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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三
文章开篇，便引顾廷龙先生对吴大澂篆书发展的精要概括：“写字则初作玉筯体，后学杨沂孙，再作金文。” 行文至此，“后学杨沂孙” 这一环节尚待剖析。谈及杨沂孙（1813 - 1881）与吴大澂篆书之关联，今人常引以下几则材料。其一，《愙斋自订年谱》载，光绪三年（1877）三月，“游虞山访杨咏春先生沂孙，纵谈古籀文之学。
先生劝余专学大篆，可一振汉唐以后篆学委靡之习。” 其二，吴大澂于光绪四年十一月曾临摹杨沂孙《说文建首》。其三，同年十二月，又临杨沂孙篆书《夏小正》，并作跋云：“常熟杨咏春先生所书《夏小正》，参用大篆，意趣古雅，与俗书不同。安圃同年屡索拙书，临此奉赠，时余将有大梁之行，藉以留别。” 由此可见两点：一则，吴大澂在摹写、临习、研究大篆数载且有所建树之后，杨沂孙鼓励其专攻大篆，望其在此领域取得更卓越成就；二则，杨沂孙篆书参用大小篆之法，给吴大澂带来了启发。
若从吴大澂与杨沂孙的传世之作深入探究二者关系，便能细致分辨其异同之处。先观二者相似之面。杨沂孙部分作品虽融入大篆元素，但就书体基本形态而言，仍可归为小篆书法。尽管杨沂孙力劝吴大澂专注大篆，然吴大澂在专注大篆之后，小篆书写从未间断，现今仍留存不少其 1880 年之后创作的小篆书法。
与 1860 年代作品相较，吴大澂拜访杨沂孙后，部分小篆作品确有杨沂孙的影响痕迹。1860 年代，吴大澂作品结字修长，宝盖头及类似 “木” 字撇捺写法，常呈下垂状，类同竖画。而杨沂孙篆书偏于方圆，书写宝盖头及类似 “木” 字撇捺时，由上向下外撇，角度颇大。吴大澂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说文解字建首》便与 1860 年代小篆不同，虽用笔与杨沂孙并非全然一致，但结字偏方扁圆，杨沂孙影响清晰可辨。
然而，二者亦有诸多不同之处。杨沂孙惯以颤笔书写，笔画边缘参差不齐，此特征在其名作《说文部首》与《在昔篇》中尤为显著。而吴大澂篆书，自书写玉筯篆始，笔画便光洁流畅，不刻意以颤动之笔营造古朴之感。吴大澂曾长期临摹《散氏盘》，《散氏盘》铭文笔画不光洁，即便如此，吴大澂书写《散氏盘》风格的大篆时，虽笔画稍有颤动，致使点画边缘欠光洁，但颤动幅度并不大。杨沂孙用笔灵动多变，而吴大澂篆书则尽显圆润、简静、清穆之态。
需留意的是，吴大澂篆书呈现出多样面貌，即便同一时期所作篆书，亦会展现不同风格，《吴大澂金文临段敦簋》即其中精彩作品，通过严谨的笔法重构了西周金文特有的庄重浑穆之气，既保持了青铜器铭文浇铸感的斑驳肌理，又赋予笔墨特有的书写性韵律。——据考《临段敦簋》创作期间，他正致力于《说文古籍补》的编撰，对三千余件青铜器铭文进行了系统性考释。
究其缘由，商周金文历经约千年之久，加之地域差异，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风本就异彩纷呈。潘祖荫于 1878 年前后致吴大澂的一通书札中，有一段专论金文书风的文字，颇为值得我们珍视：“散盘奇崛，南鼎古质，自在石鼓上。毛公鼎中和之品（《西周金文毛公鼎》）。左珩右璜约是中兴以后之书也，（颂史颂之类，皆是文极渐弱时，其在将及春秋乎？趩尊、师遽尊亦是同时）以为如何？
楚书雄而齐书霸，鲁书近周而散漫，较之小国之书，自远甚。（惜晋器不见，必有可观。）” 潘祖荫对商周金文书风的此番概括，表明当时部分学者在钻研青铜器铭文时，已然留意到其时代与地域书风存在差异。
且在小篆领域，于吴大澂之前及同时代，诸多书法家皆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小篆风格。故而，无论大篆抑或小篆，吴大澂可临摹与借鉴的对象极为广泛。
存世的吴大澂篆书作品便是明证。他为陈介祺所书对联，就体势而言属小篆，却融入汉砖与汉铜镜铭文方折的特点。而 1886 年吉林勘界时，他在中俄边境所立铜柱上书写的铭文，尽显散盘风格，古朴且浑厚。
四
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初六日，他致信至交吴云之子吴承潞（广庵，1835 - 1898），言及自己正静候前往吉林与俄国官员会勘边界的启程之日，“故而无法他往，于津门静心等候，公务文书甚少，得以专心钻研大篆之学。三十年来，从未如此专注，自觉所达之境已超越完白山人矣。”
早在七年前，潘祖荫便已赞誉吴大澂篆书超越前辈完白山人邓石如，不过那尚属师友之褒奖。而 1885 年吴大澂的这番自评，表明历经十余年的潜心磨砺，他对自身在大篆领域的造诣已颇具自信。
1886 年，吴大澂于吉林与俄国官员勘界事宜甫毕，旋即获任广东巡抚，并于次年（1887 年）二月正式到任。1890 年，吴大澂因母亲辞世，于苏州守制两年有余。在这段时光里，他倾注诸多心力于绘画创作，留下了不少佳作。尽管篆书书写未曾完全中断，却已不复往昔那般专注。
时光流转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烽火骤然燃起。翌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怀着一腔热血主动请命，亲率湘军出关，奔赴东北战场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无奈战败之后，只得黯然回到湖南。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吴大澂以小篆挥就《敕封广济宣威灵感真人李公庙碑》与《宋周真人庙碑》。
光绪十八年书写的《吴大澂白鹤泉铭》更是他在身体康健状态下撰写的最晚篆书遗墨，其笔力依旧刚劲挺拔，尽显风骨，展现了其融合小篆与金文的独特风格。此作为吴大澂任湖南巡抚期间登岳麓山访白鹤泉时所作。以秦代小篆为根基，参以商周金文笔意，线条遒劲圆润，结构疏密有致。字形大小错落，如“雲”、“飛”等字舒展飘逸，而“水”、“雨”等字则凝练内敛，形成“渊雅朴茂”的视觉效果。
乙未年秋，吴大澂遭罢官之厄，无奈归返故乡。虽与友人以书画诗酒为乐，试图慰藉心灵，然而壮志未酬、身败名裂的苦闷，却如影随形，难以排遣。丙申年（1896 年）正月，吴大澂右臂不慎受风，举臂已然艰难。向来以精准著称的吴大澂篆书，自此风采渐失。其姪吴讷士于丙申岁末（1897 年初）为人书写对联一副，联句两侧留有吴大澂的跋语：“蓉伯表弟大人属讷士姪书此联句，见者多疑为拙作。然病后腕弱，鄙人已无此笔力矣。书此以誌喜。丙申除夕，天意欲雪，未知能慰三农之望否？”
此后，吴大澂的身体每况愈下。至农历下一年（丁酉，1897 年）七月，他勉力为积余临摹金文三种，只见点画粗细不均，满纸尽显衰飒之气。
于清代书法史的长河中，吴大澂的大篆可谓独树一帜，宛如一座熠熠生辉的重要里程碑。在吴大澂之前，亦有诸多书家钟情于大篆创作。如清初的傅山（1607 - 1685），其大篆多从传世字书中的古文汲取灵感并加以发挥，笔势虽恣肆豪放，却不乏臆造成分。晚清书法大家何绍基（1799 - 1873），间或也有大篆书作问世，然其刻意以颤笔模拟青铜器铭文剥蚀之态，稍显做作之嫌。而吴大澂所处时代，恰是收藏与研究商周青铜器最为鼎盛活跃之时。
彼时，主要青铜器收藏者之间学术交流频繁，关系融洽，拓片制作水平亦达到空前高度。大规模的青铜器铭文拓片制作与交换，使得吴大澂有幸目睹海量的青铜器铭文及其他各类出土文字拓片，为其研习篆书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早年书写玉筯篆的深厚功底，以及多年钻研文字学的丰富经验，吴大澂终能独辟蹊径，开创出古雅清穆的大篆书风。其麾下两位幕僚吴昌硕（1844 - 1927）与黄士陵（1849 - 1909），亦受其影响，以大篆入书入印，将晚清书写大篆的风尚，成功延续至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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