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续考》《汉书·五行志》的五行灾异说
（1）《汉书·五行志》的五行灾异说
何谓灾异？
灾异，是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术语。认为国家的君主，如果在政治上有所失误，要是在失误的萌芽状态，天（上帝）就出现灾害加以谴告，谴告后还不改变，于是天就出现“怪异”加以警告，警告后还不改正，就会出现祸秧。小的称“灾”，表示“天之谴也”。大的称“异”，代表天对君主的惩罚，如日蚀、星陨、大水、大旱、地震等。董仲舒《贤良对策》：“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孟京《易》学、齐诗及汉代的谶纬都讲“灾异”。《白虎通义·灾变篇》：“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其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灾异说对汉代的学术思想影响颇大。（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
今本《汉书》中，《五行志》有五卷，在《汉书》十《志》（合计十八卷）中篇幅最多，同时也是《汉书》中篇幅最多的部分。班固投入大量精力开创并编撰《五行志》，这不是偶然的。关于《五行志》的编撰动机，班固自序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yóu）叙。世代实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他又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这些话语明确表达了班固编撰《五行志》的意图，即：在世道弛敝之时，继承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的优良传统，效法天地之阴阳、《洪范》之咎徵，揭示天人之道，以告往而知来，用作治理国家的借鉴。
这一意图是如何实施的呢？
首先，班固择取《洪范》“九畴”中的“五行”（水、火、木、金、土）作为《五行志》的理论出发点。班固指出：“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洪范》所云“五行”“五事”（貌、言、视、听、思心），皆为君王治国的大法，其间本无因果对应关系。而班固云：“进用五事以顺五行”，则将“五行”与“五事”关联起来。他认为五事失则五行之序乱，强化了自然之“五行”与人世之“五事”的联系，二者成为交感互通的共同体。班固的这些观点，是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继承。董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智第三十》），即灾异现象的发生与治理国家的偏失有因果关系，为班固编撰《五行志》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班固吸收《洪范五行传》“六沴”（lì）说，将《洪范》的“五事”“皇极”与“咎徵”结合起来，构建《五行志》的灾异理论框架。《汉书·五行志》上篇论述《洪范五行传》的“五行”（木、火、土、金、水），中篇、下篇论述“五事”“皇极”。“五事”象五行，“皇极”象天。天变化，为阴为阳，覆成五行。班固说：“‘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乘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白虎通义》卷四《五行》）他采用《洪范五行传》的“六沴”说，将“五行”“五事”统于地，将“皇极”统于天。因此，“皇极”（君道）成为“五行”“五事”之本。班固指出：“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凡君道伤者，病天气。”（《汉书》卷二十七下《五行志下之上》）阐述了君王治国须持中行正的道理。若君道失，则会出现相应的“咎徵”。这样一来，治国偏失、人事祸咎与自然灾异之间就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因果对应关系。参见下表。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汉书·五行志》关于“五行”的概念有三个不同层次。
其一，是《汉书·五行志》上篇第四条引述《尚书·洪范》“九畴”中的“五行”（水、火、木、金、土），指五种不同的自然元素，彼此之间无因果对应关系。
其二，是《汉书·五行志》上篇引述的《洪范五行传》的“五行”（木、火、土、金、水），彼此之间有相生相胜的因果对应关系（见《春秋繁露》卷十一《五行之义》）。
其三，是《汉书·五行志》中篇、下篇引述的《洪范五行传》“六沴”中的“五行”（木、金、火、水、土），彼此之间有与“五事”“皇极”“咎徵”相匹配的对应关系。
这三个层次，是《汉书·五行志》关注的重点。
再次，班固仿效《春秋》编年记事的体例，将夏商至秦汉的灾异事件分门归类，系于《五行志》灾异理论框架中，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五行志》载夏、商、西周、战国、秦之事数量很少，各只有数条；而以春秋、西汉之事居多，各达数百条。如此编排，使抽象的灾异理论与具体的历史事件配合出现，强化了自然灾异与治国偏失、人事祸咎之间的高度关联，《五行志》也就能够彰明天人之道，告往而知来，为君王治国提供较有说服力的历史借鉴。（梅军《汉书五行志校疏》）
实际上，“古人于君主专政无奈之何，故创为阴阳五行灾异之说以恐之，汉世此说盛行，故班创为此《志》以记其说”（杨树达《汉书管窥》）。
通览《汉书·五行志》五卷，其编撰体例，是由《经》（《尚书·洪范》）、《传》（《洪范五行传》）、说（西汉诸儒对《洪范五行传》的解说）及春秋、西汉等灾异事件之例证四部分组成，从而构建了《五行志》灾异说之理论框架。如
①清儒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三《汉书七·五行志》说：
“《五行志》先引‘经曰’一段，是《尚书·洪范》文；次引‘传曰’一段，是伏生《洪范五行传》文；又次引‘说曰’一段，是欧阳、大小夏侯等说，乃当时列于学官、博士所习者。以下则历引《春秋》及汉事以证之，所采皆董仲舒、刘向、歆父子说也。而歆说与《传》说或不同，《志》亦或舍《传》说而从歆。又采《京氏易传》亦甚多，今所传《京氏易传》中皆无之，则知今传《京氏易传》已非足本。间亦采眭孟、谷永、李寻之说，眭、谷语皆见其《传》中，寻说则《传》无之也。”（转引自梅军《汉书五行志校疏》）
②梅军《汉书五行志校疏》说：
“《汉书·五行志》自叙论而下，包括经、传、说、例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经曰’领起之《洪范》经文；第二层次为‘传曰’领起之《洪范五行传》；第三层次为传文说解，时以‘说曰’领起，时则无，系据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增删而成，间以《京房易传》相附从；第四层次为先秦以来灾异事例，并附董仲舒、夏侯胜、眭孟、京房、刘向、刘歆、李寻等诸家说解，多存异说。”
兹举一例火行以说明之。如《五行志第七上》说：
“《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书》云：‘知人则悊，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壄（yě）。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有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虽行师众，弗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
“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夫人谮桓公于齐侯，齐侯杀桓公。
“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2）《洪范五行传》
①作者
关于《洪范五行传》之作者，有以下三说：
A.出自伏生说。
从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所说内容分析，关于《洪范五行传》一书之作者而提名“伏生”，应属于《尚书大传》之一篇，出自汉伏生（胜）之手。如《汉志·六艺略·书》说：
“《传》四十一篇（残）。”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说：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鸣盛曰：‘以《大传》系《经》下，尊伏生也。’
“顾实《汉志讲疏》：‘此伏生《尚书大传》也。’
“按：清《四库全书·书》类二附录《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简目》云：‘旧本题汉伏胜撰 ，郑玄注。据玄序文，乃胜之遗说，而张生、欧阳生等录之也。其文或说《尚书》，或不说《尚书》。大抵如《易乾凿度》《春秋繁露》，与经义在离合之间。而古训旧典，往往而在，所谓六艺之支流也。’”
B.出自夏侯始昌说。
刘起釪《尚书学史》有一“西汉《今文尚书》传授系统表”，其中列有“夏侯始昌撰《洪范五行传》”。此说见于《汉书·五行志》，说：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
C.出自秦汉之际佚名说。
程苏东先生既不认同出自伏生，亦不认同出于其弟子夏侯始昌，在其著作《汉代洪范五行学·基于岁始的成书年代判断》说：
“因此，《五行传》的编纂时间可以确定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这118年之间。至于其具体作者，从《汉书·五行志》的记述以及师法弟子对传文的阐释来看，应当不是夏侯始昌；而欧阳、小夏侯两家早期经师无人传习此传，也使人难以相信其源出伏生。结合《汉书·艺文志》对‘《传》四十一篇’的著录方式，我们大体推定此《传》是成于秦汉之际的一篇佚名文献。作者以《洪范》为本，将战国以来流行的月令、五行文献与儒家重德慎刑的观念加以整合，建立起六沴、五行灾应体系。此《传》撰成之后一度湮没，至夏侯始昌获见其文，乃据以阐说灾异，并传授弟子，建立师法。至许商撰《五行传记》，师说由此书于竹帛。刘向于中秘校书时亦见此《传》，乃将其与各种训解《尚书》的佚名文献合为一书，著录为‘《传》四十一篇’。”
②形成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说：
“就目前所知，《五行传》所涉灾异知识有两大来源：其一是《洪范》‘五行’‘五事’‘皇极’‘庶征’‘五福六极’诸畴，传文通过对相关经文的采择与改造，构成‘六沴’部分所言咎由、罚极与‘五行’部分所言灾异；其二是战国以来流行的时令类文献，传文撷取其中部分宜忌，构成‘六沴’部分妖、孽、祸、疴、眚、祥等各种灾异，以及‘五行’部分所列咎由。此外，传文‘共御’之书部分提到乔忿、讫众等一系列术语，应有所据，只是目前尚不清楚……
“当然，作为一篇经传，如果不能将首畴‘五行’纳入，传文在结构上似乎始终缺乏完整。因此，《五行传》根据《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之说，建立起‘木不曲直’‘火不炎上’‘土无稼穑’‘金不从革’‘水不润下’等五种灾异，在‘六沴’体系之外建立起又一组相对独立的灾应体系。从行文次序来看，传文并未遵循《洪范》‘五行’之次，而是代之以战国以来流行的五行相生说，显示出《五行传》所言‘五行’已是战国以来充分抽象化的数术概念。
“另一方面，传文还提出‘五行’之间的互沴关系，并将其作为‘五事’之失所致灾异的发生机制，从而将‘五事’明确与‘五行’勾连起来……
“可以说，《五行传》最大限度地发掘了《洪范》的灾异学资源，在‘五事’与‘庶征’两畴的基础上，将‘五行’‘五纪’‘皇极’‘三德’‘稽疑’‘五福六极’各畴中的相关概念和观念加以整合，由此建立的灾异体系构成《五行传》的基础框架，赋予其不可磨灭的经学特色。”
金栋按：其实，汉代盛行的五行灾异说（所谓天意），其目的是为了警告、惩戒、谴罚帝王、君主等统治者政治上的失道行为，从而杂取《春秋》、西汉等关于异常天象的历史事件，以附会其说而已。以科学发达、科学昌明之今日而言天之灾异、之灾害、之异常天象等天灾，与人世统治者——帝王、君主政治上的失道行为无关！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也！
附：参考书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