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话？

九十年代的时候，电视里韩国的老奶奶们在哭，颤抖着说自己的事。雷桂英坐在屋里的竹椅子上，看着电视，想起了高台坡后山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骨灰。她对着镜子里那个满脸皱纹的自己说：“我不是不干净的人。”

儿子唐家国抓住她的手，说：“妈，你是受害者，说出来让世人知道。”

那瓶差点被她扔进炉子里的高锰酸钾，一直被压在箱子底下。解放后，她当了妇女队长，也收养了一个儿子，叫唐家国。当她摸着养子皱巴巴的小脸蛋时，她才敢相信手心里的温度是真的，生活好像能重新开始了。可是，汽车的声音会让她吓得躲到床底下，一看到黄色的军装就头疼得厉害。

那些伤疤，刻在骨头里了。

2006年，78岁的雷桂英站在上海的一个讲台上。下边坐着的是从加拿大来的老师和学生。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掀起了自己的裤腿，露出膝盖上那道深深的刀疤。底下有人捂住了嘴巴，有人拿出纸巾擦眼泪。

她用南京话，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他们叫我‘花姑娘’，其实把我们当畜生……”

话音落下，掌声响了起来，那声音好像要把她心里积攒了快七十年的害怕全都震碎。

她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1941年，她才12岁，在汤山街上要饭。又冷又饿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给她指了个地方，是高台坡上的“山本屋”。那个院子门口挂着木牌子，天一黑，看着就像一个张着大嘴的怪物。她以为是去给人家带孩子的，那家的两个日本小孩还用日语叫她“姐姐”。

山本家的夫妇嘴里总说着“看戏，活动”，雷桂英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直到1942年的夏天，她来了例假。染红了的布条被山本家的夫人看见了，那个女人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很冷。那天下午，外边的蝉叫得特别响。一辆绿色的军用卡车开过来，压过地上的叶子。她被人强行套上一件和服，推进一个大房间里。

军刀的刀把子狠狠砸到她的头上，沾满泥的皮靴踩住了她的手腕。

她这才明白，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带孩子的人家，这里是地狱！水泥地上隔着十几个小房间。每天早上，都能闻到一股烧焦了的味道，是从后山飘过来的。有一个17岁的姑娘被折磨死了，肚子都爆开了。日本兵就用煤油烧她的尸体。

雷桂英就是靠着偷偷藏起来的半瓶高锰酸钾活下来的。

她怎么能不跑？1943年冬天的夜里，她拼了命也要跑出去。雷桂英用那条已经化脓的右腿，使劲撞开了后院的木门。外面下着很重的霜，雾也很大。她一步一步地往李岗头村的方向走，每走一步，腿都疼得要命。

其实，她的人生早就被拖进了黑洞里。她7岁的时候爹就没了，妈妈被邻村的人抢走了，就剩下她和一个5岁的弟弟。因为是个女孩，她被丢在破房子里，像野草一样没人管。后来，有好心人把她送到土桥的王家去当童养媳。

1937年冬天，南京城破了。那时候她才9岁，趴在江宁老家的土墙上，亲眼看着日本骑兵的马从村口的槐树底下走过去。那场后来被叫做“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2007年的春天，79岁的雷桂英老人倒在了厨房里，是中风。在医院，有年轻人拿着花来看她。大学生们围在她床边，用录音设备录下她说的话：“要记住……”她的声音很小，已经听不太清楚了。4月26日那天，她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她走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那些没能说完的话。

那年冬天，她还带着记者回了一趟汤山。以前的高台坡早就盖起了新楼房，只有墙角那棵老槐树还认得她。她用手摸着粗糙的树干，说：“看，当年我就从这儿爬出去的。”

她去世以后，那瓶救了她命的高锰酸钾被放进了博物馆，成了日本兵犯罪的证据。她说过的话，也被写进了一本叫做《日本帝国的性奴隶》的书里，翻译成了好多国家的文字，让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每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都有人到她的墓前送花。年轻人举着“铭记历史”的牌子，就像她的孩子一样，用新的力量对抗着遗忘。她的骨灰就葬在汤山教堂的公墓里，墓碑上只简单地写着“雷桂英之墓”和她的生卒年份。

风吹过汤山的槐树，好像还能听见那个老人说：“我不怕说，就怕你们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