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国最长、最大的河流，也是世界上第三大河流。只要认真学过初中地理的人都明白，长江的源头是青藏高原的三江源一带，但古人却普遍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写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郦道元的《水经注》写道：“若水（金沙江）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又东北至僰道县（今宜宾），入于江”，“岷山在蜀郡氏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可见，郦道元认为金沙江只是长江的支流。北宋诗人苏轼在诗中自豪地写道“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宋朝的《禹迹图》上在岷江源头标记上了“大江源”三字。
预计图的局部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错误，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古人对金沙江不太了解，对青藏高原更不了解。清朝之前，中原人在青藏高原的地理认知仅仅到达松潘一带，其青藏高原内部则不太清楚，所以也不太了解金沙江的长度。
第二，长江上游水系流量的影响。金沙江的年径流为1456亿立方米，而大渡河和岷江汇流后的年径流量为944亿立方米，虽然存在差距，但古人凭借肉眼是无法识别出此差距的。金沙江沿岸为高山峡谷，河道比较浅窄，流速快。而岷江流经四川盆地，水流缓慢、河道比较宽，能够能够通航。古人从视觉会感觉岷江比金沙江大，所以错误地认为金沙江才是正源。
明朝初期，南京天界寺住持宗泐禅师奉旨赴西域取经，他回来的时候途经昆仑山的山麓，对这里的山川地理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认为昆仑山的东段巴颜喀拉山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此说法虽然有一定的进步，但总体还是局限在传统说法之中，因为他所谓长江源还是岷江，而岷山就是巴颜喀拉山的延伸。
第一个明确提出金沙江是长江源头的人物是徐霞客，他在《溯江纪源》一文中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
徐霞客的理由很简单：岷江长度不及千里（实际上为700多公里），而金沙江从丽江到宜宾也有2000多里，所以按照里程来算，金沙江是绝对的干流。徐霞客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当时的士大夫坚持古人说的才是正确的，所以保持《尚书》的错误之说，不肯做一点改变。
到了清朝，真正实现了对西藏、青海的管辖，人们对青藏高原的了解得到了空前觉得加深。康熙晚年，为绘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张精密的全图，康熙帝派遣大量的测绘人员到达全国各地进行了实地勘察。1718年，《康熙皇舆全览图》已经初步绘制出了通天河上游水系的大致位置。
当时，和硕特汗国尚未灭亡，此汗国只是名义上隶属于清朝，但康熙却能够派遣官员深入和硕特汗国统治的地区进行测绘，这说明康熙坚定地将青藏高原视为帝国的一部分。1719年，康熙皇帝派遣的测绘人员已经详细测绘了西藏、青海的地图，最西已经标记了列城（拉达克之首府），珠穆朗玛峰（朱母郎马阿林）也第一次被标记在地图之上。
当时去三江源考察的主要是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胜住三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上溯，最终到达了三江源地区。三江源一带源流百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分辨到底哪一条河流是正源了，于是三人回去后禀报的情况是“江源如帚，分散甚阔。”此后，《皇舆全览图》就将母垒乌苏必拉（今通天河）标记为源头，已经接近了今天的地理认知。
福克斯复印版本《皇舆全览图·金沙澜沧等江源图》所绘江源图
1720年，准噶尔汗国侵入西藏，灭和硕特汗国，康熙皇帝立即派遣大军入藏，和准噶尔汗国进行对战。此战后，清朝实现了对青藏高原的实际控制，并开始在西藏驻扎军队。清朝的军队之所以能够轻车熟路地深入青藏高原，我想康熙之前派人测绘的地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此后，清朝对长江源头的探索还在继续。1761年，齐召南所撰的《水道提纲》对长江源头的布曲、尕尔曲、当曲、沱沱河等江源河流进行了标注，可见人们对三江源的地理认知在不断进步。
不过，即便有实地勘察的记录，但依然还有许多士大夫坚持“岷山导江”的迂腐之说。乾隆初年的著作《江源考》主张“以金沙为江源”，认为：“水必以源远者为主，而近者从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余里之水为源，而反主一千八百余里之水，其势不能以相统。”但全祖望却认为“（江源）不始于岷山则可，离岷山以求江源则不可。”不应“更就其远近，以为定说”。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地理学者齐召南参阅看了《皇舆全览图》，但是却不以为然地说“大江源出四川松潘卫边外西番地之岷山羊膊岭……金沙江即古丽水，亦曰绳水，亦曰犁牛河，番名木鲁乌苏，岷江最上源也。”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是一张按照传统中原地理模式绘制的地图，和《皇舆全览图》是两种不同的地图，该地图也将“大江源”标绘在了“岷山”之下。
这些学者之所以强调岷江是源头而否定金沙江是源头，是因为儒家经典《尚书》中的《禹贡》提到岷江是源头，而他们认为儒家经典才是正确的，所以不可否定。他们还援引宋朝和明朝的古地图作为证明，例如《禹迹图》《华夷图》以及《杨子器跋舆地图》等，但这些地图都是过去的地理知识，可见其多么迂腐。
这又让我想起清朝后期，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饱读儒家诗书的大学士倭仁、徐桐、刚毅、李鸿藻等人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严格遵循儒家经典的教诲来抵御西方入侵。其迂腐之见最终还是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