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开国大将陈赓从北京来到了上海华东局招待所疗养。在此之前，陈赓已经发生过了两次心肌梗死。陈赓的夫人傅涯不放心，要跟着一起到上海去，但陈赓不同意。傅涯心里着急，给组织反馈。

很快，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个到上海调研的工作。陈赓看到相关手续后，才同意让夫人随行。到上海的第二天，陈赓就催促傅涯去上班。时年才满58岁的陈赓，只能靠着手杖艰难挪动身体了。傅涯不放心，但还是被陈赓“催”走了。

傅涯走后，陈赓让秘书给他念文件。听到一份军委文件后，陈赓发了脾气。他怒斥道：“我还没死，成心的……”到底是一份什么文件，令陈赓如此发火呢？

其实，不怪陈赓发火。那时候因庐山会议风波，陈赓的政治处境不太好。他来上海后，对傅涯说：“上海的干部都不来看看我。”傅涯安慰他：“好多人都来了，只不过被医院给拦住了，你别多心。”没人来，加上秘书扣下军委文件，种种烦心事，令他很不愉快。

早在1957年，陈赓的身体就出现了大问题。那一年，他特别忙。不是在视察防务，就是开各种会议，还要到苏联访问、搞演习等等。这年12月的一天，当他吃了早饭，准备到总参（1954年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此后长期担任这一职务。1957年担任代理总参谋长）上班时，胸部突然感到疼痛，钻心的疼让他有种濒死感。终于他支撑不住，直接倒下了。

陈赓很快被送到北京医院抢救。等他醒来后，看到了病床边为他担忧的家人，却笑着说：“别哭丧着脸，我还没死呢！”陈赓是非常乐观的，说话也直来直去，幽默风趣。据说，当年他被授了大将军衔，回去后孩子问他，他就说自己是“豆瓣酱”。

在医院躺了3个月，陈赓是心急如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若他不把一天日程排满，就难受得想发火。从医院出来以后，陈赓还是老样子，分分钟化身“工作狂魔”。傅涯担心他的身体，很多危险的事情就尽量劝他不要干。但陈赓却不听。

1959年，陈赓要去京郊20公里的地方试车。他那时的身体状况不稳定，随时会出现问题。如果执意要去，肯定会吃不消。傅涯知道劝不住，只好让随行人员给他拿上急救药品，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也好及时抢救。试车后不久，陈赓又一次晕倒在地。至此，陈赓不得不被迫“退居二线”。

1960年11月，陈赓的心脏已经到了快停跳的边缘。他还是放心不下学院的事情，努力拿起笔写下对学校工作的六点建议。虽然陈赓不在工作第一线了，但他还是迫切地想要知道军队、学院的事情。可秘书却扣下了军委的文件，令他颇为恼火。

其实，军委的文件，并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秘书是担心陈赓的身体，知道他一旦有任务在身，便什么也不顾了。所以，在北京的时候，秘书没敢说。到了上海后，陈赓的病情稍微平稳下来，秘书才把军委文件给陈赓读了。

文件上说，军委要求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把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写成作战经验报告。陈赓一下子就精神了，他艰难地搀扶着手杖，走到了中国地图面前。因为自己的精力实在不够，陈赓便让秘书替自己记录。但刚写了一个开头，陈赓就觉得秘书没有写到他的“心坎”里。简单地说，秘书写的，与他想要表达的，存在一定的差距。

当傅涯下班回去后，陈赓便把情况和傅涯说了。傅涯虽然心疼陈赓，但她作为一名党员，一切要以党的利益为重。傅涯只好说：“等你身体好些了，你自己写吧。”陈赓听后，激动不已，当即就准备开写。当他摸到稿纸的那一刻，仿佛精气神都回来了。

陈赓写着写着，就忘记了疼痛，但病魔却没忘记他。陈赓突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缓了好一会儿才平和下来。到了晚上，陈赓失眠了。他喊了一声：“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傅涯赶紧打开台灯，发现陈赓侧身正凝视着她。已经有过三次的鬼门关徘徊的经历，陈赓似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快速流失。陈赓除了放心不下军事学院，还有就是傅涯了。

陈赓在第三次发病的时候，刻意隐瞒了。傅涯被他的“演技”所骗过去了，并不知道陈赓又发病了。傅涯以为陈赓还在思考文章的事情，便劝他先把文章放一边，好好地休息。台灯关掉后，不知道陈赓一晚上有没有入睡。

到了第二天黎明，陈赓实在撑不住了。傅涯看他额头渗出密密的汗珠，便赶紧给医院打去了电话。不巧的是，那天是个星期天，医院的大夫没有第一时间赶来。

傅涯只好让身边的保健医生，先给陈赓看一看。尽管身边的医生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救治，但还是未能缓解陈赓病情。当医院的大夫赶来后，打了强心针，按摩，人工呼吸，穿刺，能做的全都做了，却终究还是没能挽回陈赓大将的生命。

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8岁。当时，我国的医疗对心肌梗塞这方面的经验不足，以及陈赓将军工作太过繁忙，种种因素加起来，导致正值干事好年纪的陈赓，早早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