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的缘
今天是我从纺织厂退休的日子。
五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老沙发上，照得那块年久褪色的布料闪着微光。
我把手中的退休证書和一沓厚厚的荣誉证书放在桌子上，三十年如一日，从没想过这一天真的会来临。
＂老赵，这是我整理柜子时发现的。＂妻子李秀兰从厨房走出来，递给我一个泛黄的信封，脸上带着我读不懂的神秘笑意。
信封的边角已经有些卷曲发脆，上面的铅笔字迹已经模糊，但仍能看出当年写字人的认真。
＂你自己看吧。＂秀兰转身回了厨房，只留下半句话，＂看完别愣着，过来吃饭。＂
我打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里面的信纸，那是一种八十年代常见的淡蓝色稿纸，横格的那种，学生们做作文最爱用的。
信纸上的字迹工整清秀，我只看了开头几个字，就感到一阵恍惚，这分明是三十年前那个神秘＂笔友＂的笔迹，可怎么和李秀兰的字这么像？
＂赵同志，你好！冒昧写信给你，请不要见怪...＂我的目光在信纸上游移，往事如洪水般涌来。
1985年春天，我从省轻工业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市里最大的国营纺织厂。
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大地，人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憧憬未来的光芒。
厂里的集体宿舍楼还是新的，水泥墙面上挂着＂爱厂如家＂、＂提高质量，勤俭节约＂的标语，年轻人脸上也都挂着朝气。
每天清晨，机器轰鸣声会准时把我从睡梦中唤醒。
那时的我，刚满二十三岁，大学没考上，但在技校算是佼佼者，尤其喜欢写点小诗小文，偶尔投稿到厂报和市报副刊，居然也能时不时地发表几篇。
第一封信是在我值完夜班后发现的，安安静静地夹在宿舍门缝里，把门一开，信就飘落在地上。
我捡起来一看，没有署名，信中只说是厂里的一名女工，想和我交朋友。
信中提到看到我在厂报上发表的文章《青春与机器的对话》，觉得我是个有想法的人，想与我探讨生活和理想。
＂赵明同志，你的文章写得真好，能感受到你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信的末尾，写信人并未署名，只写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小子艳福不浅啊！＂室友老刘看到信后，拍着我的肩膀起哄，＂肯定是纺织女工看上你了，我们厂女多男少，你这才来多久啊，就有暗恋的了！＂
老刘那张方脸笑起来像个敲锣打鼓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东北人特有的爽朗。
＂少扯犊子，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章。＂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直痒痒，忍不住琢磨这个神秘笔友是谁。
我当时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平日里除了工作就是在宿舍看书写作，哪能不对这突如其来的＂笔缘＂好奇？
回信的时候，我斟酌再三，力求表现得既有文化又不失风度，等第二天值班时偷偷塞进了厂报编辑部的投稿箱，因为信中＂笔友＂说可以通过那里取信。
就这样，这场文字上的交往开始了。
这个＂笔友＂从不肯见面，只是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封新信出现在我的宿舍门缝。
有时是诉说生活琐事，有时讲述对未来的憧憬，字里行间都透着真诚。
＂赵明同志，你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吗？我常常幻想，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像科幻小说里写的那么奇妙？＂
＂今天车间里的新机器终于安装好了，噪音比旧机器小多了，以后工作环境会更好，这就是进步啊，不是吗？＂
我们就这样隔着一层无形的纸墙，谈理想，聊生活，但每当我提出要见面，对方总是婉拒。
＂再等等吧，等到合适的时机......＂
＂我这人长相平平，怕你见了失望......＂
＂与其匆匆见面，不如保持这种纯粹的友谊......＂
老刘总是笑话我，硬说这肯定是个＂歪瓜裂枣＂，否则干嘛不敢见面。
＂万一是个四十多的大婶呢？＂老刘贱兮兮地挤眉弄眼，＂那可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了！＂
厂里人人都知道我有个神秘笔友的事，背地里不知有多少闲话。
＂听说了吗，小赵收到情书了，可人家就是不肯见面。＂
＂八成是哪个姑娘想吊着他玩呢！＂
＂我看啊，是那个马脸的统计员，成天盯着小赵看。＂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只当是玩笑，但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
李秀兰是在厂技术革新会上认识的。
那天下着小雨，会议室里挤满了各车间的骨干，我作为织布车间的技术员，正在台上发言。
＂我认为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减少织布过程中的断头现象，如果我们能改进引纬装置，就能...＂
正说着，我注意到第二排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姑娘，正专注地记着笔记，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明亮有神。
会后，厂长让大家分组讨论，我被分到了质检科那一组。
＂你好，我是质检科的李秀兰。＂她推了推眼镜，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刚才说的引纬装置改进，我有些想法想请教。＂
她说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很有见地，尤其对技术细节的把握，让我这个男技术员都自愧不如。
那个年月，会后大家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成了习惯。
有一次下雨，我把雨衣让给她，自己淋了一路雨。
第二天，她特意来车间找我，递给我一包感冒药：＂昨天淋雨了，备着点药，别耽误工作。＂
那种不声不响的关心，胜过千言万语。
从此，我们便熟络起来，常常一起吃工作餐，有时下班后还会去厂门口的书店看会儿书。
＂你那个笔友怎么样了？＂有一天，秀兰骑车送我回宿舍，突然随口问起。
我愣了一下：＂还写呢，不过我挺纳闷的，她为啥就是不肯见面？＂
秀兰踩着脚踏板，脸侧向一边：＂或许她害怕吧，万一你见了真人不喜欢怎么办？有些感情，远远地看着就挺好。＂
＂胡说，那算什么感情？真正的感情应该敢于表达，像我对——＂话到嘴边，我突然住了口。
＂对谁？＂秀兰的车突然刹住了。
＂没，没什么。＂我也跟着停下来，＂明天车间要调试新设备，我得先回去准备一下。＂
说完，我落荒而逃，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那段日子，我常在厂办公室和质检科之间跑来跑去，一边与秀兰培养感情，一边继续与神秘笔友通信。
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戴眼镜的姑娘了。
她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不张扬但很踏实，就像一本好书，翻开的每一页都给人惊喜。
六月的一天，厂里举办青年联谊会，我鼓起勇气邀请秀兰做舞伴。
＂我不会跳舞。＂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教你。＂我壮着胆子拉起她的手，＂很简单的，一二三，一二三...＂
她的手心微微出汗，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联谊会上，厂长非让我上台朗诵自己写的新诗《致青春》，台下掌声雷动。
读完后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秀兰，她没有鼓掌，只是静静地望着我，眼里满是我当时没能读懂的光芒。
那晚回宿舍，我路过厂报编辑部，忍不住又往投稿箱里塞了一封信：＂亲爱的笔友，我想我爱上一个人了...＂
第二天，我却没有收到回信。
第三天、第四天...一连一周，都没有笔友的消息。
我忐忑不安，害怕是自己的坦白吓跑了笔友。
就在这时，厂里传来消息，要派技术人员去上海学习新型织布机的操作和维护。
领导点名要我和李秀兰一起去，为期两周。
火车上，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
＂秀兰，我...＂
＂怎么了？＂她转过头，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闪着光。
＂我想...＂我咽了口唾沫，＂我想我们认识也有大半年了。＂
＂嗯，下个月就满八个月了。＂她说得很精准，这就是质检员的性格。
＂你知道我在厂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我都剪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夹在笔记本里。＂
＂你喜欢我的文章？＂
＂喜欢，＂她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很喜欢。＂
火车轮子与铁轨碰撞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可闻。
＂秀兰，我想我是爱上你了。＂我深吸一口气，＂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列车的轰鸣声在耳边回荡。
＂好。＂她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一清二楚。
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就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那个年代，谈恋爱是件很单纯的事情，不需要什么花前月下，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就行。
我们会在下班后沿着厂区的小河边散步，聊工作，聊理想，有时也不说话，就这么静静地走着。
唯一的遗憾是，笔友的信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猜想，她或许知道了我恋爱的消息，便识趣地退出了我的生活。
有时我会怀念那些文字交流的日子，但更多的时候，我沉浸在与秀兰相处的幸福中。
半年后，在厂区大礼堂里，我向秀兰求婚了。
那时还没有玫瑰花和钻戒，我只是送了她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扉页上写着：＂愿与你共度余生，赵明。＂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我们住进了厂分配的两居室，开始柴米油盐的生活。
1986年底，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小家伙哭声洪亮，给平静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生机。
1992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也进行了技术改造，从国外引进了先进设备。
厂里派我和几名技术骨干去日本学习，一去就是两个月。
回国那天，秀兰抱着七岁的儿子来火车站接我，我惊讶地发现她的鬓角已经有了几丝白发。
＂你老了。＂我开玩笑地说。
＂你不也是。＂她指着我的发际线，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七岁的儿子仰着脸看我们，童言无忌：＂爸爸妈妈，你们以前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和秀兰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在厂技术革新会上。＂
儿子撇撇嘴：＂切，一点也不浪漫。班长说他爸妈是青梅竹马呢！＂
秀兰摸摸儿子的头：＂每对夫妻都有自己的故事，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才算浪漫。＂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
厂里经历了改制、转型、上市，我从技术员做到了车间主任，又升到了技术科科长。
秀兰一直在质检科工作，后来成了全厂出了名的＂质量关＂，没有一批不合格产品能从她手底下溜走。
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工作，偶尔假期才回来看看我们。
家里就剩我和秀兰两个人，日复一日地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
谁能想到，退休这天，这封尘封三十年的信会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打破这平静的表面？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信中的字迹，再对比秀兰平日里写的便条，越看越像。
＂秀兰...＂我走进厨房，声音有些发颤，＂这是你写的？＂
她没有回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手上继续切着菜。
＂为什么？＂我感到一阵眩晕，仿佛三十年的记忆在这一刻全都需要重新审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她擦擦手，转过身来，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年轻时不懂事，现在说出来，你别笑话我就行。＂
＂可是...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追问道。
她叹了口气，走回客厅，从书架上拿下一个旧铁盒。
＂你看看这个吧。＂
我打开铁盒，里面是一沓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开头，都被划掉了，最终形成了当年那些寄给我的信。
＂我在食堂看到你第一眼，就觉得你与别人不同。＂她坐在我旁边，声音轻柔，＂那时你总是一个人吃饭，边吃边看书，多新鲜啊，别的男工都是狼吞虎咽，恨不得多打一勺菜。＂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认识我？＂
＂你忘了那时候的规矩了？姑娘主动找男孩子，多不害臊！＂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再说了，我那样的黄毛丫头，哪敢啊。＂
她推了推早已不需要的老花镜，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
＂后来看到你的文章登在厂报上，我琢磨着，或许可以用写信的方式接近你。＂
＂那后来为什么突然不写了？＂我问。
＂还不是因为你？＂她有些不好意思，＂你在信里说爱上了一个人，我猜那就是我，不敢再装下去了，怕穿帮。＂
＂那技术革新会上...＂
＂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正大光明地接近你。＂她笑了，＂其实早就做足了功课，把你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背得滚瓜烂熟。＂
我翻开她递来的相册，里面有张厂里联谊会的合影。
照片中，站在角落里的秀兰望向台上朗诵的我，眼神专注得几乎要把我融化。
＂傻丫头，＂我哽咽了，＂你藏得够深的啊。＂
她起身去另一个房间，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文件夹。
＂这些年我一直收集你写的东西，看，这是你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你在日本学习时寄回的明信片，这是...＂
我翻着那些泛黄的剪报和照片，突然在最后一页看到一张纸条：
＂亲爱的笔友，今天我向秀兰求婚了，她答应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是我写给＂笔友＂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我说了心里话，告诉＂她＂我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原来，这封信秀兰一直保存着，且从未告诉我她就是那个收信人。
＂为什么结婚后都不告诉我？＂我有些不解。
＂越到后来越不敢说了。＂她的声音带着歉意，＂刚开始是怕你觉得我耍心机，后来孩子出生了，工作忙了，这事就慢慢淡了。再后来...＂她顿了顿，＂再后来，我想着反正我们都这么好了，何必再提那些陈年旧事？＂
窗外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老旧的家具上。
三十年了，我们的婚姻平淡如水，没有轰轰烈烈，却也没有大风大浪。
柴米油盐，琐碎家常，欢笑泪水，都融在了岁月长河里。
而今天，我才知道这平淡背后，竟藏着这样一段秘密的深情。
＂老傻瓜，＂我握住她布满老茧的手，嗓子有些发紧，＂这么多年，你藏得可够深的。＂
秀兰擦擦眼角：＂我这辈子做对的事不多，但选择你，一定是对的。人这辈子能错过很多東西，但我不想错过你。＂
我们相视而笑，笑中带泪。
屋外，纺织厂的汽笛声依旧，一如三十年前。
工厂会老去，我们也会老去，但那些信里写的梦，不知不觉间，我们竟都一起实现了。
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别发呆了，过来吃饭。＂她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一眨眼，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害羞的姑娘，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我岁月长河中最亮的那盏灯。
＂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轻轻放在书桌上。
或许，爱情最美的样子，就是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数着时光在彼此脸上刻下的痕迹。
而那些藏在心底的秘密，总有一天会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在最适合的时机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