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底气
＂哟，又是这老头儿！天天弹琴，也不嫌烦，有那闲工夫，不如在家带带孙子。＂
公园的梧桐树下，我听见身后年轻人的窃窃私语，手指却未在琴键上停留片刻。
老伴儿走得早，儿女各自成家，七十二岁的我，刘明远，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1969年的冬天，我背着铝皮饭盒和几件单薄的衣裳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那年我刚满十六岁，还是个懵懂少年，却已经背负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使命。
北大荒的寒风刺骨，比我家乡江南的冬天要冷上许多倍。
知青点的土坯房里，我们十几个年轻人挤在一起，白天在田地里刨土、拔草、背粪，晚上围坐在煤油灯下读毛主席语录。
记得有一晚，外面北风呼啸，房檐的冰凌叮当作响，队长王大壮神秘地从床板底下摸出一把手风琴，说是从家里偷偷带来的。
＂小点声，别让大队书记听见了。＂他小声嘱咐着，然后轻轻拉起了《北风吹》。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音乐能给人带来的慰藉，那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仍能让人心中燃起一丝暖意的东西。
我悄悄把这段记忆藏在心底，像藏一粒种子。
知青点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我们都努力地活着，盼着有一天能回到城里。
每天清早，我们跟着拖拉机的轰鸣声出工，皲裂的手指在冻土地里刨着，嘴里哈着白气，但没人喊苦叫累。
那时的我们都明白，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咬牙挺过去。
在北大荒的第三个年头，我的右手食指被收割机不小心划伤，差点失去了一节指头。
大队医生老李拿着碘酒和纱布，简单处理后对我说：＂小刘啊，你这手以后怕是不能干重活了，不如学点轻巧的活计。＂
我心里咯噔一下，在那个年代，一个男人不能干重活，几乎就意味着没法养家糊口。
队长王大壮知道后，每天晚上偷偷教我弹他那把手风琴，说是锻炼手指灵活度。
起初，我的伤指又痛又僵，按不下琴键，常常弹到一半就疼得冒冷汗。
王大壮不急不恼，只是说：＂明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手指头不练通了，回城能干啥？＂
就这样，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我一遍遍地练习着简单的曲调，从《东方红》到《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手指的伤痕愈合了，却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消失的疤痕，时刻提醒着我那段艰苦却也单纯的岁月。
1974年，国家政策松动，一部分知青可以返城。凭着我的伤情和在农场的表现，我得到了这个机会。
临走那天，王大壮拉着我的手，眼圈发红：＂明远，你先回去，给我们这些还得留下的人寻条出路。＂
我用力点头，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那时的城市正处在一种奇特的气氛中，街头巷尾贴满了大字报，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语录歌。
我回城后，托家里关系进了一家纺织厂当了修机工，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倒也清静。
下班后，我总爱去工人文化宫，那里有一架旧钢琴，我就借着在北大荒学的那点手风琴基础，摸索着学习钢琴。
文化宫的老师傅姓陈，六十多岁，据说解放前在上海学过西洋乐器，是个有真本事的人。
见我对钢琴有兴趣，老陈师傅便在晚上下班后教我一些基本功，从五指练习到简单的曲子。
＂小刘啊，这钢琴不比手风琴，它讲究手型、力度，还有踏板的运用，慢工出细活，急不得。＂
我点头如捣蒜，每天工厂下班后就直奔文化宫，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
那时厂里有个女工，叫陈小雁，是会计科的，常常路过文化宫，听见我的琴声就会停下来。
＂刘师傅，你弹得真好听。＂有一次她站在门口，怯生生地说。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
就这样，我们渐渐熟络起来。每次我练琴，她都会来听一会儿，有时还会带些自家蒸的糕点给我。
1978年，我和陈小雁结婚了。那时还在实行供给制，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就是在厂里食堂包了两桌，请了些亲友和同事。
婚后，我们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十二平米的平房里，家具简单得很：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再加上两把椅子。
床头挂着我们的结婚照，那是在照相馆拍的，小雁穿着借来的白纱裙，我穿着崭新的蓝制服，两人脸上都带着腼腆的笑。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心里都是甜的。每天早上，小雁都会早起给我准备干粮，然后一起骑自行车去上班。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我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厂里推荐我去师范学院进修，学习音乐教育。小雁拍着我的肩膀说：＂明远，这是好事啊，你一直喜欢音乐，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学习了。＂
在师范学院的两年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专业知识，从基本乐理到钢琴技巧，从中国民乐到西方古典音乐。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里的一所中学教音乐。
那时的学校条件很简陋，音乐室就是一间普通教室，里面放着一架老旧的钢琴和几把二胡。
但我乐在其中，把在北大荒和工厂的经历编成故事讲给学生们听，用音乐传递着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情感。
1982年，我们的大儿子刘海出生了。看着他皱巴巴的小脸，我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
小雁休完产假后继续回厂里上班，我们的孩子就送到厂办托儿所。每到周末，我就带着孩子去公园，给他讲故事，教他唱儿歌。
1986年，我们的小女儿刘雨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些成效，城里开始有了彩电、冰箱这些＂新三大件＂，但对于我们普通工人家庭来说，还是很奢侈的物品。
我和小雁省吃俭用，终于在刘雨满周岁时，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熊猫牌彩电，全家人围在一起看《西游记》，那感觉别提多美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平凡而踏实。我在学校教书，小雁在厂里做会计，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到了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大潮来临，小雁所在的纺织厂开始裁员。那段时间，她每天回家都心事重重。
＂明远，我怕自己也会被裁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轻声说。
我握住她的手：＂没事，我还在学校上班呢，就算你下岗了，我们也能过得去。＂
果然，1994年，小雁拿到了下岗通知书和一笔不多的补偿金。
那天晚上，她哭了，说自己从十八岁就进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突然不上班了，浑身不自在。
我安慰她：＂下岗不代表没用，你可以做点小生意，或者在家好好照顾孩子。＂
小雁擦干眼泪，第二天就去菜市场租了个小摊位，开始卖些日用百货。
那段日子确实辛苦，小雁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风里来雨里去。我下了班就去帮她收摊，然后两人一起骑车回家。
孩子们也懂事，刘海上高中了，刘雨上初中，兄妹俩放学后自己做作业，有时还会做些简单的家务。
到了1999年，我们的生活迎来了一次大的变化。
学校分房，我作为老教师分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两室一厅。搬进新房的那天，全家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小雁特意用补偿金买了一套新沙发，说是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新世纪到来，社会变化更快了。刘海大学毕业后进了外企，刘雨也考上了省重点大学。
我在学校教了三十年书，从粉笔灰飞扬的年代到多媒体进入课堂，见证了教育的变迁，也看着一批批学生走向远方。
2012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学校门口挂着横幅，几十名学生排成队送别。
校长给我颁发了＂优秀教师＂证书，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熟悉的面孔，一时有些哽咽。
三十年教书生涯，我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他们中有的成了医生、工程师，有的成了企业家、公务员，还有几个走上了音乐道路。
退休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钢琴前，弹起了当年在北大荒学会的第一首曲子《北风吹》。
弹着弹着，我想起了王大壮队长临别时对我说的话：＂小刘啊，人老了不怕没钱没房，就怕没盼头没朋友。你得找点事做，别让自己闲着。＂
退休后的日子，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坚持锻炼，读书学习，保持与外界的联系。
小雁常笑我：＂老刘，你这退休比上班还忙。＂
我也笑：＂人嘛，总得活出个样子来。＂
2015年，小雁查出了肺癌晚期。
医生说可能只有半年时间，我们都没敢告诉孩子们实情，只说是小病，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那半年，我每天守在医院，看着她从一个精神矍铄的妇人变成了骨瘦如柴的病人。
小雁走的那天，天空飘着小雨，如同无数的泪滴。
我握着她日渐冰冷的手，轻声说：＂小雁，这辈子能遇见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她嘴角微微一动，似乎想说什么，却终究没能说出口。
小雁走后，我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也不愿见人。
大儿子刘海从上海赶回来，看见我这样，急得直跺脚：＂爸，您这是干什么？妈走了，您更得保重啊！＂
女儿刘雨也打来电话，哭着说：＂爸，您要是不好好的，我们可怎么办啊！＂
我知道孩子们是关心我，可心里那道坎，一时半会儿过不去。
就在我最消沉的时候，隔壁的李教授来敲门了。
李教授是退休的历史老师，和我一样喜欢读书。他手里捧着一本《红楼梦》，说是借我解闷。
＂刘老师，人活一辈子，总有聚有散。但书中自有黄金屋，先拿着看看，散散心。＂
我勉强接过书，翻开扉页，发现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明远兄：人生如棋，落子无悔。小雁不会希望看到你这样的。＂
这句话如当头棒喝，让我清醒了不少。
是啊，小雁在世时最见不得我消沉，她总说：＂明远，你这个人就是太较真，凡事想开点，日子才好过。＂
我把房间收拾了一下，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流通进来，然后拿起电话，给刘海回了电话，说我没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学会了独自生活。
早上起来做饭，中午看看书，下午到公园散步，晚上和邻居聊聊天。
陈小雁走后的第三年，儿女们开始轮番上阵，要接我去他们家住。
大儿子刘海在市中心买了套高层公寓，条件很好，还专门空出一间房给我。
小女儿刘雨嫁在郊区，住别墅，有个大花园，说是让我去帮忙照看花草。
他们都说：＂爸，您一个人多不方便，来我家住吧！＂
我心里暖暖的，知道孩子们是真心关心我，但还是婉拒了。
不是不感动，而是明白，老人和儿女生活在一起，往往是一地鸡毛。
刚开始，孩子们不理解，以为我是倔强。
刘海甚至有些生气：＂爸，您这是什么想法？怕给我们添麻烦？我们是您亲儿女啊！＂
我笑着解释：＂不是怕麻烦，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你们小两口工作忙，早出晚归，我一个老头子在你们家，反而不自在。＂
刘雨则心疼地说：＂爸，您一个人在家，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怎么办？＂
我拍拍她的肩膀：＂现在交通这么方便，有事一个电话，你们不就来了吗？再说了，我这身体硬朗着呢，七十多岁的人多的是。＂
慢慢地，孩子们也理解了我的选择。我们约定每周日一起吃饭，平时电话联系。
这样的相处模式，既保持了亲情的温度，又不会因为天天在一起而产生摩擦。
我把老伴儿的缝纫机送给了楼下的张大妈，她帮我改了几件裤子，常常叫我下楼喝茶，说是感谢我的慷慨。
我把闲置的书送给了隔壁退休的李教授，他时常来和我下棋，两个老头儿杀得昏天黑地，输了的请对方喝酒。
小区新来的王阿姨听说我会弹钢琴，便邀我去社区老年大学做义工，教老年人唱歌。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学了三个月，终于能完整地唱一首《我的祖国》，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是圆了年轻时的梦。
渐渐地，我的日子有了新的色彩。
早起锻炼，和小区里的老伙计们打太极拳；中午看书，李教授推荐的历史小说很对我胃口；下午在公园里弹琴，已经成了固定节目；晚上和邻居们散步聊天，天南地北地侃大山。
我的身边不缺朋友，他们或许不是什么显贵，但都是真心相处的老伙计。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城市的灯火，心里总有一种满足感。
这些年，我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变化，从自行车成群到小汽车川流不息，从平房瓦舍到高楼大厦林立。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知青岁月的艰辛，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岗潮的冲击，新世纪的变革。
跌跌撞撞中，我们走到了今天，虽然身上带着岁月的痕迹，但心里依然有着对生活的热爱。
去年冬天，社区组织文艺汇演，主任非要我上台表演一个节目。
我想了想，决定弹一首《梁祝》。
这首曲子我练了大半辈子，从北大荒的手风琴到城里的钢琴，每个音符都浸透了我的情感。
汇演那天，社区小礼堂里挤满了人，大家都穿着整齐，脸上洋溢着笑容。
当我的手指落在琴键上的那一刻，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那股热情和激情又回来了。
琴声落下，掌声如潮。
主持人走上台，好奇地问我：＂刘老师，您这么大年纪，还能弹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我笑了笑，环顾四周，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张大妈、李教授、王阿姨，还有许多在社区里常见的邻居们。
＂没什么秘诀。＂我说，＂我想，撑起一个人晚年的底气，不是存款和房子，而是健康的身体，不断学习的头脑，不灭的兴趣，还有真心的朋友。＂
台下安静了片刻，随后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
有人喊着：＂刘老师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这样！＂
汇演结束后，我收到了许多邻居送来的小礼物：自家腌的咸菜，手工编织的围巾，还有一些自制的点心。
这些东西不值钱，但却承载着浓浓的人情味，让我倍感温暖。
一周后的早晨，我正在公园的梧桐树下弹琴，突然有人在身后轻咳一声。
转头一看，是那个曾经嘲笑我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时髦，但表情有些拘谨。
＂刘老师，您好。＂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叫小李，是上次在文艺汇演上听了您的演奏，很受感动。＂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其实，之前在公园里说您的那个人就是我。＂小李低下头，＂我想向您道歉，也想请教您，能不能教我弹钢琴？＂
我有些惊讶，但随即笑了：＂年轻人，老了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青春的开始。来吧，先从基本功开始。＂
就这样，小李成了我的学生。每周三次，他准时来我家学琴。
起初他的手指僵硬，按键生涩，但他很有耐心，从不抱怨。
＂刘老师，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状态的？＂有一次课后，小李问我。
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树叶在秋风中轻轻摇曳，金黄的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进来，温暖而明亮。
＂小李啊，人这一辈子，遇到困难是常事。关键在于，你是选择被困难打倒，还是迎难而上。＂
我给他倒了杯茶，继续说：＂在北大荒的时候，我的手指受了伤，差点废了。但正是那次伤痛，让我开始学习音乐，改变了我的一生。＂
小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还有啊，＂我笑着说，＂老话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咱们老年人身上有年轻人没有的东西——经验和智慧。这些都是真金白银换不来的财富。＂
窗外，一群孩子正在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如同我年轻时的回忆。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年龄大小，真正的底气，永远来自内心的丰盈和对生活不变的热爱。
那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