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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米芾曾说：“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挑踢做作，成为后世丑怪恶札的始祖，从此古代书法的传统就完全丧失了！”这并不是过分的说法。然而，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中也有佳作，如《三表》、《争座位》、《祭侄稿》、《鲍明远》、《马病》、《鹿脯帖》（收于《颜真卿行草尺牍信札全集》）等，实际上是襄阳（指米芾）所学习的对象。
我曾经评价颜真卿的楷书大字，除了气度雍容、格局阔大、气质严肃，具有殿堂庙宇的气派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优点。《多宝塔》是学子们为了求取功名而模仿的，原本属于梁隋时期写经书的风格。至于行书，如《三表》等帖，它们的甜美使人喜爱，但实际上也容易误导人。至于《何绍基金陵杂述精拓》，一定要圈点得像《争座位帖》、《颜真卿祭侄文稿》那样，这真是可笑。我早年在书法上投入了很多时间，过去常常因此而自负。遇到自己得意的作品，我就会盖上“晋唐以后无此作”的印章，那种狂放的姿态真是显而易见。然而，直到现在，我也不敢把这个地位让给别人。
摹得形质，临在形质与情性，看、背则情性兼形质。
凡为艺，一矜持便是过。矜持虽非做作之谓，然已不复见真精神流露矣！我非不喜穿新衣服，但穿之身上，处处令我不便，因有惜物之心存也。必如宋元君解衣盘礴，庖丁不见全牛乃可。若名笔在手，佳纸当前，略存谨慎，便尔矜持，遂损天机矣！
黄鲁直云：“书欲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之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余谓近世书人，亦多巧匠。作篆隶无一笔入古，正坐此病。学帖尤忌如新妇妆梳。赵董二文敏作书，欲直接晋人，其心何尝不雄，其行楷何尝不词不美。但赵固似娼妓，董亦无烈妇态。固知其品性不同，而就而言，亦缺深沉也。
译解：
摹写能够捕捉到外形，而临写则能够得情感和外形，而背临则能够形神兼备，学个完整。
在任何艺术创作中，一旦矜持就错了。矜持虽然不是做作，但已经无法看到真正的精神流露了！我并不是不喜欢穿新衣服，但穿在身上，总觉得处处不方便，因为我心中总有一种珍惜物品的想法。
必须要像宋元君那样，脱下衣服随意地坐着，像庖丁解牛时眼中无牛，才能达到境界。如果手中拿着著名的笔，面前摆着优质的纸，只要稍微有一点谨慎，就会变得矜持，从而损害了自然天赋的灵气！
黄庭坚说：“书法应该追求的是一种拙多于巧的境界。现在的年轻人写字，就像新媳妇化妆打扮。用了各种装饰，终究没有那种刚烈妇女的气质！”
我认为当代的书法家，也多是些技艺高超的工匠。他们写篆书和隶书，没有一笔能够进入古人的风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习书法帖子时，尤其忌讳像新媳妇化妆那样。赵孟頫和董其昌写书法，想要直接继承晋人的风骨，他们的内心何尝没有雄心壮志，他们的行书和楷书何尝没有文采。但赵孟頫的书法就像妓女，董其昌的书法也没有那种刚烈的气质。固然知道他们的个性不同，但就书法而言，也缺少了一种深沉的内涵。
书学上有碑帖之分。然世俗初学，必由碑入，此于理正自暗合，转而入帖，乃见成功。我尝谓在历史上言，帖为碑之进步；在学书上言，碑是帖之根基。未可如安吴、南海一辈，有奴主之见，好奇之谈。若言碑帖大别，有可得而言者；碑沉着端厚，重点画，气象宏肆；帖稳秀清洁，观使转，气象萧散不群也。萧散二字，最好解释，正是袒腹东床，别于诸子矜持。
学帖大弊，在务为侧媚。侧媚成习，所以书道式微也。我国书法，衰于董赵，坏于馆阁，所谓忸怩局促，无地自容。陆梦云云：“处女为人作媒，能不语止羞涩。”此所以戒学者取法赵董为下也。项穆言：“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数语甚简要。科举功名，影响于书道，病在太均。故明人小楷，精而无逸韵。
译解：
在书法学习上，存在碑学和帖学的区别。但按照世俗的常规，初学者通常会从碑学入手，这在道理上自然有其暗合之处，然后转向帖学，才能见到真正的成就。我曾经说，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帖学是碑学的进步；在书法学习的角度来说，碑学是帖学的基础。我们不能像包世臣、康有为那些人一样，对碑帖持有主奴之见，发表一些奇谈怪论。
如果说碑学和帖学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确实有一些可以说的地方：碑学的特点是沉稳、端庄、厚重，注重笔画的力度，气象宏大而肆意；而帖学则稳重、秀丽、清洁，注重笔势的转换，气象显得萧散而不群聚。“萧散”这两个字，最好地解释了这种特点，正是那种坦腹东床的自在，与其他人的矜持不同。
学习帖学最大的弊端，在于追求一种侧锋的媚态。如果成为习惯，那么书法之路就会越来越走不下去了。中国的书法，从董其昌和赵孟頫开始衰落，到了馆阁体时期则彻底败坏，所谓的忸怩和局促，如同无地自容之境。陆梦说：“处女为人作媒，怎能不言语不畅，羞涩难当？”这就是告诫学习书法的人取法于赵孟頫和董其昌则自处下游。
项穆说：“书法有三戒：初学布局时，要戒除不均匀和倾斜；继而了解规矩后，要戒除不灵活和凝滞；最终达到纯熟时，要戒除狂怪。”这几句话非常简洁明了。科举功名对书法道的影响，问题在于过于追求均匀。因此，明代的小楷虽然精致，但却没有飘逸的韵致。
唐隶之不可学，亦是太均。右军云：“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点画耳。”故要在点画以外，自有气势体息。至唐人草书，不可为训，则以流于狂怪也。
唐人无不学右军。欧、虞、褚、薛四家，称各得圣人之一体，然颜柳二家，实自成一大宗派。至宋人学书，几又无人不学平原者。东坡云“书至于颜鲁公”，是极推重语。然其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余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亦有微辞。米襄阳祖王而宗颜，于颜所得实夥。然其言“颜柳跳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然无遗矣”云云，其于恶习，亦可谓力诋矣！大概颜有俗气，柳有匠气，学者不可不知。
译解：
唐代的隶书之所以不适合学习，是因为它过于均匀。王羲之（右军）说：“如果只是追求平直相似，形状像算盘珠子一样，上下方正，前后齐平，那就不能称之为书法，只不过是一些点画罢了。”因此，书法的精髓在于点画之外，要有气势和韵味。至于唐代的草书，不适合作为学习的典范，是因为它们过于狂放怪异。
唐代的书法家们没有不学习王羲之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家，被称为各自得到了王羲之书法的一面，然而颜真卿和柳公权两家，实际上自成一个大的宗派。宋代学习书法的人几乎没有不学习颜真卿的。苏东坡说“书法在颜真卿这里达到极致”，这是极高的评价。然而，他在评论黄子思诗集后的书法时说：“我曾谈论书法，认为钟繇和王羲之的书法，其妙处在于萧散简远，精妙在笔画之外。到了唐代的颜真卿和柳公权，才开始集合古今的笔法并将其全部发挥出来，极尽书法的变化，天下人都一致认为他们是宗师，而钟繇和王羲之的笔法因此而渐渐隐没。”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批评。米芾（襄阳）以王羲之为祖，而以颜真卿为宗，从颜真卿那里学到的东西确实很多。但他也说“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挑踢做作，成为后世丑怪恶札的始祖，从此古代的书法法则就完全丧失了”，对于不良的书法习惯，可以说是极力抨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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