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续考》第四节、腧穴考识
（待出版）
2、腧穴的发展
关于腧穴的发展，转录摘引现代两家述说如下。
（1）廖育群先生《岐黄医道·俞穴的发展》说：
“在马王堆出土的经脉学著作中未见有俞穴的记载，仅仅是将各种病症归属于不同经脉，并以此作为施治原则。这或许与这些著作中尚只有灸法有关，即可按各经主病在经脉循行部位上泛泛施灸，没有严格准确的定位（著者按：马王堆出土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并未言及“经脉”一词，不是“经脉”著作，是“脉灸经”。据相关学者研究考证，此“脉”是气脉，不是汉代之经脉，见后说）。同时代的扁鹊以针刺法治疗虢太子‘尸厥’时已有使用俞穴的记载（见《史记·扁鹊传》），是有关人体俞穴的最初记载（著者按：此为传统说法，或非当，见第一节附文）。至西汉名医淳于意医案中所见刺灸方法，则既有只言经脉名称者，亦有指明具体部位者，但没有俞穴的名称（见《史记·仓公传》。著者按：诊籍3有“人中而刺之”之说）。这表明俞穴大约出现在战国后期，但至到西汉前期，其在针灸疗法中的地位仍不十分重要。这一特点在《素问》《灵枢》中依然有所体现，两书中言及刺、灸疗法的具体治则时，约有一半是只言经脉，不言俞穴。这种现象至东汉才出现根本的转变，俞穴的数量迅速增加（《素问》与《灵枢》中言及俞穴数目时，多称“三百六十五”，以附会一年之天数。实际举出穴位名称仅有160个左右，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记载穴位为349个。以上数字据南京中医学院主编《针灸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并有了具体的名称和准确的定位（《素问》及《灵枢》中许多俞穴只有部位而无名称，例如三节之旁、喉中、腰尻交、舌下脉、眉头等。而在《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中则全部有名称，且对俞穴部位有所说明，例如《灵枢》所言“三节之旁”已具体为“肺俞，在第三椎下两傍各一寸五分。”）。而经脉学说则上升成为更高一级的理论，一般来说只是作为辨别疾病归属和确定治疗原则的指导性理论。
“俞穴发展的另一规律是从是从肢端向躯干不断增加。例如在《素问》和《灵枢》中所使用的俞穴，主要集中在膝、肘关节以下的肢体表浅部位。后世针灸学著作记载足阳明胃经有俞穴45个（《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已记载42个），而在《灵枢》中只使用了膝关节以下的10个穴位和颈部以上的6个穴位，未见使用躯干部及大腿的俞穴。这或许是由于当时使用的针具还较为粗糙，不适于在躯干部施以较深的刺法所决定的，只有当制针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不断加大针刺深度；可供使用的俞穴亦随之向胸腹部发展。从早期俞穴分布的特点和当时广泛使用刺络放血的针法（见《素问·血气形志篇》《刺疟篇》等）看，我国针灸疗法使用‘尖如蚊虻喙’‘长三寸六分’的豪针（见《灵枢·九针十二原》），并不会太早，很可能是在西汉后期才得到普遍应用，因而在《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中不仅躯干部位的俞穴大量增加，而且出现了针刺深度的规定。而在《素问》和《灵枢》中，不仅针刺深度极少被言及，而且往往要在一处反复刺多次（《灵枢·经水》提到针刺深度，最深不超过“六分”，两臂各经脉“皆无过二分”。但常常规定针刺次数，如《素问·通评虚实论》：“刺手太阴傍三痏，与缨脉各二”“上踝五寸刺三针。甚至有《缪刺论》“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等附会术数之说。均说明当时不重深度，而是靠在某一经或某一部位的针刺次数调节刺激量）。”
（2）黄龙祥、黄幼民先生《针灸腧穴通考》说：
“在‘气穴’‘气府’的腧穴概念尚未形成之前，古人的针灸部位较宽泛的，有刺灸脉者，有刺肉者，有刺筋者。例如：
“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之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素问·调经论》）……
“早期的针刺疗法多为刺脉，这不仅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及《内经》中有明确记载，还见于非医学古籍。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谓‘（病）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论衡·顺鼓》曰‘投一寸之针，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笃病有瘳’。这种刺脉疗法还广泛见于现代的兽医、藏医的针灸实践。对照《内经》与中国第一部腧穴经典《黄帝明堂经》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由脉到穴的演变过程。试举例说明如下：
“同阴之脉令人腰痛，痛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王冰注：绝骨之端……阳辅穴也），为三痏。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则直阳之脉上三痏，在跷上郄下五寸横居（王冰注：直阳之脉……是谓承筋穴），视其盛者出血。
昌阳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䀮䀮然，甚则反折，舍卷不能言，刺内筋为二痏，在内踝上大筋前太阴后，上踝二寸所。（《素问·刺腰痛》）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纳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王冰注：谓勇泉穴），各三痏。（《素问·缪刺论》）
“需特别注意的是，《素问·刺腰痛论》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文献拼合而成的，对于考察针灸学术发展的脉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该篇记载的不少我们不熟悉的脉名如：‘居阴之脉’（此从《黄帝内经太素》之说。传世本误作‘厥阴之脉’）‘同阴之脉’‘阳维之脉’‘衡络之脉’‘会阴之脉’‘飞阳之脉’‘昌阳之脉’‘肉里之脉’等，以往都被想当然地视为与‘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同类的经络概念，其实该篇中这些脉名都是指具体的刺络部位名，相当于‘腧穴’的概念。这样说的依据有二：
“其一，该篇凡取十二经脉（金栋按：篇中无‘经’字，唯言‘脉’）之穴均作‘取XX于XX’，而其余诸脉均作‘刺XX脉’，然后指出脉的部位；其二，称十二经脉只言三阴三阳名，而对其他脉则谓‘XX之脉’。故此类脉均为‘穴’的概念，而不是‘经脉’或‘络脉’的概念。
“以上《素问》的第一条病症，在《黄帝明堂经》中系‘阳辅’穴的主治；第二条病症在《黄帝明堂经》中为‘承筋’穴的主治；第三条病症在《黄帝明堂经》中为‘复溜’穴的主治。据此推测《黄帝明堂经》此三穴分别由‘同阴脉’‘会阴脉’‘昌阳脉’演变而来。而且‘复溜’穴又名‘昌阳’，也反映了这种承袭关系。以上《素问》的第四条病症则为‘涌泉’穴主治，可知‘涌泉’穴系由足下中央之脉演化而来。不了解这一演变历史，则对于早期文献中腧穴证治便无法正确理解……
“从以上考察可以得知，在《黄帝明堂经》对腧穴进行第一次系统的规范化研究之前，针灸治疗部位——‘腧穴’的概念是很宽泛的——往往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点，因而其定位也比较笼统，随着规范化的不断深入，腧穴定位的描述越来越具体而精确。”
雪宁、金栋按：《黄帝明堂经》约成书于西汉末至东汉延平年间（公元前138年～公元106年），堪称我国第一部腧穴学专著。先秦两汉时期，在针灸未形成独立的专科之前，大量的针灸治疗内容散见于“医经”“经方”类医书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关医药的著作就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共四百九十卷。《黄帝明堂经》是对汉以前散在医书中的针灸腧穴文献的一次全面总结，它博采汉代及汉以前包括《内经》在内的医书中的大量针灸文献，对腧穴的名称、部位、主治病症及刺灸法诸方面进行了首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统一工作。（百度百科）原书已佚，魏晋以后此书有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及注本。主要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后辑录于《针灸甲乙经》一书中）及《黄帝内经明堂类成》。（《中医大辞典》）
据上转录及摘引，腧穴或源于先秦，其源头与“砭石”“竹箴”“骨针”“灸焫”等有关，至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发展，随着经脉学说理论体系的建立、形成，至《素问》《灵枢》时期始渐成熟，至晋皇甫谧《三部针灸甲乙经》（著者按：三部指《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趋于完善，确立经穴35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