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丁盛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年的7月，升任为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1977年3月，丁盛被宣布停职审查。从这年的11月至1979年4月，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两次审查的时间为2年多。

期间，虽然上级下令不许警卫班的战士和丁盛说话，但时间久了，战士们不仅会和丁盛说话，还会给他带吃的。这种情况下，只能换警卫班。结果第二批警卫班还和上一批一样，只能换第三批。

据悉，丁盛被战士们的关爱所感动，以至于丁盛一直保存着苏北射阳县的一个战士的联系方式，尽管这个战士后来复员了，他们还时不时地有书信来往。

1982年7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了《免予起诉决定书》。里面的内容的大致意思是，“（丁盛）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且经过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丁盛为“从犯”，故而“决定免予起诉”。

这月月底，南京军区原干部部副部长通知丁盛：“按总政治部通知，你退出现役。待遇按一般干部待遇。”丁盛疑惑道：“什么算一般干部？”答：“按团级干部待遇，每月发放150元生活费。”此外，丁盛看病有专车，并且实报实销。

这年11月，丁盛被通知开除党籍，由地方安置。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广州、北京都不能去。原本要丁盛到安徽的滁县，丁盛不肯。这样争来争去，终于在1984年7月，丁盛决定前往南昌。丁盛后来给的理由是，那边有江西老表！

来南昌2个月后，丁盛心脏病复发，他的老伴孟文虹陪他去看病，结果在路上，丁盛直接晕倒在地。经过大夫的抢救，丁盛脱离了生命危险，考虑到老伴的身体也不好，丁盛就申请回南京和儿女在一起。

这年10月后，丁盛回到了南京，住进了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回南京后，丁盛被迫搬了家。原来，他住的地方，升为了师级干部住房。最后，丁盛一家住在了五条巷。

丁盛虽然人在南京，但关系、户口都在南昌。那时的供应是要户口，凭票的。为此，丁盛只能到北京去反映。他和老伴先后跑了中组部、中纪委、政治部、信访办。此时，丁盛的孩子都去了广州，他就想把关系转到广州，但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

丁盛在北京的这段日子里，他以前不少的老战友都陆陆续续地前去探望他。在此过程中，丁盛给聂帅写了信，希望把他的关系转到广州。聂帅虽然批了，但不知是何原因，迟迟没有下文。

由于夫妻俩的补贴加起来只有200多元，生活很拮据。为此，丁盛和老伴孟文虹经常外出，在这个老战友家住一段时间，在那个老战友家住一段日子。两人去过天津、武汉、济南等地。

这也是丁盛后来说他的生活是“三靠”：一靠老伴、儿女；二靠组织，住医院；三靠战友。出门靠战友，把他吃住行都安排好。有的老战友得知丁盛的处境，也会给他寄钱，对此，丁盛非常感动。

因为经济关系，加上老红军节省惯了。1993年，他和老伴孟文虹从济南回南京，嫌卧铺贵就买了硬卧。时年80岁的丁盛，爬上爬下，结果回去后就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

同年8月，丁盛接到通知，他的生活补助每月增加50元，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2年后，丁盛被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的住房。

1995年，有记者采访丁盛，走的时候，丁盛从零钱罐里拿出7毛交给记者。当时深圳的公交车是7毛钱。孟文虹在一旁说：“7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收一块。”丁盛接过话：“我不同意你的话，我愿意省3毛。”

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后，丁盛的心情好了很多。这里算是他的“地盘”，里面的人都是熟悉面孔。平日没事的时候，丁盛就和老战友们下下棋，日子过得很惬意。

1998年8月，丁盛接到一个好消息，“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为丁盛平反。两人在延安时就认识，革命友情深厚。可惜的是，黄火青也没能扭转乾坤，只是帮丁盛提升了生活待遇。

1999年初，干休所建了一栋30层新楼，丁盛分到一套好房子。这年8月，丁盛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尽管有要求丁盛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对于曾经的司令员，医院方面给予了适当照顾，将他移到了更高级别的病房。

虽然医生们竭尽全力了，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9月25日，丁盛去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