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子被称为中国思想文化之元祖，特指其作为文人思想家的开创性地位。先秦诸子百家虽涵盖管仲等政治家（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宰相），但从文人思想脉络看，老子是首位系统构建哲学体系的思想家。相较于管仲的政治实践，老子以抽象哲思奠定中国思想根基，其著作《老子》成为后世思想源头，故被视为“第一子”。

2、《老子》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深奥的著作，其思想高度后世难以企及。老子超越具体实务，探讨“道”等终极问题，思维深度远超诸子。如“道可道，非常道”等表述，以辩证思维切入宇宙本质，相较儒家伦理、法家治术，其抽象性和哲理性堪称巅峰，故被称为“高深莫测”的思想高峰。

3、中西方文化发展路径截然相反：西方从神学、哲学到科学，呈“从简单到复杂”的进阶；中国则由高级向低级滑落，先秦已达思想顶峰（如老子、孔子），此后两千年无重大突破。唯一例外是东汉佛教传入，但内核仍需借助本土思想消化。这种反向走势使老子思想成为中国文化“源头即高峰”的标志。

4、《老子》原书名仅为《老子》，先秦诸子书多以姓氏加“子”命名（如《孟子》《庄子》）。西汉河上公注本首次追加《道德经》之名，但此“道德”非世俗伦理。老子的“道”指宇宙本原，“德”是道的体现，二者构成超越人伦的哲学概念，与儒家“道德”内涵迥异，需从宇宙论角度理解。

5、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唯一具有狭义哲学特征的思想家。其思想包含本体论（道生万物）、认识论（玄览）等哲学范畴，逻辑抽象度可与西方哲学比肩。如“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与赫拉克利特“对立统一”思想异曲同工，证明老子思想具备跨文明的哲学深度，而非单纯的治世谋略。

6、两千年来老子注本汗牛充栋，但误解频出。两汉时老子思想已被扭曲为“黄老之学”，将抽象哲思降维为政治权术（“黄”指黄帝，借托上古权威）。这种实用化解读背离老子“无为”的超越性，使其思想从“虚学”沦为“实务”，导致后世对“道”的理解长期偏离原旨。

7、老子之“道”与世俗概念迥异。世人常以“茶道”“武道”等具体领域的“道”类比，却忽视其哲学本体意义。老子的“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终极实在，超越经验世界，难以用语言定义。这种超验性导致后人解读时多陷入具象化误区，始终难以说清“道”的本质。

8、学者对《老子》成书时代存疑：魏源称其为“太古书”，文字风格远超春秋；吕思勉发现书中“女权优于男权”（如“守其雌”“天下母”），指向母系社会残余。从文本看，《老子》用词古奥（如“玄牝”）、观念原始（生殖崇拜），与春秋末期礼教文明不符，暗示其可能源自更古老的思想传承。

9、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甲、乙本）证明今本《道德经》非原著。帛书用“恒”字（不避汉文帝刘恒讳）、“邦”字（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年代早于西汉。与通行本相比，帛书文字更贴近老子时代，如“道可道，非恒道”，揭示今本经过后世文人（河上公、王弼等）改写，已非原貌。

10、帛书与通行本的文字差异暗藏历史线索。如通行本“非常道”在帛书为“非恒道”，因汉文帝名“恒”，汉人改“恒”为“常”；甲本“邦”字未避刘邦讳，证明其成书于先秦。这些细节说明今本《道德经》是西汉至唐初注本的综合产物，虽主旨未失，但文字已非老子原笔。

11、《道德经》通行本“立天子，置三公”在帛书为“立天子，置三乡”。“乡”的甲骨文像两人对食，原指血缘氏族（同村称“乡党”），后衍生“卿”（指非血缘的客人）。老子身为周守藏史，不用较晚的“卿”而用“乡”，暗示成书时“卿”字尚未普及，佐证文本可能早于春秋，保留原始社会结构印记。

12、老子以“玄牝”（母牛生殖器）比喻“道”，称“玄牝之门，是谓天根”。“玄”像脐带，象征幽暗深远；“牝”从牛尾指示生殖器，本属原始生殖崇拜符号。这种表述在春秋末期“男女大防”的礼教环境下已显粗陋，却被老子用作哲学隐喻，说明其思想素材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文化，经抽象提升为宇宙论。

13、老子多次以女性比喻“道”，如“知其雄，守其雌”“天下母”，体现对女性地位的推崇。这与父权社会“男尊女卑”主流相悖，却符合母系氏族社会的观念遗存。原始母系时代女性主导生产与繁衍，老子将“道”喻为“母”，暗示其思想根基深植于远古社会结构，而非春秋时期的现实语境。

14、尽管帛书更接近原著，但今本《道德经》已融合四大注本（河上公、王弼等），主旨未被颠覆。为避免学术化隔阂，讲解仍以通行本为基础，因其更贴近大众阅读习惯。只要把握“道”的本体论、“无为”的政治哲学等主线，即使文本有改写，仍能触及老子思想的核心原旨。

15、老子在书中预言“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深知其思想超越时代。两千年来，注家虽多，却难破“被褐怀玉”的困境——表面朴素（“被褐”），内核珍贵（“怀玉”）。要读懂老子，需超越世俗功利，回归“原旨主线”：追问其对宇宙本原的探索、对文明异化的警惕，而非局限于字句训诂或实用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