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誓言
＂小芳啊，这三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奶奶的手凉凉的，紧握着我的，她的眼神里满是不舍与期盼。
1985年的春天，病床前的这个请求，让我心中一颤。
我含着泪点了头，手里的重量和心里的承诺一样沉甸甸的。
窗外，槐花飘香，一如当年我和奶奶在村口纳鞋底的日子。
＂小芳答应了，你放心走吧。＂我妈在一旁抹泪说道。
那一刻，我只记得奶奶眼中泛起的光亮，仿佛夜幕中的最后一颗星。
我叫郑小芳，是镇上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那年我三十二岁。
教书十年，我见证了无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朗朗读书，却从未想过会成为三个孩子的＂临时妈妈＂。
奶奶是我从小玩到大的邻居王阿姨，比我妈大几岁，一直把我当闺女看。
她的三个孩子，老大王建国十四岁，正是倔强的年纪；老二王建军十岁，聪明却内向；老三王建民才八岁，还是个爱撒娇的孩子。
他们的父亲王大山在南方的广东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两次。
上海的亲戚曾来接过孩子们，可老大不肯走，死活要守着奶奶留下的房子。
＂你个倔脾气，跟你爹一模一样！＂我听着亲戚的埋怨声，看到建国紧咬着嘴唇，倔强的眼神里透着固执。
那时的我，未婚夫老赵在县里电器厂上班，是技术员，我们已经订了今年冬天结婚。
＂芳啊，这事你跟赵家商量过没？＂我妈拉着我的手，眉头紧锁。
＂妈，就这几个月，等孩子他爹回来就成。＂我安慰着母亲，心里却没底。
那天晚上，老赵骑着二八大杠来看我，听完我的决定，眉头皱成了川字。
＂小芳，咱俩的婚事都定了，你这一去，我妈那关咋过？＂他叼着烟，眼神飘忽不定。
＂就几个月，等王大山回来...＂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摆了摆手。
＂行吧，我回去跟我妈说说。＂他走时脸色沉沉的，我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奶奶走后的第三天，我扛着铺盖卷和几件换洗衣服，搬进了王家的红砖房。
那是八十年代典型的农村房子，前面一个小院，堂屋正中挂着奶奶和爷爷的黑白照片。
＂芳姨来了！＂小建民第一个跑出来，圆圆的脸上写满了期待。
他牵着我的手，像是怕我会突然消失一样。
建军站在门口，腼腆地喊了声＂芳姨＂，然后低下头，用脚尖划着地面。
只有建国，坐在堂屋的木板凳上，头也不抬，手里摆弄着一个铁皮小风车——那是奶奶去年集市上给他买的。
＂建国，来帮芳姨搬东西。＂我柔声喊他。
他抬起头，眼神冷冷的：＂你又不是我妈，用不着假惺惺的。＂
我愣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但很快调整好情绪：＂是，我不是你妈，但我答应了奶奶要照顾你们。＂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交锋，也注定了接下来日子的艰难。
我的工作和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一开始几乎把我压垮。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水做饭，送三个孩子上学，然后匆匆赶去学校上课。
放学后，再去市场买菜，回家做晚饭，检查作业，洗衣服，缝补......
夜深人静时，我常坐在院子里，望着星星发呆，想起老赵，想起我们约定的未来。
＂怎么又不睡？＂我妈有时会来看我，看着我通红的双手，直叹气。
＂忙完这一阵就好了。＂我安慰她，其实更是安慰自己。
建军和建民很快就接受了我，尤其是小建民，总爱黏在我身边，眼里闪着光。
＂芳姨，你做的饭真好吃，比奶奶做的还香！＂他吃着我蒸的红糖发糕，嘴边沾满了糖粉。
建军虽然不善言辞，但会默默帮我做家务，有时放学回来，水缸已经满了，灶台也擦得干干净净。
只有建国，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
他开始逃学、夜不归宿，甚至跟村里的混混们鬼混，让我操碎了心。
一次家长会，他的班主任找到我：＂小芳啊，建国这孩子最近怎么了？以前学习多好，现在成绩直线下滑，还经常旷课。＂
我低着头，不知如何解释。
＂他奶奶刚走，可能心里难受。＂我只能这样回答。
＂你得管管他，这孩子心气高，要是走歪了，可惜了。＂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
那段日子，我放下课本，骑着自行车寻他，一遍遍走过镇里的小路，那段日子，我的裤腿总沾满了露水和泥。
有时会在废弃的砖厂找到他，有时在河边，更多时候，是在镇上的游戏厅。
＂建国，回家吧，天黑了。＂我站在游戏厅门口，看着他被烟雾笼罩的身影。
＂你走，我用不着你管！＂他头也不回，手里的烟头明明灭灭。
十四岁的少年，硬是学会了抽烟，每次看到我就掐灭，却不知烟味早已出卖了他。
一天深夜，我敲开了游戏厅的门。
＂小芳老师，您咋来了？＂老板娘王寡妇认出了我，有些尴尬。
＂建国呢？＂我环顾四周，没见到他的身影。
＂小伙子，麻将桌上躺着的谁家的？＂老板娘指着角落。
建国醉醺醺地躺在那，满身烟味，嘴角还有血迹，应该是跟人打架了。
＂这孩子跟人赌钱，输了还不服，结果被人家揍了。＂王寡妇叹气道，＂我看他可怜，让他在这歇会儿。＂
我蹲下身，看着这个倔强的孩子，心里酸涩难言。
他的眉眼和王大山几乎一模一样，就连说话的倔劲儿，也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建国，奶奶临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轻声说道，扶起他，他的肩膀瘦得让人心疼，＂她说你最像你爹，倔，但有担当。＂
那夜，我背着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星光洒在土路上，照亮了我们蹒跚的身影。
他趴在我背上，嘴里不停地嘟囔：＂妈...妈...你别走...＂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打湿了前襟。
回到家，我给他洗了脸，换了衣服，看着他醉酒后红扑扑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奶奶，你看到了吗？这孩子想妈妈了...＂我对着墙上的照片自言自语。
那晚以后，建国虽然还是不爱说话，但至少不再深夜不归，也慢慢开始认真学习。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生活渐渐有了规律。
每天早晨，建国负责劈柴生火，建军打水，建民扫院子。
我做好早饭，四人围坐在一起，虽然没有太多言语，但也算其乐融融。
老赵偶尔会来看我，每次来都带些水果和点心，但次数越来越少。
＂我妈催得紧啊，小芳。＂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眼神闪躲。
＂再等等，我写信给王大山了，估计年底他就回来。＂我安慰他，也是安慰自己。
1986年的秋天来得特别快，枫树的叶子才刚红，北风就呼啸而至。
我开始咳嗽，一开始以为是普通感冒，吃了几副中药也不见好。
＂小芳，你这咳嗽不对劲啊，去县医院看看吧。＂同事老李看我脸色苍白，劝我去医院。
在老李的坚持下，我请了半天假，去了县医院。
检查结果让我如坠冰窟——肺结核，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现在肺结核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可怕，但也需要好好休养，至少半年。＂医生递给我一沓检查单和药方。
半年？我怎么能离开那三个孩子半年？
建国的学习刚有起色，建军要准备小学毕业考试，建民才上三年级，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我瞒着病情，每天吃药，继续教书，照顾他们。
只是咳嗽越来越厉害，晚上常常疼得睡不着觉。
＂芳姨，你是不是病了？＂建军最先发现我的异常，他总是最细心的那个。
＂没事，就是有点感冒。＂我笑着摸摸他的头。
＂可你都瘦了。＂他盯着我的脸，眼里满是担忧。
我没敢告诉他们实情，只是每天趁他们上学的时候，偷偷去诊所打针吃药。
但病情却越来越重，我开始发热，晚上盗汗，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
＂小芳，你这是怎么了？＂一天放学后，老李来家里看我，见我趴在桌上睡着了，喊了几声才醒。
我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但她已经看出了端倪。
＂别瞒我了，你这是肺结核吧？我婶子前几年就这样，你这咳嗽，盗汗，我都看出来了。＂
被戳穿后，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老李，我不能倒下啊，这三个孩子怎么办？＂我抓着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你这样拖着会出人命的！＂老李急得直跺脚，＂要不我先帮你照顾几天，你去医院治疗？＂
我摇摇头：＂不行，学校那边走不开，再说这么大个家，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最后，老李帮我联系了镇卫生院的医生，每天来家里给我打针，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小芳，医生都说了你得歇着，你这不是拿命在拼吗？＂一天晚上，老赵坐在我家堂屋，脸色沉重。
炉子上的水咕噜咕噜响着，映着他严肃的脸。
＂就几个月，等建国他爹回来...＂我的话没说完。
＂我家里催得紧，年底非结婚不可。＂老赵站起身，叹了口气，＂你这样，我妈不会同意的。＂
寒风吹进屋里，我握紧了杯子，热气模糊了眼睛。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
＂要不...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他艰难地吐出这句话，＂等你好了，孩子他爹回来了，咱们再...＂
当晚，老赵提出了分手。
我没有挽留，只是默默地送他出门。
夜里，我偷偷哭了。
建国站在门外，没进来，只留下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多吃点，病才好得快。＂他留下这句话，转身就走。
那一刻，我感到一丝温暖，在寒冬里悄悄绽放。
我的病情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议论声不绝于耳。
＂听说小芳得了肺结核，可怜见的。＂
＂这三个孩子没人管了，得赶紧通知他们爹回来。＂
＂老赵家退亲了，也是，谁家姑娘嫁过去得这病啊。＂
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但我不能倒下，至少在王大山回来之前不能。
那个冬天特别冷，但孩子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建国开始帮我做家务，每天早起烧水，放学后劈柴，晚上还守在我床前，直到我睡着。
建军和建民放学后主动写作业，然后安安静静地看书，生怕打扰我休息。
村里的妇女们轮流来帮忙，送饭送菜，照顾我们。
＂小芳啊，你这么好的姑娘，老天爷咋这么不开眼啊。＂王大婶擦着眼泪说。
我笑笑：＂大婶，我会好起来的，这病又不是不治之症。＂
1987年春节前，王大山终于回来了。
他瘦高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三个孩子一齐扑了过去。
＂爹！＂建国声音都变了调，眼眶红红的。
王大山拎着大包小包，脸上风尘仆仆，看到我的那一刻，愣住了。
＂小芳...你...＂他结巴起来，显然已经听说了我的事。
＂大山哥，我答应了奶奶要照顾好孩子们。＂我强撑着站起来，＂现在你回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那一晚，王大山跪在我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小芳，我王大山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还不清。＂
我摆摆手：＂都是老乡，别这样。＂
＂我听说老赵那边...＂他欲言又止。
＂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我笑笑，心里却疼得厉害。
第二天，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搬回自己家。
三个孩子站在院子里，谁也不肯说话。
建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抱住我的腿：＂芳姨，你别走！＂
建军低着头，眼泪一滴滴落在地上。
建国站在一旁，手里拿着那个铁皮小风车，突然走过来，塞进我手里：＂芳姨，你带着它，别忘了我们。＂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三个孩子：＂傻孩子，芳姨就住在村东头，又不是不回来了。＂
那是1987年的正月，我离开王家的红砖房，回到了自己家。
身体虽然虚弱，但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在县医院住了三个月，病情才慢慢好转。
期间，三个孩子每周都来看我，带着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些水果和点心。
＂芳姨，你快点好起来，我考上初中了！＂建国骄傲地告诉我。
＂芳姨，我在班上得了第一名！＂建军腼腆地炫耀。
＂芳姨，我学会骑自行车了！＂建民蹦蹦跳跳地说。
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我心里满是欣慰。
老赵结婚那天，全村人都去喝喜酒，唯独我没去。
建国带着两个弟弟来我家，硬是拉着我去了县城看电影。
＂芳姨，咱们不去看那些没良心的人！＂他气呼呼地说。
我笑了：＂傻孩子，那是人家的喜事，咱们应该祝福。＂
＂可他抛弃了你！＂建国眼里闪着愤怒的火光。
＂不是抛弃，是我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我轻声说，＂就像你选择留在村里守着奶奶的房子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坚持。＂
那一天，四个人在县城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回来时已是星光满天。
日子就这样，在平淡中一天天过去。
我的病渐渐好了，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王大山在家住了半年，见我病好了，又去了南方打工。
临走前，他专门来家里，给了我一个信封：＂小芳，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别推辞。＂
我没收，只是让他好好照顾孩子们。
＂孩子们有你这个芳姨，我放心。＂他眼圈红红的，＂小芳，谢谢你。＂
1990年，建国初中毕业，成绩优异，但他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选择了技校。
＂芳姨，我想学一门技术，早点工作，帮爹减轻负担。＂他坐在我家院子里，眼神坚定。
我劝他继续读书，但他摇摇头：＂我已经决定了，县城机械厂收技校生，毕业就能进厂。＂
送他去县城技校那天，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挺拔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芳姨，你别担心，我一定好好学习！＂他回头朝我挥手，眼里满是坚定。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当初的选择和付出，都值得。
1993年，建国顺利毕业，进入县城机械厂工作。
毕业那天，他拿着毕业证回来，眼里有光：＂芳姨，我找到了奶奶的病历。当年您捐血救了她，她欠您一条命。＂
我怔住了。
那是1979年，十六岁的我在医院见到大出血的王阿姨，二话不说就伸出了手臂。
那时的血型配对条件简陋，我正好是通用型O型血，就这样，我的血流进了奶奶的身体。
后来奶奶康复了，但我从未提起这事，连我妈都不知道。
＂奶奶临终前求您照顾我们，不是麻烦您，是还命。＂建国的眼睛湿润了，＂但您给的，远不止一条命。＂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奶奶临终前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小芳啊，当年是你救了我，现在我把最珍贵的托付给你...＂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的结终于解开。
原来，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守望。
那个夏天，三兄弟带我去了省城医院。
建国挣的第一笔工资，全用来给我治病。
＂芳姨，你把我们拉扯大，现在该我们照顾你了。＂他站在病床前，眼神坚定。
省城的医疗条件好，经过系统治疗，我的肺结核彻底痊愈了。
出院那天，三兄弟和王大山一起来接我。
＂小芳，谢谢你。＂王大山站在医院门口，局促地说。
我笑笑：＂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这句话一出口，我愣住了，三个孩子和王大山也愣住了。
一家人？是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995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
建国成了县里机械厂的技术骨干，建军考上了师范，建民也即将毕业。
他们都叫我＂芳妈＂了，这称呼让我心里甜甜的。
饭桌上，建国举起杯子：＂敬芳妈，谢谢您这十年的守望。＂
建军和建民也跟着举杯：＂敬芳妈！＂
王大山起身，郑重地说：＂敬小芳，谢谢你救了我们这个家。＂
窗外，雪花纷纷扬扬，屋内，灯火温暖如春。
我想，这大概就是家人吧，不一定有血緣，但一定有爱与责任相连。
那个曾经许下承诺的春天，如今也变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花朵。
十年守望，换来一家人的团圆，值了。
＂芳妈，这是我们给你買的新毛衣，你试试合不合身？＂建民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我打开一看，是一件火红的羊毛衫，和当年奶奶最爱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我轻轻地穿上毛衣，仿佛穿越回了那个春天。
＂小芳啊，这三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耳畔似乎又响起奶奶临终前的嘱托。
我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心中无比安宁。
奶奶，您放心，我守住了您的嘱托，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