惧,而是在保护她唯一的亲人,让他免受牵连。

窗外,雪越下越大,村里的小路已经被白雪覆盖,只有我家的炊烟固执地往天空飘去。

"大舅,我听村里王大爷说,您以前是北師大的高材生,怎么会..."我鼓起勇气问道。

大舅苦笑一声:"你娘没跟你说过吗?我是倒在了'阶级斗争'的浪潮里。"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的铜质怀表,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精致物件,表盘上刻着"为人民服務"几个繁体字。

"这是你外公留下的,当年他参加革命时用过的。"大舅轻轻摩挲着表面,"我下放时,你娘偷偷把它送给了我,说是让我记住初心。"

母亲的眼眶红了:"那时候,全家就剩下我们兄妹俩了,我总怕你受不了农场的苦..."

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露出如此柔弱的一面,她一直在我面前扮演着坚强的角色,从不让我看见她的眼泪。

"玉兰,苦没什么,关键是心不能苦。"大舅拍拍母亲的肩膀,"当年你瞒着家里,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换学费给我,我怎么可能忘记?"

那晚,我听母亲和大舅谈到很晚,他们说起了许多我不知道的往事。

原来,我们村近年修建的新学校和那条通往县城的公路,都有大舅暗中帮助。

"那学校原本是县里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我把它提前了。"大舅笑着说,"看见村里的娃娃们还在危房里上课,我就想起了当年的你。"

母亲倒了一杯热茶给大舅,那是她平日里舍不得喝的"君山银针",还是去年大舅托人捎来的。

"哥,这些年你帮了村里这么多,却从不让我说出去,为什么?"母亲好奇地问。

大舅抿了一口茶:"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是造福百姓,用不好就是祸害。"

他叹了口气:"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帮忙,是怕大家觉得这是我的恩惠,而不是他们应得的。"

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十三岁的我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炫耀,而在于默默地改变些什么。

第二天清晨,雪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银装素裹的村庄上,显得格外耀眼。

大舅要走了,他带来的人已经把车子发动起来,引擎声在清晨的村庄格外醒目。

李铁生一大早就候在了我家门口,手里提着两只肥鸡和一坛老酒,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

"郑科长,这是村里的特产,您带回去尝尝。"李铁生卑躬屈膝地说。

大舅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李铁生,我不吃这一套。"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文件:"这是查出来的问题,粮食数据造假,克扣农民口粮,挪用公款...你自己看着办!"

李铁生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手中的鸡和酒差点掉在地上。

"郑科长,我..."他嗫嚅着,不知该如何辩解。

大舅冷哼一声:"今天我不是以科长的身份来的,而是以玉兰哥哥的身份。"

他指着李铁生的鼻子:"我妹妹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村里的事,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李铁生连连点头,像是小鸡啄米:"一定,一定,我一定改正..."

大舅转身对母亲说:"玉兰,我走了,有事就去县里找我,别再逞强了。"

母亲点点头,眼角有泪光闪烁:"哥,路上小心。"

大舅走前,拍拍我的肩膀:"明志,做人要有骨气,但更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塞给我,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崭新的简体字版,封面上还有"内部发行"的字样。

"这书不错,好好读。"大舅眨眨眼,我知道他看见了我床下那本被翻得起毛的旧书。

目送着三辆黑色吉普车消失在村口的转弯处,我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

母亲站在院子里,静静地看着远去的车辆,眼里有复杂的光芒。

她转身对我说:"明志,咱们回屋吧,该做饭了。"

我点点头,帮她拿起扫帚扫院子,像往常一样。

"娘,为什么大舅二十年都不来看我们?"我忍不住问道。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有些路,看似远,其实一直在心里;有些情,看似淡,其实比山高比海深。"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直到我鬓角泛白,依然铭刻于心。

春天来了,村里的人对我和母亲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李铁生被调到了公社养猪场当饲养员,新来的大队长是个刚退伍的年轻人,姓张,做事公道,村里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

母亲依然当她的会计,每天起早贪黑,认真核对每一笔账目。

唯一不同的是,如今再没有人敢欺负她,就连平日里最爱嚼舌根的王婶都变得客气起来。

"玉兰啊,早就听说你哥在县里当官,咋不早说呢?"王婶笑呵呵地凑过来。

母亲淡淡地回答:"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各人有各人的路要走。"

这话传开后,村里人都说周玉兰是个有骨气的人,不靠关系吃饭。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到了初中毕业那年,县里有了推荐上重点高中的名额。

村里有人暗示母亲可以走走关系,让大舅说句话,就能保证我被推荐上去。

母亲却摇摇头:"明志要靠自己的本事考上,不然上去了又有什么用?"

我努力学习,最终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入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临走那天,母亲塞给我一个布包:"这是你大舅给你的,说是等你考上大学再打开。"

我好奇地掂了掂,感觉像是一本书。

1977年,高考恢复,我如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离校那天,我打开了大舅留给我的布包,里面果然是一本书,但不是寻常书籍,而是一本日记本。

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坚定和对正义的坚守。"

翻开日记,我看到了大舅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他如何在政治风暴中保持初心,如何在艰难时期默默帮助乡亲们,以及他对母亲深深的愧疚。

"玉兰为了我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这是我一生的亏欠。"一页泛黄的纸上,这句话被划了重点。

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教师,我才真正理解那种无声的力量。

我时常想起大雪纷飞的那一天,母亲那句"做人要有骨气"和大舅那句"真正的力量",它们交织成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尊严,在苦难中仍然心存善良,这是我从母亲和大舅身上学到的人生智慧。

血浓于水的亲情,不在于表面的联系,而在于危难时刻显露的真情。

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拿出那本已经泛黄的日记,轻轻抚摸那行繁体字的题词,感受那股穿越时光的温暖力量。

如今,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张张求知若渴的年轻面孔,我总是忍不住讲起那个雪天的故事,讲述那种无声却强大的力量。

那种力量,穿越了时光,跨越了苦难,最终塑造了我,也将继续塑造下一代人。

因为正如大舅所说:"力量不在于你能伤害多少人,而在于你能帮助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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