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黄梅、九江

我军于7月19日发布了有关攻占黄梅、九江的命令，翌日，把战斗指挥所推进至彭泽，但为了指挥将于23日开始攻占九江的战斗，22日又将战斗指挥所再向前推进到湖口。结果军司令官的位置，竟处于最前线的步哨线上——湖口的石钟山下，这是很特殊的情况。当天曾有一位旧识海军军官来找我，他根据常识判断军司令官的所在地不在安庆就在彭泽，但找来找去，一直找到最前线才得相见，为之一笑。

特设师团的战斗力

当时的特设师团，在形式上与现役师团无大差别，以步兵联队为例，现役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官兵完全为预备后役。因此，每逢作战，各大队长势必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其伤亡率当然很高，而大队长缺员代理大队长接任后，大队的战斗力将减少到一半以下。第一〇六师团在九江西方地区所以陷于苦战，主要原因即由于该军的素质太差。然而，同样的特设师团，如担任警备安庆附近的第一一六师团的情况就略有不同。该师团之一部（石原支队），10月初归入我第十一军，沿长江北岸附近前进，其行动相当活跃。

我认为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第一一六师团于动员后，进行了约一个月的训练，全面复习了战斗任务。反之，第一O六师团则于动员后，立即向华中出动投入战斗。虽然都是曾经受过训练的士兵，但是，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这也是中央的责任。

宫崎注：动员完了后，各级干部一起在野营地实施基本训练一事，极为重要。即使在平时，一周野营训练的结果，就可以取得在兵营训练一个月或者更大的效果。欧洲列强的兵营都是临建房屋，干部以下完全是野营式训练，在这次大战中，美国紧急组成的庞大军队也都是在帐幕野营中训练。

为了出征进行动员或待命期间，处理杂乱事务，其繁忙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应征官兵的心情复杂，因而在离开都市的野营环境，通过贯彻各级指挥官的意志和最新战斗方法的训练所产生的信心，以及为加强上下同僚之间的密切联系等，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具有极大的效果。

“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这也是中央的责任”的结论，实在正确。对此，我自己也有责任，应该反省。主要是对质与量的关系认识不足，总认为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在用于初次作战之际，在使用上缺乏斟酌情况妥善考虑。

以上，主要是叙述第一O六师团的情况。但在第十一军还有一个特设师团。这就是东京附近出身的第一O一师团。这虽然不是草草新编的，但在前年夏季以来上海激战中，竟牺牲一万多人。大部分战斗员是杂有应召老兵的补充兵。其中，甲府、佐仓联队在联队长的统率下，取得了优秀的战果，但东京都内特别是工商业繁华地区出身的士兵，其军、风纪十分恶劣。盛夏之际，退伍老将军和田龟治中将（日俄战争时第一师团的大尉参谋，1923、1924年我在学时的陆大校长，后任第一师团长）为慰劳鼓励同乡出身的部队，曾来访问。当他视察了星子西南方地区的第一〇一师团的战场回到九江时，把担任作战参谋的我叫了去，严厉地斥责说：“那不是日本的军队。”这一印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中国军队之道义

10月初，第二十七师团占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一O一师团检查反攻我阵地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的父母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这一点和我军的情况完全一样。

9月份，我一〇一师团在九江西南约30公里的马鞍山附近，攻击凭借阵地顽强据守的敌军时，我一名大队长率十余名部下冲入敌阵，受敌军集中炮火攻击全部战死。以后，我军占领该地打扫战场时，发现中国军队已将我战死官兵遗体及其全副武装包括军官的军刀及其他装备品完整地予以埋葬好。这使我军大为感动。

中国军队的道义，确实想象不到的使人敬佩。

满洲事变长城作战时，我步兵第十七联队在古北口附近，郑重埋葬了战死的中国官兵的遗体，并立了“中国将士之墓”的墓标。后来，中国军队某旅长来至该地，对日军此举非常感激，为此特来日本访问秋田市，向第十七联队表示感谢。这事已传为美谈。

宫崎注：有关第一O六师团的上述情况，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此，对其细节略加叙述如下：攻占九江不久，第一O六师团于8月7日进行第一次攻击失败后(因无公路，师团的炮兵不得不留在后方），经过相当准备，并在精锐的海军航空部队的直接协助下，自8月27日到29日又进行了全力进攻。一部分勇敢的官兵攻入敌军阵地一角，遭遇敌军十字炮火射击，后援被切断又归失败。冈村将军指的就是这个勇敢的大队长以下十几名战死官兵的遗体。

其后,友军（第九师团的丸山支队)，从侧面逼近第一〇六师团正面的敌人，顽强的敌人也不得不向南方马回岭撤退。

据情报，马鞍山附近敌军阵地是由苏联军官指导构筑的，敌人的抵抗也极为顽强。为了将来参考，特别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担当这一任务的是具有特殊装备的预备独立工兵中队。中队长是石割平造少佐（陆士第十七期、陆大毕业。因健康原因入预备役，是冈村司令官陆士晚一期的后辈，与军内第九师团长吉积中将、第十三师团长获洲中将是陆士、陆大同期生）。

经过详细调查判明，阵地是由大量单人陶罐式（类似捕章鱼用的小口大肚罐——译注）掩体组成的战壕并接连着很深的交通沟，构成可以相互斜射、侧射的火力网。我空军虽然猛烈俯冲轰炸，但几乎无一命中。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仔细埋葬着我冲入敌阵一角战死的大队长以下十几名官兵遗体的坟墓，他们军刀及一切装备均整齐地带在身上。

石割老前辈详细地讲述着上述情况，在场的人无一不被深深感动。礼葬敌军勇敢战士的遗体，是我武将自古以来的教养，曾留有不少传说。只有具备使敌人也为之感动的武士道德，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胜者和勇者。

这使我想起了已故阿南惟几将军一贯强调的“道义即战斗力量”的这句名言。

俘虏

我在第一篇第五章中，具体叙述了战后从被俘官兵了解到的一些有关我军官兵俘虏的情况。在战争期中，我也经常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模模糊糊地了解到一些俘虏的情况。关于北京时期的情况，虽然写在第三篇里，但是，我最早知道有关俘虏的事情还是在1938年11月前后，那时所掌握的情况大致如下：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确实有相当多的我军官兵被敌人俘虏，收容在俘虏收容所。大部是受伤的，但健康的似也不少。日俄战争时期，因受重伤被俘的也有一些，但不管怎样审询也决不透露我军实情。而现在当了俘虏的，似有不少人很痛快地就把我军的编制、位置、指挥官姓名等，都告诉了敌人。

宫崎注：自1938年秋季以来，每天晚上重庆方面都广播对我军官兵的宣传节目，广播者中似乎有被敌人俘虏或被思想改造过的我军士兵。据说其领导者是从苏联潜入的某共产主义者。

当第一〇六师团在雷鸣鼓刘附近陷入敌军重围之际，在中国报纸大事宣传的材料中，几乎毫无差错地刊登了我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和联队长以上干部的姓名。看到这些使我大为吃惊和悲愤（这份报纸夹在我的阵中志中，至今还保存着）。攻占南昌以后(1939年夏），敌人以小部队奇袭，俘虏我警备某中队正在值勤中的负责给养的一名军官，他向敌人提供了其所属部队的编制及全体人员名单。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从事资敌活动。几个月后，在华南战线的我军最前线上，出现了一个用扩音器喊话招唤我军投降的人。通过被我军抓获的这个军曹的供词，才判明真相。随后，把他送交军法会议。这虽属个别事例，但想到将来的形势，不禁使人寒心。因为，就算不提《战阵训》，耻于当俘虏的传统，原是我日本民族的性格，何况，对华作战总的看来，始终是积极的进攻作战，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会被敌人捕获。

诺蒙汗(注：应为诺门坎)停战不久，我出任受到很大伤亡的步兵第二十六联队（第七师团）的联队长，担当处理战后和再建部队的任务。当时有四名士兵失踪，估计有被俘虏的可能。我用尽一切手段四处调查，也只能推定是负了重伤。最后，我负责按战死上报。仅仅这件事情，我也充分体验到作为一个部队长是如何被这样的问题所苦恼。

在瓜达尔卡纳尔（所罗门群岛之一火山岛——译注）战斗中，接到撤退命令，不得不把相当多的不能步行的重伤病号留在岛上而撤退一事，至今使我有言语无法形容的痛苦。一般说来，在战局失利情况下的退却，不能收容重伤病号的情况居多。所罗门、新几内亚作战中，大部分重伤病员最后自杀，一部分失掉撤离机会被敌人俘虏。

日本军队在任何场合下，也绝对没有如欧洲战场所见到的大部队和指挥官集体投降的情况。

与俘虏有关的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问题是，除俘虏外，敌人还从我军未能收容的战死官兵遗体上收集的记录、日记以及信件中，了解到我军情况，这样事例也不少。战后公开发表的美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载：

“从日军官兵的遗体上，得到了作战的重要情报资料，美军对此点提起警惕，禁止官兵携带熟人日记信件等。万一被俘（特别是飞行员）时，应按预先准备好的要点答问外，一律不准透露。”事实上，从美军的遗体上，未得到过任何文字资料。不应单纯提倡“勿受俘虏之耻”的《战阵训》，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注意到适应战场实际情况的合理、具体的措施和教养。

(选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1981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

资料来源：

《江西党史资料》(第四十二辑）万家岭大捷(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