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母的信"
打开信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七十五岁的继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我的不是责备,而是宽恕。
那个雨打芭蕉的夏夜,李淑芬阿姨咳血不止,拒绝去医院。她从枕头底下颤颤巍巍地掏出一个绣花布包,交到我手里,气若游丝地说:"阿秋,等我走了,你再看。"
我不知道,这个朝夕相处十年却从未走进我心里的老人,会在布包里留下什么。
儿时的记忆如同老式放映机里的黑白电影,断断续续地在脑海中闪回。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家的四合院里,梧桐叶子铺了一地金黄。
母亲去世才三年,我刚考上县城重点高中,正是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父亲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整日忙得脚不沾地,家里的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张罗。
那天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多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筐里装着一个粗布包袱。父亲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身边站着一个穿着藏青色的确良衬衫、黑布裤子的中年女人。
"阿秋,这是李老师,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父亲搓着手,表情有些局促。
那女人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阿秋,我听你爸说起过你,是个好学生。"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母亲的遗像还挂在正墙上,这个陌生女人就要取代她的位置?
"我不需要什么后妈!"我摔门而出,在巷子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回到家时,已是华灯初上。屋里飘出饭菜香,桌上摆着四菜一汤——红烧肉、清炒青菜、蒸蛋和一碗紫菜汤。那是很普通的家常菜,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已经算是丰盛了。
李阿姨坐在一旁,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缝补我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见我进门,她赶紧招呼:"阿秋,快吃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坐下来,埋头吃饭。自那以后,我与李淑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
她是小学的语文老师,为人温和,在街坊邻里中口碑不错。可我就是接受不了她。每当她叫我"阿秋"时,我总是冷冷地应一声,从不叫她"妈"。
从那以后,她不言不语,每天做饭、洗衣、打扫,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借口学业繁忙,其实是不愿面对这个"闯入者"。
高考那年,我发高烧到四十度。父亲上夜班不在家,是李阿姨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县医院,在滂沱大雨中蹬了十几里路。
"快点,大夫,孩子烧得厉害!"她的衣服全湿透了,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脸上,却顾不上擦。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心里那道坚冰稍稍融化了一点。但第二天醒来,看到她熬得通红的眼睛和憔悴的面容,我又别扭起来,只嘟囔了一句"谢谢"。
高考后,我如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临行前,李阿姨塞给我一个纸包:"路上吃,别饿着。"打开一看,是几个肉包子和两个茶叶蛋。
在大学里,每次收到家里的汇款和包裹,总会夹着李阿姨的只言片语:"天冷加衣""按时吃饭",字迹工整,像是批改了无数学生作业的手笔。
大学四年,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毕业后,在省城的一家国企找到工作,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父亲和李阿姨为我高兴,但我看得出父亲眼中的失落——他希望我能回县城工作,离他们近一些。

转眼间,时光如白驹过隙。八十年代末,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九十年代中,单位分了房,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两居室。企业改制大潮来临时,父亲已经退休,拿着每月不足百元的退休金,和李阿姨住在厂区的老房子里。
我偶尔回去看看,带些水果和营养品。每次李阿姨都会做一桌子菜,像是过年一般。却从不提及生活上的困难,总说"我们挺好的,你别惦记"。
直到有一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范秋,你父亲年纪大了,要不把老人接到城里来住吧?厂里要收回宿舍了。"
就这样,父亲和李阿姨搬来与我同住,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父亲刚过六十,身体还算硬朗,李阿姨就负责打理家务。
刚开始,我们住得很不习惯。城里楼房的格局与农村平房大不相同,李阿姨总是找不到东西放在哪儿。她习惯早起,天不亮就忙活起来,惊醒了我们全家。晚上九点一过,她就催着关电视,说耗电。
"妈,现在不比从前了,电费不贵。"我妻子小吴劝她。
"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李阿姨总是这么说,然后关上灯,摸黑回自己房间。
我从未看到她伸手向我要过一分钱,哪怕是买菜的零钱。她那点退休金每月不过三百来块,却硬是支撑着买菜、零用,甚至还时不时给我儿子塞零花钱。
"小范,你妈这人啊,真是抠门。"隔壁的张大妈有一天在楼下晒太阳时对我说,"你看她那退休金,一个月才多少?听说全存起来了,舍不得花一分。昨天菜市场白菜便宜,我叫她多买点,她说家里够吃就行,真是不知道为啥这么省。"
听着张大妈的话,我心中不是滋味。她不是我妈,她攒钱是为了自己养老,怕老了无人照顾吧。每个月发工资,我都会给父亲一些零花钱,却从没想过给李阿姨。

父亲生病那年,我刚升为部门经理,工作繁忙,只在周末回家看看。医药费我出了大头,但心里总觉得李阿姨作为妻子,应该拿出积蓄才是。毕竟,她和父亲结婚三十年,总该有些存款吧?
然而她从未提及钱的事,只是日日夜夜守在病床前,为父亲端水喂药,擦身换衣。每次我回家,看到的都是她憔悴的身影。
那时的医院条件简陋,没有陪护床,李阿姨就打地铺睡在病床边。一连几个月,她几乎没回过家,整个人瘦了一圈。
"阿秋,你爸好些了,你忙你的去吧。"她总是这样对我说,从不让我担心。
父亲病情时好时坏,拖了半年多。那段时间,我几乎掏空了积蓄,却从未向李阿姨提过钱的事。心想:反正她那点钱也不够看病的。
父亲走后,李阿姨更加沉默。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楼下的梧桐树发呆。有时我回家晚了,还能看到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物的身影。
那盏老式台灯是她从老家带来的,黄铜灯座上有些氧化的绿斑,灯罩是乳白色的玻璃,散发着温暖的光。母亲在世时,也常在这盏灯下缝补衣物。每次看到李阿姨坐在灯下的背影,我恍惚间以为是母亲回来了。
"妈,让我来给你买盏新灯吧,这个太旧了。"有一次我忍不住说。
她摇摇头:"这灯挺好,亮堂,还省电。"
就这样,我们相安无事地生活了五年。期间,我曾几次看到她与街坊邻居窃窃私语,递过信封,接过包裹。心中不禁起疑:这老太太在搞什么名堂?

有一次,我清晨起来倒垃圾,看见李阿姨和单元门口卖早点的刘大爷说着什么,然后递给他一个信封。我躲在楼梯间,等李阿姨上楼后,走过去问刘大爷:"老刘,我妈给你什么东西了?"
刘大爷有些吞吞吐吐:"没、没什么,就是些家常话。"
我不死心,又观察了几天,发现李阿姨经常在我上班后出门,回来时手里空空如也,像是去见了谁。该不会是攒够了钱,准备改嫁?又或是把钱都给了自己的亲戚?
直到那个雨夜,她咳血不止。
"不必送医院了,我时日不多。"她气若游丝地说。我这才发现她已瘦得只剩皮包骨,脸色蜡黄。
"阿姨,怎么不早说身体不舒服?"我急得直跺脚,叫了救护车。
医院检查结果很不乐观:肺癌晚期,已经扩散。医生委婉地表示,最多还有一周时间。
我守在病床前,看着她干瘪的脸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她从不与我争执,不向我索取,却默默承受着我的冷漠与误解。
雨水打在窗棂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如同我内心的不安与愧疚。
"阿秋,别难过。"她微弱地说,"我这辈子,没啥遗憾。就是......"
"就是什么?"我急切地问。
"就是......没能让你叫我一声'妈'。"她的眼角滑下一滴泪。
我哽咽了,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口。
次日清晨,李淑芬阿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一生节俭的她,连后事都交代得简单明了:土葬,不要花圈,不设灵堂。
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想起那个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和一封信。翻开存折,最后一页的余额令我惊讶:不到两千元。

三十年的积蓄,就只有这么点?
我打开信,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阿秋:
你父亲生病那年,需要做大手术。医生说要两万元,你给了一万五。剩下那五千,是我这些年积攒的全部。老刘家的儿子借走三千,说是做小生意,至今未还。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怕你生气,就自己想办法。我知道你一直以为我把钱都留给自己养老,实际上,我每月的退休金除了买些必需品,都存了起来,就是担心你父亲有一天会需要。
我没有孩子,你就是我的孩子。原谅我不能像你母亲那样疼你,但请相信,我尽力了。你工作忙,家里的事就别操心了。我这辈子活得简单,没啥奢求,就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小时候有个铁皮小汽车,是你妈买给你的。你最爱玩那个,睡觉都抱着。你妈走后,那车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你哭了好几天。我偷偷去县城,用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却说'这不是我的车',扔到了墙角。那时我就明白,我永远代替不了你妈妈的位置。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你能接受我,哪怕只是一点点。
李淑芬"
字迹歪歪斜斜,像是被泪水浸湿过。
我瘫坐在床边,往事如潮水般涌来。那些年,她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裳,却把父亲和我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她从不买新鞋,却在我生日时偷偷塞给我红包;她默默承受我的冷淡,却从不向父亲告状......
我想起父亲病重时,医院里的一幕。半夜,我去病房看父亲,远远地看见李阿姨以为没人,偷偷抹眼泪。父亲虚弱地说:"老伴,别难过,我这病没事。"

李阿姨赶紧擦干眼泪:"谁难过了?就是眼睛进沙子了。你好好养着,过两天就能回家吃我做的红烧肉了。"
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继母,而是一个用尽全力爱着我父亲的女人。
第二天,我去找隔壁的张大妈,想了解更多关于继母的事。
"你不知道吗?"张大妈惊讶地看着我,"你爸生病那年,医院要五千元押金,你出差在外。李老师到处借钱,最后把她的金戒指典当了,那是她娘家陪嫁的唯一值钱物件啊!后来她还经常去医院边上的馄饨店帮工,就为了多赚点钱给你爸买营养品。"
"那她经常给老刘递信封是......"
"她是让老刘帮忙问问他儿子,什么时候能还钱。她怕你知道了不高兴,就偷偷地问,从不在你面前提。"张大妈叹了口气,"你爸走后,她的日子更不好过。那点退休金,除了日常开销,还要寄回老家给她弟弟家的残疾孩子。她自己舍不得买件像样的衣服,看到集市上有便宜货,才会添置一二。"
我想起李阿姨总是戴着的那枚磨得发亮的铜戒指,原来金戒指早已物是人非。
"她从不和我说这些。"我喃喃道。
"她那人啊,嘴硬心软。"张大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一次我问她,为啥不和你说实话,让你多体谅体谅。她说:'孩子有自己的生活,不该为我们操心。再说了,我又不是他亲妈,哪有资格要求什么?'"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整理遗物时,我在她的柜子深处发现一个旧鞋盒。打开后,里面全是我从小到大送给她的贺卡、小礼物,甚至还有我上学时随手丢弃的草稿纸。最下面,是一张我大学毕业时的合影,她站在角落里,笑容羞怯却温暖。

照片背后,是她工整的字迹:"阿秋大学毕业,1988年7月6日,晴。"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爱不一定要用语言表达,有时候,它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以一种无声的方式传递。我们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惜有些话,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了。
翻到鞋盒底部,我惊讶地发现了那个铁皮小汽车——红色的车身,已经有些掉漆,但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张泛黄的纸条贴在车底:"阿秋的车,他说不是他的,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想起来的。"
我捧着小汽车,泪如雨下。这就是那个替代品,我却从未发现它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只因为倔强的我,不愿接受任何来自继母的好意。
晚上,我梦见了李阿姨。梦里,她还是那个刚进门时的中年女人,站在我家的堂屋里,冲我温和地笑着。
我走上前,叫了一声:"妈。"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脸上的皱纹舒展开,露出欣慰的笑容。
醒来时,枕边湿了一片。我知道,有些亏欠,今生无法偿还。
第二天,我去了李阿姨常去的那家馄饨店。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看到我就认出来了。
"你是李老师的儿子吧?她常提起你,说你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老太太递给我一碗馄饨,"你妈以前常来这儿帮忙包馄饨,手巧得很,每小时能包两百多个。"
"她为什么要来这里打工?"我问。
"她说家里有困难,需要多赚点钱。后来你爸病好了,她还是常来,说是喜欢这份工作,能打发时间。"老太太顿了顿,"其实我知道,她是把赚的钱都寄回老家了。她有个侄子,生来就有残疾,需要长期治疗。"

我这才知道,李阿姨不仅要照顾我和父亲,还要惦记着老家的亲人。而这一切,她从未向我提起过。
回家路上,我路过一家福利院,看到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其中一个小女孩,大约六七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笑起来特别甜。她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
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在脑海:也许,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对李阿姨的亏欠。
今年春节,我来到社区老年活动中心,资助了五位独居老人。我还联系了李阿姨老家的那个侄子,承担了他的后续治疗费用。
"这是我继母的心愿。"我对那些老人说,"她用一生教会我,家人之间,不在乎血缘,在乎用心。"
我还把李阿姨的旧房子捐给了当地的留守儿童,作为他们的课后活动中心。房子虽小,但满是李阿姨的心血,我希望它能继续温暖更多需要关爱的孩子。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那辆铁皮小汽车去看她。站在她的墓前,我会讲讲这一年发生的事,就像她还在世时,我们坐在阳台上闲聊一样。
"妈,今年小明上小学了,成绩不错,和我当年一样爱看书......"
"妈,单位准备提拔我当副总,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不熬夜......"
我知道,在天堂的某个角落,她一定会欣慰地笑着,看着这个曾经倔强的继子,终于学会了爱与感恩。
窗外,梧桐树抽出新芽,春风拂过,带来生命的气息。我知道,李淑芬阿姨的爱,将与这春风一起,滋养我往后的人生。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能早点放下偏见,多给她一些理解和关爱,我们之间会不会少一些遗憾?但生活没有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失去后好好珍惜那些仍在身边的人。

回到家,我拿出那封信,又读了一遍。字里行间,是一个普通女人对家人细水长流的爱。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点点滴滴的付出;她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母爱。
我把信和那辆小汽车一起,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每当我感到迷茫或疲惫时,就会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人生路上,最宝贵的,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那些用心爱你的人。
而我,已经学会了爱,学会了感恩,也学会了传递这份爱给更多需要的人。这大概就是李淑芬阿姨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