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定价的历史脉络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项与印刷相关，这让书很早就成为商品。

明代中叶，部分雕版印刷的通俗读物上就出现了出版商和价格信息，不过这类书多是大量印制、品质一般的畅销品，重要经典著作的价格则更多由市场供需决定，类似收藏品的定价逻辑。

到了民国时期，出版业中心转移到上海，书的定价权掌握在书业同业工会手中，定价方式简单：按每页单价乘以正文页数，封面按印刷工艺折合5-10页正文，算出总价。

这种按印刷成本定价的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在孔夫子旧书网能找到民国时期的书，比如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煤的小百科全书，版权页上明确标着 “每本定价大洋两角”，上海本地读者花两毛钱就能买到，外地则需加运费。

而1942-1948年出版的书，因当时物价飞涨，版权页上常常空着价格，成了 “无价之书”。新中国成立后，图书成为 “保本微利” 的特殊行业，价格结构重回稳定，标价也回到版权页和封底。

20世纪80年代，图书定价改为出版社按印刷成本和较低利润率灵活制定，标价和实际售价开始走向市场化，但把价格标在书上的惯例延续了下来。

法国：用法律守护文化商品的价格尊严

法国在图书定价上走出了一条独特道路。20世纪80年代前，法国曾采用自由定价模式，这有利于大型连锁书店和平台打价格战，挤压了传统书商的生存空间。

1980年，法国前五大出版商和一家大型超市集团合计占据近50%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化趋势明显。

在这一背景下，午夜出版社主编日鲁姆・南东站出来呼吁改革，他认为 “书籍不是普通商品”。当时恰逢法国总统大选，日鲁姆・南东成功说服左右翼候选人将图书定价改革纳入竞选纲领。

1981年密特朗当选后，文化部长雅克・朗格推动通过了《图书统一定价法》，俗称 “朗格法”。

“朗格法” 主要内容包括：出版社为图书设定销售价格并印在书上；零售商按服务质量获得佣金；零售商调价幅度不超过5%；二手书和库存6个月以上的书可打折；禁止张贴低价促销广告。

这一法案严格限制了图书价格，保护了中小书商，让书价稳定在每本约11.5欧元，同时图书市场总规模不断扩大。电子书兴起后，法国又推出《电子书统一价格法》，规定电子书价格也由出版社确定。

日本的 “再贩卖价格维持制度”（再犯制度）与法国的 “朗格法” 有很多相似之处。该制度保证新书上市后一段时间内，所有渠道以相同定价销售，定价印在书上，既保证各地读者接触出版物的机会均等，又帮助中小型出版社维持利润。

不过，与法国图书市场不断扩大不同，日本新书销售总额逐年下滑，每年都有不少书店倒闭，疫情期间情况更严峻。这说明固定定价虽保证了公平和文化魅力，却可能让行业失去竞争活力，面临一起小幅上行或慢慢下滑的局面。

在中国，书的价格明确印在封底和版权页上，属于 “真明码标价”，但实际售价与标价脱节严重，更像是自由价格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010年，中国出版行业曾试图推动《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定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销售，优惠促销不得低于定价的85%，这与法国 “朗格法” 类似。

但该规则引发了争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和律师协会认为其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出版行业解释制定规则的目的，比如称 “世界各国图书一般明码标价”，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说 “新书不打折是保护消费者权益”，这种逻辑也难以让消费者接受。

提到 “图书定价构成要素公开稳定”，这确实是行业面临的问题，但消费者更关注价格本身。

该规则最终因涉嫌垄断而流产。与法国通过议会立法不同，中国的这一规则是行业内部自我约束，在逻辑和程序上都存在不足，也与当时中国消费市场的大环境和消费者共识脱节。

从中国图书定价的尝试、法国的 “朗格法” 到日本的再犯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图书定价上的差异，背后是市场观念和文化认知的不同。

信奉自由竞争的国家更看重市场活力，认为图书与其他商品无异；而坚持固定定价的国家则秉持 “文化例外论”，从平等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出发制定政策。

对于中国来说，图书定价问题反映出行业在规则制定、市场适应和消费者认知等方面的复杂博弈。2010年的尝试虽然失败，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文化商品定价的思考。

如今，书的外面多了塑封，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品相，也让书作为商品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更像电影、音乐等需要先付费才能享受的文化产品。对于这类文化商品，如何平衡价格和体验的关系，减少落差，是一个重要课题。

或许未来，我们应该跳出明码标价的固定思维，不再只盯着书封底的价格和电商平台的折扣，而是思考对于知识、体验和文化这样的商品，是否有更合适的组织形式和定价方案。

毕竟，价格和价值之间总有落差，尽量缩小这种落差，探索更合理的定价，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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