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一名叫做凌维诚的中年妇女写来的，她在信中自述，原吴淞路466号房屋以及胶东路一处墓地周边的空地，在过去一直是划归他们所使用的，希望新政府能够予以承认。
陈毅市长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立刻予以批准，并且号表示，不能寒了抗日英雄的心。
事后人们才了解到，写信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在当年独守四行仓库的抗日英雄谢晋元的遗孀，而位于胶东路的墓地所葬者，就是谢晋元。
同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
“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一
谢晋元与凌维诚结识，是在1927年的朋友婚礼上，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
在双方都有朋友拉扯下，谢晋元很快就与凌维诚熟识，两人开始谈起了恋爱，在当时那个社会时局下，这样的恋爱让人感觉颇为不易。
根据谢晋元与凌维诚的儿子谢继民回忆，论家庭条件的话，他母亲的家族其实要比父亲家条件好。
谢晋元是1905年出生于广东蕉岭县一个小商贩家庭，母亲是一个渔民之女，以民国时期社会情况来看，谢晋元家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是也算不上是贫穷。
也正因为如此，谢晋元后来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梅州中学毕业以后，他本来是打算考广州中山大学的，但因为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决定弃文从武。
凌维诚是出生于上海，尽管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凌维诚的父亲在上海开有一个面包店，尽管父亲去世较早，但她母亲还是把面包店经营的井井有条，这也让家里三个女儿后来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凌维诚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以及海东南体专学习，擅长音乐。
有件事值得一提。
凌维诚在与谢晋元结识时，他就已经是一名军人。
谢晋元是1925年考入黄埔四期的，先入步兵科，后来转入政治科，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并立下过战功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谢晋元与凌维诚虽然是郎才女貌，但凌家起初是不大同意两人的婚事的，在战争年代下，与一个军人结婚，将来面对的风险无疑要大的多。
1928年4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发动第二次北伐，谢晋元率领先锋营一路打到了济南，并在济南与日军交手过，但自己也身负重伤，后来被转入后方，在汉口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养伤。
谢晋元养伤期间，凌维诚多次到医院探望，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谢晋元求了婚。
可这件事情遭到了凌母反对，而且阻力非常大。
关键时候，还是凌维诚站出来，强烈表示非谢晋元不嫁，两人这才喜结连理。
1929年9月，谢晋元与凌维诚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谢晋元与凌维诚结婚后十分甜蜜，几年下来育有几个子女，尽管夫妻两人始终聚少离多，但感情似乎并没有变淡，反而愈发浓烈。
可也应了凌母那句话，当兵就是要上战场的，特别还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之心日炽，谢晋元作为军人，是一定要上战场的。
1936年初，谢晋元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第八十八师262旅旅部参谋主任。
中日之间其实早在几年前，便在上海爆发过激战，即八一三淞沪抗战，此后双方虽然停战，但日寇并不掩饰对上海的野心，在随后几年更是不断增兵。
1936年初，为了加强京沪杭周边地区的国防，国民政府密令张治中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上任之后便厉兵秣马，计划在未来中日战争爆发时占据先手主动，并派遣军中营以上军官分批到上海周边侦察地形。
谢晋元当时也是被选派的营级军官之一，考虑到上海战事将起，谢晋元打算把妻子子女送到老家广东蕉岭县。
当然除了因为老家地处偏僻，即便战争爆发也打不到这里来，谢晋元这么安排也是有一点自己私心在的，当时，谢晋元父母也都在老家，年已近七旬，在长子去世，几个女儿都出嫁的情况下，家里老人无人照料，谢晋元希望妻子回老家代自己照顾父母。
出奇的是，凌维诚的亲属都不同意她去广东。
二
对凌维诚而言，广东人生地不熟，而且地处偏远，生活艰难，而且当时凌维诚的妹妹凌维娜、妹夫周兆棠（黄埔毕业）建议她去重庆。
面对丈夫和妹妹不同主张，凌维诚却坚决选择听从丈夫建议。
1936年春，谢晋元、凌维诚携子女返回广东老家，夫妻两人只住了两个星期，谢晋元就要返回部队，临别之时，他愧疚的对妻子说：
“这场战争将会是长期、激烈和残酷的，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让你待在这么苦的地方实在是不得已，况且侍奉年老父母和抚养子女本应该由我来挑，但作为军人，为国效命就不能顾家，所以现在不得不交给你，但你要相信，这场战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到胜利那天，我就接你返回上海。”
谢晋元一走，家里的老老小小八口人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凌维诚身上。
凌维诚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过去可以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可到了广东老家以后，为了生计却不得不下地干活，以前一双弹乐器的纤纤玉手，逐渐变得粗糙起来。
这样的日子，凌维诚一过就是十年。
多年之后，凌维诚回忆起当年在广东老家的日子，还忍不住对儿子谢继民感慨：
“在老家的十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来想去到现在也不明白。”
不过，对凌维诚来说，在老家十年的艰难生活，也不如一刹那噩耗传来那么苦。
1941年4月24日，在百般诱骗劝降不成的情况下，日伪当局采取了卑鄙的手段，他们通过策划收买叛兵郝鼎诚等4人实施刺杀，在这天出操时，四人趁谢晋元不备，一拥而上，致使谢晋元伤重不治身亡。
谢晋元殉国时，时年36岁。
当噩耗传来时，凌维诚简直痛苦的不能自己，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辛苦多年，等来的居然是这样一个消息，在一刹那间，凌维诚简直就要追随丈夫而去，好在家中尚有年迈的公公以及年幼的子女，凌维诚这才打消了这个想法。
1941年秋，凌维诚到重庆去，受到蒋介石夫妇召见。
蒋介石对她说：
“现在国家困难，等到抗战胜利后，国家一定会照顾你们。”
宋美龄也拉着凌维诚的手说：
“维诚啊，侬放心，国家不会忘记你的，今后每年都可以来重庆一趟，搭侬一道讲讲。”
蒋介石还不算是太苛刻，他给了凌维诚5万元抚恤金，凌维诚后来与公公商量后，用这笔抚恤金一分为二，她将自己这部分抚恤金买了三亩地，用于自耕自种维持生活，谢晋元的父亲也用这笔钱买了地，并雇人耕种，用于生活。
三
就这么在老家生活了几年，凌维诚等来了抗战胜利。
1946年3月，凌维诚买了家里的一部分田，带着四个子女从广东来到上海，颇令凌维诚感动的是，抵达汕头之后，他随身携带的钱不够传票，但汕头的人一听说她是谢晋元的夫人，都对她百般照顾，甚至还说动了轮船公司免去了她食宿费用。
凌维诚抵达上海以后，立刻引起了轰动。
当时，报纸上刊登消息，谢晋元的遗孀回沪，第二天就有谢晋元的老部下，原来孤军营的几个士兵上门来，请她一家到吴淞路466号靠海宁路的一栋三层小楼居住。
这栋楼房其实也不是国民党当局给孤军营的，而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孤军营抢来的，毕竟他们也需要栖身之地。
有意思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大肆在上海接受日伪财产，这栋小楼也曾作为日伪资产，被三青团看中，但后来得知此地住的是孤军营的士兵以及谢晋元遗孀，担心引起国人分开，连夜就逃了。
蒋介石后来还是食言了。
应该指出的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孤军营的士兵还有五六十人，后来听说谢晋元遗孀回来了，林林总总又来了几十人，聚集了差不多百余人，都是生活无从着落的人。
凌维诚本来可以不管，毕竟她们一家生活也很困难，但她最终还是选择站出来：
“团长牺牲了，我作为团长夫人，有义务把他的担子挑起来。”
凌维诚先是到了重庆去找蒋介石，但蒋介石没见到，只有宋美龄出面，宋美龄宽慰她说政府一定会管，但事后就没了消息。
回到上海后，凌维诚找了上海市政府，但无人管，又推到社会局，还是无人管。
据谢继民回忆，孤军营士兵无人管这件事，他们一开始也并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当局急于发动内战，动员这批老兵回部队，并许诺每个人都安排排长以上职务，但孤军营的士兵打了一辈子仗，不愿意再去打内战，所以国民党当局也就干脆不管他们。
为了帮助孤军营的这批老兵生活，凌维诚几乎想了一切可想的办法，她动用丈夫生平的人脉，将大部分士兵都妥善安排了工作。
到了1948年内战吃紧，物价飞涨，孤军营士兵生活陷入了艰难，原孤军营排长李春林把胶东路安葬谢晋元墓地周边划了六十亩的地方，用于出租给苏北逃难的难民，每户收一两斗米，李春林后来把这部分钱款都交给了凌维诚安排。
这笔钱中，除了少部分凌维诚用来自己开销外，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原来孤军营的士兵，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一十多人领过这笔钱。
新中国成立以后，凌维诚担心新政府不管他们这批抗战老兵的死活，大着胆子写了信给上海市政府，在陈老总出面下，这批人均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不仅如此，上海市政府还给凌维诚介绍了工作，安排到江南造船厂等大厂上班，但凌维诚考虑到家里还有四个子女需要照顾，于是就近选择了一个幼儿园上班。
从1957年开始，凌维诚当选了第一至第七届上海虹口区政协委员。
尽管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凌维诚也因为丈夫国民党军将领的身份吃过不少苦，但总算是平安渡过。
1973年，凌维诚正式退休，并过了十几年居家安定的生活。
1991年1月6日，凌维诚病逝于上海，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