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娘学的。＂我头也不抬，继续叠着那件褪了色的蓝格子衬衫，手指微微颤抖。
我叫柳桂红，今年三十二岁，嫁到陈家已有七年。
七年里，我与婆婆周淑芬的关系如同四季更替，有暖春，也有寒冬。
尤其是这个寒冬，似乎格外漫长，连窗外那株老梅树都迟迟不肯绽放。
1994年的春节刚过，家家户户还沉浸在节日的余韵中。
我们小镇位于江苏南部，虽然不大，却有着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
错落有致的青砖民居，狭窄蜿蜒的石板路，岸边摇曳的杨柳，还有那石桥下流淌不息的河水，构成了我生活的底色。
每天清晨，小镇上总会飘来阵阵豆浆和油条的香气，那是张大爷家的早点摊，二十年如一日地为小镇居民提供着温热的早餐。
与陈家的婚姻，在外人看来是不错的。
丈夫陈建国在镇上的电器厂工作，是电视机组装线上的技术员，每月有一百七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
我在镇上的服装厂做缝纫工，虽然忙碌但也能贴补家用。
记得刚去厂里那会儿，我还不会用电动缝纫机，手指被针扎得满是血点子，师傅笑话我说：＂小柳啊，做媳妇容易，做工人难哪！＂
我们住在婆婆的老宅里，一进两室的格局虽简陋，却也足够一家人生活。
院子里有口老水井，夏天打上来的水特别凉爽，冬天却冷得刺骨，洗衣服时手指都冻得通红发麻。
屋内陈设简单，一张木质八仙桌，四把靠背椅，墙角摆着个老式衣柜，还有那台黑白电视机，是我和建国结婚时买的，当时花了我们半年的积蓄。
婆婆周淑芬，今年六十二岁，是个操持了一辈子家务的农村妇女。
她从不说＂累＂字，凌晨四点起床烧火做饭，夜里十点多还在收拾厨房，嘴里经常念叨：＂人活着就得动，一动不动就生病。＂
在她的字典里，儿媳妇就该承担家务、孝顺公婆、用心伺候丈夫。
这些年，我像个陀螺似的忙碌着，试图达到她的要求。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火做饭，然后匆匆吃几口冷饭，赶去服装厂上班。
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累得腰酸背痛却不敢有半句怨言。
可是我发现，这条路似乎没有尽头，婆婆的要求永远达不到头。
那天早晨，婆婆突然摔倒在厨房，起不来了。
我正在院子里拧干要晾的衣服，听到一声闷响，赶紧跑进厨房，看见婆婆面色苍白地倒在地上，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菜刀。
我和建国赶紧把她送到镇医院，等了老半天才轮到挂号。
医生是个戴着老花镜的中年人，看了片子后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需要卧床休息两个月，还开了一大堆膏药和中药。
拿药时，我悄悄问收银员大姐：＂这些药得多少钱啊？＂
＂一共九十八块六毛。＂大姐头也不抬地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可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啊。
回到家，我当时就慌了。
厂里正赶制一批出口到香港的衬衫，每天要加班到晚上十点，请假意味着减少收入；家里有个卧床的老人，意味着我要承担起照顾她的全部责任。
我尝试了一个星期。
每天凌晨起床生火做饭，喂婆婆吃药，换洗她的衣服，清理她的便盆，再匆匆赶去上班。
车间里的缝纫机声音震耳欲聋，我眼皮打架，手指不听使唤，一天竟然出了三次错，被组长骂得狗血淋头：＂柳桂红，你这心思到底放哪去了？咱们厂可不是养闲人的！＂
晚上回来还要继续照顾婆婆，听她的唠叨和抱怨——＂这粥太稀了＂，＂那药味道太苦了＂，＂你把我扶起来的时候能不能轻点，腰疼死了＂。
＂桂红啊，你看这被子叠得，角都不齐，这么多年了还是不会做家务。＂婆婆皱着眉头说，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成器的学生。
丈夫建国虽然也会帮忙，但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母亲，对我的疲惫视而不见。
＂桂红，你多担待些，我妈年纪大了，脾气就这样。＂他总是这样说，却从来没在婆婆面前为我说过一句话。
那天，我实在撑不住了。
我刚从厂里加完班回来，手指因为连续十小时的缝纫而僵硬发麻，腰酸背痛得几乎直不起身。
我端着刚洗好的碗，一不小心摔了一个。
婆婆躺在床上，扯着嗓子喊：＂又摔碗了？你这个媳妇真是越来越懒，连碗都不洗干净，我当年带孩子、做家务、下地干活，哪有你这么金贵！＂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心中的导火索。
我放下手中的碗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手忙脚乱地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留下一句＂我回娘家几天＂，就离开了。
出门时，建国在厨房烧水，听到我的话愣了一下，却没有挽留。
我走出院子，天已经黑了，二月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
我站在胡同口，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没有带钱。
那一刻，我差点转身回去，却又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不，我不能回去，至少今晚不能。
记得那天晚上村里放露天电影，正是那部《春桃》，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听着远处断断续续传来的对白声，不知怎的就想起了自己的婚礼。
七年前，建国穿着簇新的中山装，骑着自行车来接我，车把上还挂着一对红灯笼。
我穿着亲手缝制的红色旗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脸上的笑容像春天的花一样灿烂。
多好的日子啊，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样？
娘家就在隔壁村，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到，但我没有车，只能走路。
一路上，我擦了无数次眼泪，却又固执地不肯回头。
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豆角，看到我提着包出现在门口，惊讶得豆角都撒了一地。
＂桂红？怎么这时候回来了？＂母亲的眼神中满是担忧。
我勉强笑了笑：＂妈，我回来住几天。＂
＂是不是跟婆婆闹别扭了？＂母亲拉着我的手，低声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摸了摸母亲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上面还有几处被菜刀划伤的疤痕。
这双手养大了我和弟弟，供我们读书，操持了大半辈子家务。
我突然明白，她和婆婆一样，都是那个年代的女人，都是被生活磨砺出来的坚韧。
＂妈，我就是太累了，想休息几天。＂我轻声说，嗓子有些哑。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多问，只是转身去厨房烧水：＂你肯定还没吃饭，锅里有剩的炒鸡蛋和青菜，我热一下。＂
＂不用了，妈，我不饿。＂
＂什么不饿，人哪能不吃饭。＂母亲的语气不容反驳，像是回到了我小时候。
吃饭时，我看到母亲悄悄看了几次墙上的挂钟，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在她那个年代，媳妇回娘家就意味着婚姻出了问题，是件丢人的事。
她怕建国寻过来闹，又怕我真的在婆家待不下去了。
我住的房间还是当年出嫁前的样子，墙上贴着褪了色的年画，床头柜上摆着一个小闹钟，是我初中毕业时父亲奖励给我的。
晚上，我躺在儿时的床上，闻着熟悉的被褥气息，竟一下子放松下来，很快沉沉睡去。
这是我这段时间来第一次没有被噩梦惊醒的夜晚。
第二天，母亲把我叫醒时已经是上午九点，我惊得一下子坐起来：＂完了，上班要迟到了！＂
母亲笑了：＂傻孩子，你回娘家了，今天不用上班。我已经让你爸去服装厂跟你们组长说了，说你病了，请三天假。＂
我呆住了，这还是那个总说＂要自己扛＂的母亲吗？
吃早饭时，母亲拿出了珍藏的猪油，抹在馒头上，又给我盛了一大碗稀饭。
＂妈，这猪油不是过年才吃的吗？＂我有些不好意思。
＂傻孩子，我的女儿回来，比过年还高兴呢！＂母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那天，我在家帮母亲做了些家务，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下午，弟弟柳小明放学回来，看到我很是惊讶：＂姐，你怎么回来了？＂
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想你了呗。＂
＂真的？＂弟弟眼睛一亮，随即狐疑地看着我，＂是不是姐夫又惹你生气了？＂
这孩子，才十六岁，上高一，却懂得这么多。
当晚，父亲从地里回来，看到我时也只是点点头，没多问什么。
饭桌上，他突然说：＂桂红，你婆婆那人我了解，嘴硬心软，你别太往心里去。＂
我知道，这是父亲的安慰方式。
第三天早上，建国来了。
他站在院子里，脸色阴沉，眼圈发黑，看起来这几天没睡好。
他穿着那件蓝色的工作服，头发乱糟糟的，手里还拎着一个纸袋，里面似乎装着什么东西。
我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假装没看见他。
＂桂红，你跟我回去。＂他上前一步，声音低沉但坚定。
我继续晾衣服，头也不抬：＂不回。＂
＂我妈生病了，需要人照顾，你怎么能撒手不管？＂
＂你妈有你照顾，不是更好？＂
＂我要上班，哪有时间？再说，照顾老人本来就是儿媳妇的事。＂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直视他的眼睛：＂为什么照顾老人就是儿媳妇的事？我不也是要上班吗？＂
建国被我问住了，片刻后，他换了一种语气：＂桂红，咱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责任心的。我妈年纪大了，生病了，咱们不管，谁管？＂
＂我知道要尽孝道，但我也是人，也会累，也需要休息。＂我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一周来，我几乎没合过眼，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她，她却从来没说过一句感谢，反而总是挑剔我做得不好。＂
＂我妈那人就是嘴硬心软，你还不了解吗？＂建国辩解道。
＂是，我不了解，七年了我还是不了解。＂我抬起头，视线透过他，望向远处的田野，＂我只知道，我也是人，不是铁打的。＂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你总不能一直躲在娘家吧？＂
我终于放下手中的衣服，面对着他：＂躲？你以为我是在躲？我只是在学你妈当年的做法。＂
＂什么做法？＂
＂跟你娘学的。＂
看着建国疑惑的表情，我继续说：＂你忘了1988年那年夏天，你爸生病住院，你妈不也是把他一个人留在医院，自己回了娘家吗？那时候你可没说什么＇照顾老人是媳妇的事＇。＂
建国的脸色变了，他记得那个夏天。
他父亲突发胆囊炎住院，需要人照顾。
婆婆因为与父亲吵架，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留下十几岁的建国照顾父亲。
那时候他又气又恨，却无可奈何。
＂那不一样...＂他想辩解。
＂怎么不一样？因为现在生病的是你妈，需要被照顾的人换了，所以道理就变了？＂我的目光如炬。
＂你...＂建国语塞，眼神飘忽不定。
我们陷入了沉默。
院子里只有晾衣绳被风吹动的声音，还有远处传来的鸡鸣狗吠。
＂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建国突然开口，声音低沉，＂白天上班，晚上照顾我妈，她疼得直哼哼，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她。我连药都分不清哪个是早上吃的，哪个是晚上吃的。＂
我没说话，心里却有些触动。
＂昨天，我妈说想吃碗面，我煮的面条软得像烂泥，她没说什么，默默地吃完了。＂建国的声音有些哽咽，＂她问我，桂红是不是不回来了。＂
我抬头看他，发现他眼圈红了。
＂她说，要是你不回来，就让我去找个新媳妇...＂他顿了顿，＂我当时就火了，跟她吵了一架，说你是我老婆，我认定了你，不会换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婆婆会这样说，也没想到建国会为我据理力争。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看到这一幕，拍了拍手上的面粉：＂建国，进来喝杯茶吧，你一早上跑来，也累了。＂
建国犹豫了一下，跟着母亲进了屋。
我继续晾衣服，手指有些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强忍着没让它们流下来。
＂姐，姐夫是不是来接你回去啊？＂弟弟小明放学回来，悄悄问我。
＂嗯。＂我点点头。
＂那你回去吗？＂
＂不知道。＂
＂要我说啊，你就回去吧。＂小明认真地说，＂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嫁给了姐夫，就得认命。＂
我哭笑不得：＂你一个毛头小子，懂什么？＂
＂我懂啊！＂小明挺起胸膛，＂班上的王老师就跟我们说过，婚姻是讲责任的，不能一有点风浪就往回跑。＂
我摸了摸他的头：＂你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
＂我一直都懂事！＂小明撅起嘴，随即又偷偷看了看屋内，压低声音，＂不过姐，你先别急着回去，让姐夫着急几天，他以后就会对你好点。＂
我忍不住笑了，这孩子，倒是人小鬼大。
晚饭时，母亲特意多做了几个菜，还打开了珍藏的花雕酒。
＂这可是你爸五年前从上海带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喝，今天破例。＂母亲笑着说。
建国有些不好意思，却也没有推辞。
饭桌上，我们三人都没怎么说话，只有筷子碰撞碗盘的声音。
＂桂红她爸今天加班，没回来吃饭。＂母亲解释道，似乎怕建国多想。
建国点点头，又给我夹了块红烧肉：＂你最爱吃这个，多吃点。＂
这是他很久没有做过的动作了，我有些惊讶，却还是默默接受了。
吃到一半，建国突然从纸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给你的。＂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深蓝色的搪瓷保温杯，上面还贴着崭新的＂友谊＂标签。
＂厂里发的新保温杯，我想着你原来那个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就给你领了一个。＂建国有些局促地说。
我看着那个保温杯，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
这是建国第一次主动给我买东西，虽然是厂里发的，但他想到了我，这就够了。
酒过三巡，建国的脸有些红了。
他放下筷子，突然开口：＂妈，对不起，我没能照顾好桂红的情绪。＂
我惊讶地抬头看他，这是他第一次为我向别人道歉。
母亲摆摆手：＂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解决。我只希望你们好好的。桂红心地善良，就是有时候太倔，你多包容些。＂
＂桂红...＂建国转向我，欲言又止。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站起身，示意他跟我出门。
春夜的空气清新而微凉。
我们沿着村里的小路慢慢走着，久违的宁静包围着我们。
路边的池塘里，青蛙＂呱呱＂地叫着，不知疲倦。
＂我这几天想了很多。＂建国打破沉默，＂你刚才说的没错，我确实有双标。对我妈，我总是包容；对你，却要求很高。＂
我没有接话，等他继续说下去。
＂那年爸住院，妈回娘家，我其实很恨她。每天放学后赶去医院，喂爸吃饭、擦身子、换尿布，我才知道照顾病人有多累。＂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可我从来没把这种感受告诉过你，反而觉得你照顾我妈是理所当然的。＂
我深吸一口气：＂我不是不想照顾妈，我只是需要喘口气，需要被理解和感谢，而不是一味被指责和要求。＂
＂我知道了。＂建国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我，＂我错了。这几天没有你在家，我才真正体会到你的辛苦。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会多承担一些，不再让你一个人面对所有。＂
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承诺，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转变，但对我来说，却意味着被看见，被理解。
一阵风吹过，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建国连忙脱下外套披在我肩上，那是他唯一一件像样的外套，深灰色的确良面料，袖口已经有些磨损。
＂谢谢。＂我低声说。
＂这有什么好谢的，你是我媳妇。＂建国挠挠头，有些不自在。
我们走到村口的小卖部，建国买了两瓶汽水，递给我一瓶。
＂记得咱们谈恋爱那会儿，我总是买汽水给你喝。＂他笑着说。
＂嗯，北冰洋的，五分钱一瓶。＂我也笑了。
＂现在可贵了，五毛一瓶了。＂建国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打了个嗝。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刻，仿佛回到了七年前，我们还是那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
＂桂红，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建国突然认真起来。
＂什么事？＂
＂等我妈腰好了，咱们搬出去住吧，自己租个房子。＂
我惊讶地看着他：＂真的？＂
＂嗯，我想过了，咱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该有自己的空间。我妈那人你也知道，爱唠叨，咱们住远点，她说话少听点，大家都舒坦。＂
我没想到建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在我们那个年代，在那个讲究＂儿子结婚跟父母住＂的小镇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可是...租房子要花钱，咱们...＂
＂我跟车间主任说了，多加两小时班，每个月能多挣五十块钱。再说，等我妈腰好了，她一个人住那大院子也空荡荡的，咱们可以把菜地还是种着，常回去看看她，接济她生活。＂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些年，建国从来没为我考虑过这么多。
＂我们回家吧。＂我轻声说。
＂现在？＂建国有些意外。
＂嗯，我想早点回去看看妈。虽然我生气，但还是担心她。＂
建国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伸手握住我的手：＂谢谢你，桂红。＂
回去前，我们向母亲告别。
母亲拿出一个布包塞给我：＂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几个馒头和咸鸭蛋，带回去给婆婆补补身子。＂
我眼眶一热：＂妈...＂
＂去吧，有什么事回来说，娘家永远是你的后盾。＂母亲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骑着建国的自行车回到了陈家。
我坐在后座上，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机油和汗水混合的气味，心里默默祈祷这次能有所改变。
婆婆听到动静，挣扎着想起身，被我轻轻按住：＂妈，别动，您的腰还没好呢。＂
婆婆的眼圈红了：＂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怎么会呢？我只是太累了，回去休息几天。＂我倒了杯温水递给她。
婆婆接过水杯，犹豫了一会儿，低声说：＂这几天，建国照顾我，笨手笨脚的，我才知道你有多不容易。＂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是婆婆第一次承认我的付出。
＂桂红啊，＂婆婆突然叫我，＂我知道我这个人嘴硬，说话难听，你别往心里去。我就这一个儿子，心里老怕你们对我不好，所以总是挑这挑那的。＂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妈，您放心，我和建国会好好孝顺您的。＂我握住婆婆的手。
那天晚上，建国把我们的卧室收拾出来，把婆婆的床也搬了进来，这样照顾起来方便些。
他告诉我，他已经跟厂里请了半个月的假，打算轮流和我照顾母亲。
＂你明天去上班吧，家里有我呢。＂建国说。
＂那你...＂
＂没事，我跟组长商量好了，这半个月调休，以后再补回来。＂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
建国承担了更多家务和照顾母亲的责任；我则在下班回家后，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
我开始学着绣花，打算给建国绣一条手帕，虽然笨手笨脚，却乐在其中。
婆婆的腰伤好了许多，能下床活动了，她看我绣花，忍不住指点：＂这针脚要密些，颜色要搭配。＂
我不再反感她的唠叨，反而虚心请教。
渐渐地，婆婆似乎也变得不那么苛刻，偶尔还会夸我一句＂做得不错＂。
一个月后，婆婆的腰好多了，可以下床活动。
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突然对我说：＂桂红，那年你爸住院，我回娘家，其实不只是因为跟他吵架。＂
我停下手中的活计，等她继续说下去。
＂那时候，我照顾他照顾得太累了，心里委屈，没人理解。我回娘家，就是想让家里人知道，我也是有脾气的，也需要被关心。＂婆婆的眼神有些飘忽，像是回到了过去，＂你爸一向脾气倔，从来不会说软话。但那次，他亲自来接我回去，说了声＇对不起＇。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向我道歉。＂
我惊讶地看着婆婆，从未想过她也有软弱的一面，也曾用同样的方式寻求理解。
＂人啊，年轻时总觉得要硬扛，扛不住了就憋着；老了才明白，说出来比憋着好。＂婆婆拍了拍我的手，＂你这次回娘家，做得对。不然建国那木头脑袋，哪会明白你的苦？＂
我笑了，感觉与婆婆之间，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理解。
又过了半个月，建国真的开始找房子了。
他每天下班后就骑车在镇上转悠，看见贴着＂出租＂字样的纸条就进去问价钱。
＂桂红，我今天看中一个地方，离咱们都不远，一个月三十五块钱，一室一厅带小院子，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兴冲冲地对我说。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不安：＂那妈怎么办？＂
＂我跟她说了，她虽然嘴上不情愿，但也没强留咱们。＂建国顿了顿，＂她还说，她存了点钱，要给咱们添置些家具。＂
我惊讶地看着他：＂真的？＂
＂嗯，我也没想到。＂建国挠挠头，＂看来她是真接受咱们搬出去的事了。＂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那间房子。
房子不大，但很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几株蔷薇，已经开出粉红的花朵。
＂怎么样？＂建国问我。
＂挺好的。＂我点点头，已经在心里规划着怎么布置这个小家了。
一个月后，我们搬进了新家。
婆婆帮我们置办了一套新的床上用品，还买了个收音机，说是怕我们晚上寂寞。
搬家那天，她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桂红，你别怪我这些年对你严厉。我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不会表达，只会要求。其实，你这个儿媳妇，我很满意。＂
我鼻子一酸，忍不住抱住了她：＂妈，我知道。＂
春天渐渐深了，院子里的蔷薇开得更盛了。
我和建国坐在院子里乘凉，看着满院子的花香，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桂红，你说咱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建国突然问。
我笑着点点头：＂是该考虑这事了。＂
＂我想要个女儿，像你一样漂亮。＂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傻瓜，哪有指定要儿子要女儿的。＂我轻轻打了他一下。
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柴米油盐，油盐酱醋。
建国每周都会骑车去看望母亲，帮她干些重活；我则经常做些可口的饭菜送去，让她尝尝。
不同的是，我们学会了表达，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分担。
在这个普通的江南小镇，在这个平凡的家庭里，我们慢慢找到了相处之道。
有时候，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而是在生病时递来的一杯温水；理解不是刻意的迎合，而是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和建国，还有婆婆，我们都在这次经历中成长了。
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和建国均匀的呼吸声，心中涌起一种踏实感。
我知道，家不是没有矛盾的天堂，而是有了矛盾依然选择相互理解、共同成长的港湾。
＂跟你娘学的。＂这句话曾是我的防御，如今却成了我们家庭的转折点。
在生活的长河中，我们都是彼此的老师，也是彼此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