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作者激励计划#清代自康熙时期开始，就对汉族士人进行了严厉的文化管制，不允许出现任何对朝廷不利的言行，从而也就出现了文字大狱。然而在所有文字狱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发生于乾隆四十三年的《一柱楼诗》案，直到数十年后，仍让江南士子胆战心惊，谈虎色变。

邻里矛盾引发的惊天冤案

《一柱楼诗》的作者是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徐述夔，他于乾隆三年中举后被拣选为知县。徐述夔其人很有才华，曾自比董其昌，但是由于科举受挫止步于举人，官也不过七品，所以心中就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懑。

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就有“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汇此久无乾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之语，流露出某种危险的政治倾向。

不过除此以外，徐述夔倒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更谈不上借诗文讽刺朝政。他晚年将生平的作品编为诗集，名为《一柱楼诗》、《小题诗》和《和陶诗》。

徐述夔死后，他的儿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将三本诗集雕版付印。可谁曾想到，就因为刊印了这几本诗集，竟给徐家子嗣带来了奇冤大祸。

乾隆中后期，官府查办禁书的风声越来越紧，不仅明末清初的笔记野史受到禁止，就连所有“违碍”的新编之书也都列入查缴、销毁之列。徐家祖上的几本诗集是十几年前刊刻的，远近皆知，这让徐怀祖（当时已经去世）之子徐食田、徐食书兄弟十分不安。

凑巧的是，徐氏兄弟又与邻居蔡家发生了田产纠纷，双方僵持不下告到官府，蔡家当家人蔡嘉树摆出一个泼皮无奈的架势，非要用少许的银两赎回徐怀祖生前用两千多两银子买下的田地，而且扬言说赎也得赎，不赎也得赎。如果不答应，就告发徐家刊刻、藏匿禁书。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无路可退了，徐食田不肯向蔡家低头，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日，他将所有诗集和刻版主动呈缴给东台官府。

徐食田为何要主动呈缴呢？因为此前乾隆皇帝曾下过一道谕旨，规定只要在限期内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藏书之罪。

但是蔡嘉树仍旧不死心，他于四月初九日到东台县衙检举，东台县令不敢怠慢，立即将《一柱楼诗》等上报给江苏布政司。

按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就该结束了，可是蔡嘉树不依不饶，非要借着禁书一事置徐家于死地。当年六月，蔡嘉树到省里把徐食田连同东台县令一起告发了。

江苏学政刘墉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江宁布政使陶易接到蔡嘉树举发后很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挟嫌倾陷”，何况徐家已经主动呈县，即便诗集中有违碍之处，只要加以销毁就行了。

蔡嘉树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归，陶易仔细查看了《一柱楼诗》，认为性质不算恶劣，所以将该案打回扬州府审理。

七月中旬，东台县将所有有关涉案人员解到扬州府，知府谢启昆从诗集中检阅出“悖逆语句甚多”，但是他也没有马上给出结论。

到了八月初的时候，江苏学政刘墉刚好在金坛办理考试事务，如皋县民向他投递《一柱楼诗》。刘墉仔细查看之后，认为“语多愤激”，认为徐述夔“或者因愤生逆，亦未可定。其所著述如有悖逆即当查办；如无逆迹，亦当销毁。”于是，刘墉将此事直接捅到了乾隆那里。

乾隆接到奏报后，于八月二十七日下达谕旨，严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地方官查办禁书不力，将朝廷谕令置若罔闻。并要求相关部门抓紧查究。

如果不是刘墉来了这么一手，如果不是乾隆亲自干预，蔡嘉树控告徐食田一案很有可能就在扬州府了结。不幸的是，乾隆蓄意要将《一柱楼诗》案搞成轰动全国的特大案件。

乾隆为何要假戏真做、大动干戈呢？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当时各省查办禁书虽是三令五申，但事过多年，效果并不显著。乾隆认为问题在于查办禁书的谕旨在贯彻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各级地方官员并不重视。

现在好不容易抓了一个典型，所以乾隆想借此机会敲打各省官员，所以要迫不及待地将《一柱楼诗》案宣布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声势。

在乾隆的干预下，案情全面深入下去了。不仅要追究藏书的徐食田，还要严办已故的徐述夔；不仅要查办小人物，而且还要追究玩忽职守的地方大员。

可是乾隆想要制造冤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此之前，是他亲自颁布谕旨，向全国臣民郑重宣布：“此后续行呈缴，仍可不加究治。”根据这一最高指示，《一柱楼诗》就算属于悖逆，徐食田自行呈缴，也难以治罪。

乾隆认为关键的节点在于核实徐食田是否属于“自行呈缴”。关于这一点，东台县案卷上明确记录：“徐食田于四月初六日呈出各书，蔡嘉树于四月初九日首告”。事实摆在眼前，乾隆很失望，但事已至此，乾隆决心咬紧牙关一干到底。

九月十六日，乾隆帝下令将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知县涂跃龙一并革职，至此《一柱楼诗》案，已经成了朝野内外关注的大案、要案。

然而，徐食田是否自呈这一点关系到全案的核心，刑部将徐食田、蔡嘉树的供词与有关的案卷作了反复对比，得出的结论仍是徐食田主动呈缴。

最终的难题重新回到了乾隆的手上，是尊重事实维护《大清律例》的尊严，还是保全面子，维护皇帝的天威？乾隆为了推动查办禁书的需要，决心仍按原先的设想了结此案，皇权的淫威在这一刻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越过国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刑部在乾隆的压力下，必须要从《大清律例》中找到突破口。经过苦思冥想，刑部总算找到了“知人欲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的法律依据。

经过这样一和谐，徐食田的罪就被定下来了。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也出现了，《一柱楼诗》中尽管有不少违碍之处，但是致命的诗句却没有，要想定个“大逆罪”也得给天下人一个说法。

找来找去，乾隆总算看到了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认定为复兴明朝、推翻清朝之意。皇帝定了调子，刑部只能奉旨按照大逆罪判刑了。什么叫文字罪人，《一柱楼诗》案给我们提供了罪典型、最生动的注解。

此案的处理结果是残酷、血腥的，徐述夔遭剖棺戮尸，首级被枭示；徐食田判处死刑，家产抄没入官；徐食书判处死刑；江宁布政使陶易纵容大逆判处死刑，秋后处决；扬州知府谢启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东台知县途跃龙革职杖一百，徒三千里。此外，还有十三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