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2日上午】“陈老总回来了！”黄大娘在田埂上扯着嗓子喊。话音落下，齐刷刷的目光投向那辆刚停下的吉普。

那年秋粮已入仓，亩产报表写得喜人，实际却是“高产田”里稀稀拉拉几株玉米。陈毅跨下车，顾不得擦鞋上的尘土，向田头走。他十岁以前一直在乐至县长大，对这块土壤的气味太熟悉，一口气就能说出哪片坡地的红苕最甜。可此刻，他看到的是大片浮肿的脸庞。

乡亲们还是热情，公社择了最壮的黑猪，开了三口大锅，说要给老总压惊。陈毅摇头，钻进劳作的人群。平日寡言的张茜这次跟着下地，心里直嘀咕：老陈又要折腾。果然，他伸手向一位佝偻的老人讨吃的，“给我一块红苕解馋行不？”老人愣了下，掂量竹篓，只剩三块，还是递了最大那块。陈毅三口两口吞下，又要第二块。张茜轻声提醒：“那是人家午饭。”陈毅脸色沉下来，没有接口。

回公社的土路上，枯草被鞋底踩得吱吱响。县里、区里、省里三个干部陪在左右，他忽然开腔：“吃饭不要钱，真能让乡亲不挨饿吗？”区干部抢先回答：“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保证温饱！”县干部紧跟：“今年上交任务超额完成……”省里那位只干笑。陈毅停步，指向不远处又饿又肿的老人，“这样的午餐你们吃得下？浮肿怎么治？医生不行，就得中央开药方！”声音不高，却压得几人汗噗噗往下冒。那顿酒席被他改成百姓加餐，猪肉切得极薄，仍被抢空。

夜里办文艺晚会，戏是独幕《旅客之家》。台上那个自以为高等的“陈同志”耍官腔，刁难服务员，台下哄笑。县领导脸抽搐：老总台下坐着呢！演完，他忐忑去请示，陈毅却和演员一一握手，“演得好，有生活。”他转身对身边人说，这戏里“陈同志”跟我同姓而已，戏是戏，别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说完拍拍乐器箱离场，留下一屋子尴尬。

第二天，乡亲告诉他，新修的小石桥想叫“将军桥”。陈毅摆手，“桥属于劳动人民，何况我不是什么土皇帝，写上‘劳动桥’更合适。”施工木牌随即改字，一旁孩童为“劳动”二字涂上大红漆。

连日忙碌，他始终惦念表弟唐联升。红包封早写好，却迟迟见不到人。有人含糊：“可能出远门了。”陈毅心底犯嘀咕，临赴成都前吩咐亲弟陈季让去打听。结果传来消息：唐联升被划为地主分子，已经关在牛棚。镇干部怕出“政治事故”，硬拦住亲戚相见。

得知真相那晚，陈毅在省招待所拍案而起，“我能和帝国主义谈判，怎么就不能见自己表弟？统战工作若连亲戚都顾不上，那算什么统战！”他语气急促，连说三个“可笑”。停顿片刻，又补一句：“改造地主，关键是改思想，不是让人一辈子抬粪。会写字会算账就让他写，会修水利就让他修，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屋里灯泡嗡嗡响，众人谁也不敢插嘴。

11月下旬，他的公务仍排得满满：视察成昆铁路勘测、听取四川外贸汇报。可在行程表最末一行，他亲手写下：“唐联升进京。”还把那封财神红纸包交给陈季让，“见到人亲手递，告诉他我等他喝茶。”

年底，唐联升获释。凸肚的红苕地里，他攥着那封红包，在家人面前一声不吭地哭了。红包里不过几张钞票，却压着一句话：勤学，勿怠。这六个字他后来抄了四遍，贴在堂屋、牛棚、祠堂和自家书桌。

不得不说，陈毅这趟返乡，火气不小，却也让不少人冷静下来。县里很快调整了浮肿病救治方案，公社改口粮分配，戏剧团继续演《旅客之家》还新增角色“周服务员”，桥名“劳动桥”就此沿用。唐联升则被调去县文化站做资料整理，一支毛笔写到晚年，成为当地口碑不错的业余史料专家。

历史没有脚注，却留痕。1959年的乐至县，一块红苕、一通火气、一封红包，把宏观政策与人情冷暖连在一起。许多年后，唐联升谈起那一年，只说一句：“表哥没给我特权，只给了我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