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郑州商城的探坑考古为例，郑州商城的发掘始于无预设的探坑试探，如第三号探坑发现夯土地基后，通过在不同方向开挖新探坑，判断地基分布走向。若某探坑未发现夯土，则在邻近区域再开探坑，以多点证据拼凑遗址轮廓，这种“试错式”挖掘受限于现代土地利用，只能局部揭露后想象还原。

2、郑州商城宫殿的考古发现实质是夯土地基及柱洞，考古学家依柱洞分布与大小推测建筑结构——大柱洞对应粗木柱，两排并列柱洞暗示屋顶斜坡。复原30-35公尺宽的宫殿，需通过刷子精细清理柱洞轮廓，单个带柱洞的夯土角落可能耗费研究生一周时间。

3、考古学面临自然与现实双重限制：一是19世纪前的生活器物多因无特殊保存条件（如隔绝空气、石化）而消失；二是古代居址多为现代城市叠压，如郑州商城无法拆除地面设施完整发掘，只能通过探坑局部推断。

4、考古既需想象力定位挖掘点，也需通过现有发现复原历史。如依据柱洞分布想象宫殿屋顶结构，或根据探坑夯土推测城墙走向，这种“基于实证的想象”是学科核心能力，区别于单纯的文献考据。

5、古人垃圾堆是重要考古资料，因废弃物品少被后续居者移动。如河南汝窑作坊遗址出土的破损瓷器，虽非宫廷精品，却能直观反映当时工艺标准；台北圆山贝冢的贝壳堆积，揭示史前人类食性与聚落生活。

6、郑州商城发现的“人骨作坊”以大量人骨为原料制作骨器，部分学者据此证明奴隶制存在，认为只有视人命如草芥的奴隶社会才可能集中处理人骨。此发现引发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持续争论。

7、墓葬因较少被破坏成为关键考古材料，骨头易石化且埋葬方式含文化意义。如新石器时代二次葬（尸骨重新集中埋葬）反映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曲身葬较直身葬更易出现陪葬品，暗示身份差异。

8、考古发现的侧身葬、曲身葬、直立葬等非自然姿势，需从活人观念解释。曲身葬陪葬品多置于头部两侧与膝盖旁，可能与“灵魂携带物品”的信仰相关，这种葬式常用于标识特殊身份者。

9、考古依赖垃圾堆与墓葬，导致资料天然偏向废弃品与丧葬文化，无法全面反映日常生活。如兵马俑坑虽属秦始皇陵一部分，却仅能揭示军事与丧葬制度，难以呈现秦代民生全貌。

10、1970年代陕西农民发现兵马俑时，因出土点距骊山陵中心数公里，且文物形制前所未见，最初未被认作秦始皇陵遗物。这体现考古发现的运气成分——已知位置的陵墓仍可能因范围超出想象而被忽视。

11、秦始皇陵已发掘区域不足一半，剩余部分因担心文物氧化暂不挖掘。如兵马俑彩绘遇空气迅速褪色，促使考古界采取“保护优先”策略，何时能完整发掘仍是未知数，凸显考古学对技术条件的依赖。

12、考古材料如同360片碎片拼3600片的拼图，仅占全貌1/10。如郑州商城通过探坑还原城墙，实则是用局部证据推断整体，这种“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决定了古史重建必须结合想象与解释。

13、考古器物本身是明确的（如柱洞、人骨），但关联成历史叙事时需引入解释。如根据郑州商城人骨作坊推断奴隶制，需假设人骨来源与社会结构，这种解释存在风险，需不断与新证据校准。

14、单凭考古碎片无法还原历史，需结合文字史料。如殷墟甲骨与《史记·殷本纪》互证商王谱系，秦始皇陵虽有实物，仍需《史记》记载补充陵寝制度，体现“考古实物+文献文本”的双重证据法价值。

15、考古既需严谨的层位学、类型学分析（如郑州商城夯土层年代判定），又离不开施里曼式的浪漫想象（如根据柱洞复原宫殿）。这种“科学严谨+人文想象”的悖论，构成考古学独特的学科魅力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