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乱军烧杀，是有制度、有规矩的强奸

1945年3月5日，山西繁峙县。日本军队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进入一处村庄，当天指挥部命令：设立慰安所。

旅团通信队长稻叶绩在1954年的笔供中写道：“我们指挥下属抓了10名正在避难的妇女，把她们交给中队。”中队长随后挑选了年龄在17至20岁之间的20名女子，用于设慰安所。担心她们逃跑，就拿麻绳把人捆成串，“像串珠一样，一列两排”。走路慢，就把绳子系在马鞍上，让马拉着跑。

“被拖倒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受了重伤。”稻叶写得冷静，没有一个“对不起”。

接下来，这些年轻女孩被关进临时房屋，成为部队“轮用”的慰安妇。从抓人、拖行、分派、使用，每一步都有军官下令，有人记录，有兵执行。

在黑龙江富锦县，日本宪兵小野武次也做过一样的事。他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宪兵分队警务主任。笔供里写：“我负责管理慰安所中的朝鲜籍妇女，大概有30人。”

这些女人的任务不是休息，是“服务驻军”。而他的任务不是维持秩序，而是“每周对她们实施阴部检查，汇报是否感染疾病。”结果直接传到部队，让军队安排排班轮换。

这一套机制怎么运转的？

部队先下令设慰安所；抓来妇女，筛年龄；送去宪兵监督，控制行动；安排军队排班使用，每人每日多次；每周检查身体，不合格停用，合格继续。

不是士兵偷偷强奸，而是军队有组织、有目标、有计划地奴役。

在牡丹江东宁县，宪兵东一兵供述：“1941年，奉命抓来四名妇女，供整个部队轮流使用。每名妇女每天约被强奸8至10次。”

这里面没有“激情”二字，只有“管理”二字。

档案中这些描述不是电影台词，而是战犯的亲笔证词。一个日本军队，把强奸管理得像后勤补给，哪天检查，谁来验身，都有流程。

这不是混乱，是冷血。

宪兵不是来维持秩序的，是来给罪恶“打表”的

1939年10月，西谷稔被调到中国广东，成为第五师团的随军宪兵。

他出身日本兵库县，家里穷，父亲早死。从小立志“当兵换命”，后来进入宪兵部队，只为比普通士兵更有地位、更快升官。

在佛山的第一件事，不是巡逻，而是杀人。

那天，他接到命令，去公园边处决一个中国男子。他从来没杀过人，手抖得像筛子。“我用力砍，但只砍断了脖子三分之一，那人还在坑里挣扎。”

没人补刀，没人安慰，那就是新宪兵的“上岗仪式”。

宪兵不是法官，是工具。

到了后来，西谷开始处理更多“军事任务”。他写道：“一次，我看到部队围着一个中国女人强奸，她反抗。附近站着十几个中国男人，被士兵绑着，逼着他们看。”

没人动，没人说话。他也没动。他说：“我没说话。”

他的任务，是确认这些事“有序进行”。要是女人逃了，要是男人反抗，那才需要他出手。只要流程没出问题，就不归他管。

在佛山，宪兵队还有一个规定：“慰安妇如感染疾病或不服从军令，宪兵可‘依法处理’。”依法，意味着“当场击毙”。

一套制度，能不能运转下去，就看有没有人替它擦地。宪兵的职责，就是保证系统干净，流程不乱。

不是他们不想救，是他们根本不在这个系统中负责“救”。

西谷日记里很少有情绪。他不是恶魔，但他是油滑。他用“执行命令”三个字，掩盖掉了所有细节。可细节，正是每一条命的伤口。

他站在那场“当众侮辱”的暴行现场，没有拔枪，也没有转身。他只是站着，看完了整件事。

1954年，中国对日本战犯展开系统审讯。数百名战犯留下了书面口供，被编入《日军性奴隶档案》第六集，现存中央档案馆。

这些笔供，不是事后口述，不是新闻记录，而是每个战犯用日文或中文，自己写下，自己签字承认的文字。

举几个片段：

稻叶绩：“我为了让20名中国妇女不掉队，将她们用麻绳串联，绑在马鞍上拖行，结果多人受伤。”

小野武次：“我负责对慰安妇每周一次的检查，查看感染情况，并向部队汇报。”

东一兵：“奉命安排部队轮流使用四名妇女，每人每天8~10次。”

所有人都喜欢说“历史要有证据”，这就是证据。系统性的强奸、制度化的奴役、人肉式的排班、文件化的检查，全都在证供里。

这是一张张表格，一页页纸张，一本本被敌人自己填写的“罪行流程手册”。

1940年到1945年，东三省、山西、广东、福建，每一个“慰安所”，都是一台机器。里面的女人，是工具。管理的人，是宪兵。指令下达的人，是军官。批准设立的人，是司令部。

这场战争，不止杀人，更是压碎人的尊严，灭掉人的名字。

日本投降后，很多战犯否认这些事。但这些笔供，他们签过字，按过手印，一字未改。

档案不会翻供，纸张不会撒谎。

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快懂百科

日本老兵忏悔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档案局发布《“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选》第六集.新华社.2015-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