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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王玉萍的事情，已是她去世后的第二年。偶然一次机会，我去了王玉萍的家里，她母亲给我看了她写的日记，我才知道了她心里深处的苦。
高中时，她一直是我学习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家境不好，长期的学习压力和营养不良，使她在高考前夕病倒了。尽管咬牙硬撑着参加了高考，可成绩还是很不理想。为了省钱，王玉萍选择了就读师范。
不甘平庸的她几经挣扎，可惜命运却总是捉弄她，最终让她走上了绝路。
多年过去了，王玉萍的影子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把她的故事写了出来，算是对她的惋惜吧。
01 希望与绝望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蝉鸣聒噪。王玉萍攥着师范毕业证、派遣证等一摞子材料，走进了县教育局的大门，汗水浸湿了她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
她来自农村，是家里砸锅卖铁供出来的“国家干部”，满心以为能留在县城，哪怕是一所普通小学。
然而，现实冰冷如铁。最终，她被一纸调令，分配到了全县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柳树沟村小。
其实，本来王玉萍是有机会留在县城里教学的，教育局一个副局长相中了她，想让她给自己当儿媳妇。这个副局长的儿子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棉纺厂当工人。王玉萍不同意，于是，副局长发坏，发话把她分到了最差的地方去。
几经颠簸，当王玉萍终于站在柳树沟小学的泥巴操场上时，心沉到了谷底。
几间低矮的砖瓦平房就是教室，窗户糊着破报纸，几张缺胳膊少腿的课桌歪歪扭扭。所谓的教师宿舍，是仓库隔出来的一小间，潮湿阴暗，散发着霉味。
夜里，老鼠在顶棚上奔跑的声音清晰可闻。她带来的几本教育理论书和精心准备的教案，在这个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可笑。
最初的热情，迅速被现实的冷水浇灭。
白天，她努力用最大的声音给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孩子复式教学，粉笔灰呛得她咳嗽。
晚上，面对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四面漏风的墙壁，绝望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
她看着镜子里迅速憔悴下去的脸，清晰地意识到，在这里待下去，她的人生将和这破败的校舍一样，迅速腐朽。她必须离开，不惜一切代价。
02 交易的代价
离开柳树沟的唯一希望，掌握在两个人手里——村小的校长王志海，以及更高一级、掌管整个乡教师调动大权的中心校校长兼乡教委主任孙传林。
王玉萍开始活动。
她省下微薄的工资，买了一条当时算得上奢侈的香烟，硬着头皮敲开了校长王志海的家门。
王志海五十多岁，眼神浑浊，在她递上烟时，那只粗糙的手有意无意地在她手背上停留了片刻。
王玉萍强忍着恶心，挤出一丝笑容。王志海打着官腔，暗示着调动之难，眼神却像钩子一样在她身上逡巡。
她知道，香烟远远不够。
几天后，她再次去了王志海家，这次是晚上。昏黄的灯光下，王志海油腻的脸凑得很近，酒气喷在她脸上。
她没有反抗，任由那双粗糙的手在她身上游走，心中一片麻木的冰凉。
事后，王志海满足地咂着嘴，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孙主任那边，我帮你递个话。”
通往孙传林的路，王志海只能算是块敲门砖。孙传林四十多岁，在乡里颇有威势，看人的眼神带着审视和居高临下。
王玉萍第一次单独去乡里找他，在中心校那间相对气派的办公室里，孙传林坐在办公桌后，慢条斯理地翻着她的调动申请，头也不抬地问：“凭什么调你？比你资历老、条件苦的老师多的是。”
王玉萍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鼓起勇气，提到了自己毕业时的优秀成绩和对教育的热情。
孙传林扑哧笑了一声，放下材料，目光锐利地看向她：“小王啊，光有热情不够，得懂‘规矩’，哈！”他的目光在她年轻的身体上停留了很久。
为了那渺茫的希望，王玉萍又一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乡里一家简陋的招待所房间里，孙传林肥胖的身体压下来时，她死死咬住嘴唇，尝到了血腥味，眼泪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枕巾。
不久后，调令下来了，王玉萍如愿以偿地离开了柳树沟，调到了乡中心校。拿着调令，她没有丝毫喜悦，只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和深入骨髓的屈辱。
03 身陷泥潭
调入中心校，环境确实比村小好了很多，至少有了电灯和像样的宿舍。王玉萍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喘口气，凭借真才实学站稳脚跟。她开始拼命钻研教学，备课到深夜，希望用成绩洗刷掉内心的污秽感。
然而，孙传林并没有放过她。他掌握着她的档案，她的把柄，更掌握着她未来能否再进一步的关键。
孙传林像一条水蛭，牢牢叮在王玉萍身上。他会以“谈工作”为名，在放学后或周末把她叫到办公室，或者干脆让她陪同去县城“汇报工作”，然后带她到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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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是徒劳的，孙传林只需要一个暗示的眼神，或一句“你还想不想好了”，就能让她所有的勇气瞬间瓦解，她成了他手中一个无法挣脱的玩物，在恐惧和屈辱中苟延残喘。
这段扭曲的关系持续了近两年。王玉萍在教学上开始崭露头角，她的公开课条理清晰，生动有趣，孩子们都喜欢她。但私下里，她越来越沉默，眼神中总带着挥之不去的阴郁。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祈祷这段噩梦能早日结束。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一个周末的下午，孙传林的老婆，一个在乡里以泼辣著称的女人，不知从哪里得到了风声，带着娘家的几个兄弟，直接冲到了孙传林约王玉萍幽会的招待所房间。
房门被粗暴地撞开，赤身裸体的两人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女人的尖叫、咒骂、厮打，孙传林的辩解和推搡，王玉萍的惊恐和羞耻……场面混乱不堪。
孙传林的妻子揪着王玉萍的头发，把她拖到走廊上，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污言秽语响彻整个招待所。
捉奸事件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小小的乡镇炸开。
孙传林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调到了乡农机站。王玉萍却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所有的脏水都泼向了她。
她走在街上，能感受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和毫不掩饰的鄙夷议论。曾经对她教学能力表示欣赏的同事，也纷纷避之不及。她的名声彻底臭了，跌入了万丈深渊。
04 沉沦的心
身败名裂后的王玉萍，生活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王玉萍的父母身体不好，仅有的一个弟弟，在建筑工地砸断了胳膊，干不了重活，因为太穷，也找不上媳妇。家里全靠她微薄的工资支撑，旁人的冷眼和唾弃让她窒息，她像一叶孤舟，在绝望的海洋里漂浮。
就在这时，她认识了周五。周五是乡菜市场的一个肉贩，三十多岁，膀大腰圆，一脸横肉，离过婚，名声也不太好，但手里有几个活钱。
周五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漂亮但总是郁郁寡欢的女老师，也听说了她的绯闻，这让他觉得有空可钻。在王玉萍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周五主动接近了她，频频给她送些上好的精肉和肋排，或者直接塞点钱。
起初，王玉萍是抗拒的，周五的粗俗让她不适。但现实的冰冷和物质的窘迫像两把锉刀，日夜磨蚀着她的自尊。
周五的帮助虽然带着目的性，却也是她溺水时唯一能抓住的实实在在的浮木。她需要钱，需要活下去，需要一点点喘息的空间。
终于有一天，在周五弥漫着生肉和血腥气的小屋里，王玉萍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周五的身体。
周五满足地喘息着，事后，他大方地甩给她几张油腻的钞票。
王玉萍攥着钱，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但这次，她忍住了眼泪。她知道，这是她选择的另一条沉沦之路，用身体换取金钱和暂时的庇护。
她和周五的关系，成了乡镇里另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们谈论时，语气中混杂着鄙夷、猎奇和一丝“果然如此”的释然。
讽刺的是，在个人生活一片狼藉的同时，王玉萍在教学上却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讲台成了她唯一的避风港，是她能找回些许尊严和价值的地方。她将所有无处安放的痛苦、屈辱和不甘，都倾注到了课堂里。她的课充满了激情和感染力，思路新颖，深入浅出。她开始代表中心校参加县里的教研活动、说课比赛。
在全县教学能手大赛上，面对众多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严肃的评委，王玉萍站在讲台上，眼神专注而明亮，仿佛换了个人。她流畅地阐述教学设计，巧妙地进行师生互动模拟，那份投入和才华令人无法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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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次又一次地捧回获奖证书：一等奖、特等奖……这些红彤彤的证书，是她晦暗人生中唯一闪耀的光。教研室的领导对她印象深刻，评价她“是个难得的好苗子”。
05 永恒的沉寂
凭借这些硬邦邦的教学成绩和获奖证书，王玉萍的名字终于进入了县教育局领导的视野。
她的调动申请，在经历了数次波折和周折后，在又一个夏天，奇迹般地获得了批准。她被调入县重点中学——这是她当年毕业时梦寐以求的彼岸。
消息传来，中心校的同事们反应各异，有惊讶，有复杂的沉默，也有少数人真心觉得她凭实力值得。
周五得知后，表现得倒很大度，让王玉萍又陪了他一晚，然后算是一笔勾销。
王玉萍拿着县中的调令，心中却一片死寂。没有激动，没有欣喜，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和虚无。她默默地收拾行装，离开了这个承载了她太多屈辱和挣扎的乡镇。在县城，她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单人房，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开始。
县中的环境确实优越，窗明几净的教学楼，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她领到了新的教材，认真备了课，写下了工整的教案。她似乎应该重新开始。
然而，夜深人静时，过往的一幕幕像走马灯一样在她脑海中闪现：柳树沟的破败、王志海油腻的手、孙传林令人作呕的喘息、招待所走廊上刺耳的辱骂、周五小屋里的腥臊气、那些鄙夷的目光和窃窃私语……
那些她用身体和尊严换来的“机会”，那些她拼命用奖状试图掩盖的污秽，此刻都清晰地浮现出来，像沉重的枷锁，牢牢锁住了她的灵魂。新的环境洗刷不掉过往的烙印，反而让她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不堪。
调入县中的成功，对她而言，不是解脱，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她耗尽了一切，换来的只是一个更加空旷的舞台，台下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让她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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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支撑她活下去的目标——调离村小、调离中心校、调入县城，在一一实现后，巨大的虚无感和自我厌恶彻底吞噬了她。
新学期开学的前一天，阳光很好。王玉萍把刚领到的崭新教材和教案整齐地码放在桌上。旁边，是她多年来获得的、厚厚一摞教学获奖证书，红的、蓝的，每一张都曾是她黑暗中的微光。
她静静地看了很久，然后，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用布包着的小瓶子——一瓶剧毒农药。她拧开瓶盖，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没有眼泪，没有犹豫，她平静地仰头，将瓶中液体一饮而尽。
剧烈的痛苦瞬间攫住了她，她蜷缩在地上，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意识模糊前，她的目光最后定格在桌上那摞鲜艳的奖状上，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座无声的墓碑。
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空气中的尘埃，也照亮了那些象征着她才华与荣光的纸张，却再也照不进她已然熄灭的瞳孔。
屋里的异常声响，让隔壁租住的邻居起了疑心。后来又闻到有异味，随即报了警。
破门而入的民警和随后赶来的学校领导，看到的是早已冰冷的尸体、桌上摆放整齐的教材、教案和一摞鲜红的获奖证书。旁边，一个空了的农药瓶滚落在地。现场没有发现任何遗书。
县中那份崭新的工作，她一天也没有踏上讲台。她的故事，在县城掀起一阵短暂的议论和唏嘘后，很快便沉入了日常生活的湖底，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充满争议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