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当年嫁给农民遭到父母极力反对，退休后她带着丈夫回城
我叫陈惠兰，这个名字在我出生的1950年代显得再普通不过，但对我而言，每一个音节都承载着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1969年的冬天，北风呼啸着穿过北方那片曾让我又爱又怕的黑土地。
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像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恐惧，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列车。
我还记得离开那天，母亲红着眼眶塞给我一条厚围巾和几包干粮，父亲则站在站台上，一直挥手直到列车消失在视线尽头。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和同去的知青们被分配到了三江平原的一个生产队。
刚到农村的日子是苦的，城里姑娘的手掌被镰刀磨出了血泡，又在寒风中结成了厚厚的茧。
我们住在简陋的知青点，土坯房子的墙上糊着报纸，屋顶偶尔会漏雨，冬天的北风从墙缝里钻进来，钻心的凉。
晚上睡觉时，我们几个女知青挤在一张大炕上，互相取暖，却还是冷得发抖。
记得那年冬至，天寒地冻，我和几个知青围坐在煤炉旁，谁也不想挪动一下身体。
窗外的雪下得很大，把原本就单调的农村景色变成了一片白茫茫。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韩志明。
韩志明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比我大四岁，个子不高但结实，黝黑的脸庞上总是挂着朴实的笑容。
他说话不多，却总能在知青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那个冬天，他帮我们修好了漏风的窗户，又从自家分了一些白菜和土豆给我们改善生活。
＂城里姑娘，吃点儿吧，冬天不能饿着。＂他把一袋土豆放在我手里，然后转身就走，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用土豆煮了一锅香喷喷的土豆汤，那大概是我到农村后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起初，我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好心的农村青年，并不曾想过我们之间会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可是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在漫长而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两个年轻人的心渐渐靠近了。
那是1971年的春天，地里的活儿开始忙碌起来。
田间地头到处是弯腰劳作的身影，知青们的腰板还没适应这样的劳动强度，常常干不到中午就累得直不起腰来。
一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地里回来，看见韩志明正在修理队里的拖拉机。
他满手机油，眉头紧锁，专注的样子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还没修好啊？＂我随口问道。
＂差不多了。＂他抬起头，额头上的汗水在夕阳下闪着光。
＂你这么晚还在忙，吃饭了没有？＂
＂没事，习惯了。＂他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突然说，＂陈惠兰，你在农村待得习惯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
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娇气的城里姑娘。
虽然还是会想念城市的灯火和家人的怀抱，但黑土地已经接纳了我，让我在这里扎下了根。
＂开始不习惯，现在还行吧。＂我笑了笑，＂至少现在能分清麦子和高粱了。＂
他也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开怀。
那一刻，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脸上，朴实中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交谈，从农活到家乡，从童年的故事到对未来的憧憬。
在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纯粹的年代，两颗真诚的心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辞藻就能相互靠近。
春去秋来，我和韩志明渐渐熟络起来。
他会在我下地干活时不经意地出现，帮我挑一挑沉重的担子；会在队里开电影时，悄悄地给我留一个好位置；还会在知青点的水缸快空时，提前送来一桶清水。
这些细小的体贴，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显得格外珍贵。
1972年的秋天，在一个丰收的日子里，韩志明向我表白了。
那天，我们坐在生产队后面的小山坡上，看着远处金黄的麦田和忙碌的人群。
＂惠兰，我知道我条件不好，家里也穷，但我喜欢你，想和你一起生活。＂他说这话时，目光坚定而清澈，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自己磨制的木梳，那是他准备了很久的礼物。
木梳上刻着简单的花纹，虽然不够精致，但每一道纹路都透着他的用心。
我没有立刻回答。
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因为这个决定意味着我可能永远留在这片黑土地上，意味着与远在城市的家人之间更深的隔阂。
＂我需要时间考虑，志明。＂我轻声说道。
他点点头，没有一丝勉强：＂我明白，我会等你。＂
回到知青点，我辗转反侧了一整夜。
在那个年代，知青与农民结婚并不罕见，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婚姻的决定，更是关于我未来生活的全盘考量。
我想起了韩志明的为人，想起了他在困难时期对我的帮助，想起了他眼中那份质朴的真诚。
还想起了他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冒着大雪给发高烧的我找来了队医，又连夜守在我的床前，直到我的烧退下去。
第二天，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告诉父母我遇到了一个好人，想要嫁给他。
那时候，通信并不便利，我知道这个消息要等很久才能传到家里，而家里的回信可能还要更久。
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月，我父亲就从城里赶来了。
他穿着有些褪色的蓝色中山装，拄着一根竹拐杖，脸色凝重，眼睛里满是疲惫和焦虑。
＂惠兰，你不能嫁给农村人！＂一见面，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你是城里人，受过教育，将来是要回城的。如果嫁给农民，你这辈子就只能留在农村了！＂
父亲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心上。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他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生活，不希望我受苦。
但在那个时刻，我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爸，我喜欢他，他是个好人。＂我轻声说道。
＂好人多了去了！城里有的是条件好的，你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农民？＂父亲激动地说，声音里带着几分恳求。
那天晚上，我和父亲谈了很久。
我告诉他韩志明的优点，告诉他在这片黑土地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也听他讲述了城里的变化，以及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哭了整整一夜的事。
最终，父亲长叹一口气，眼中满是无奈。
＂你真的决定了？＂
＂嗯，我决定了。＂
＂那好吧，但你要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你妈妈可能会更难接受。＂父亲的声音低沉而疲惫。
父亲离开的那天，站在简陋的乡间小路上，他的背影显得异常孤独。
我知道，他心里装着对女儿的担忧，也装着无法改变女儿决定的无奈。
就这样，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下，我还是嫁给了韩志明。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车，没有宴席，只有生产队里几张拼凑起来的桌子和队员们的祝福。
我穿着自己唯一的一件红色衣裳，他穿着新买的蓝色中山装，我们在大家的见证下成为了夫妻。
生产队的队长给我们放了三天假，算是新婚假期。
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待遇，队长说这是因为韩志明是队里的好劳力，值得这样的特殊照顾。
婚后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艰苦。
韩家是村里的贫农，家里只有一间土坯房，家具寥寥无几。
婆婆是个勤劳的老人，但年岁已高，身体不好；公公早年因病去世，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韩志明一个人身上。
我们的小屋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台旧收音机，是韩志明几个月工分换来的。
每天晚上，我们会围坐在煤油灯下，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新闻和音乐，那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
记得有一次，收音机里播报了首都的一场大型文艺演出，婆婆听得入迷，对我说：＂惠兰啊，你来自城市，见过这样的场面吧？＂
我点点头，想起了少女时代曾经看过的几场演出，那时候的记忆似乎已经变得很遥远。
生活虽然清贫，但我们很知足。
韩志明是个顾家的男人，他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和婆婆，自己却总是将就。
冬天里，他总是起得最早，在炉子里生好火，然后才叫醒我们；夏天里，他会在田间劳作一整天，回来还不忘给我摘一朵野花。
有时候，村里会有人说闲话，说韩志明娶了个城里媳妇，怕是要受气了。
但韩志明从不在意这些，他总是笑着说：＂我家惠兰比村里任何姑娘都勤快，也比任何姑娘都好。＂
这样的话，总能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1974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韩建国。
那一年，我和韩志明都觉得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小小的孩子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简陋的家。
韩志明看着孩子的眼神里充满了柔情，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汉子，在儿子面前却变得话多起来。
＂建国，你爸爸是拖拉机手，将来你要读书，成为城里人。＂他常常这样对着还不会说话的儿子念叨。
我知道，他心里还是希望儿子能过上比我们更好的生活，能够回到城市，不必像我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孩子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也增添了更多的责任。
韩志明更加努力地工作，除了在生产队干活，还会利用闲暇时间帮村里人修理农具，赚些额外的工分。
我则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要下地干活，照顾婆婆，操持家务。
日子虽然忙碌，但却充实而有意义。
婆婆常常看着我忙前忙后，感叹道：＂志明有福气，娶了你这么个好媳妇。＂
这样的夸奖总能让我心里甜滋滋的，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当初的选择。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韩志明在黑土地上辛勤耕耘，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随着政策的变化，一些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但因为我已经嫁给了农民，返城的路对我来说似乎已经封闭。
有时候，看着同来的知青一个个离开，我心里也会泛起一丝波澜。
但每当我看到韩志明和儿子的笑脸，那一丝波澜就会很快平息。
我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勇敢地走下去。
每当收到城里家人的来信，我都会有一丝怅然。
母亲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我生活的担忧，父亲则会详细描述城市的变化，仿佛在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但每当我看到韩志明和儿子在院子里玩耍的身影，那一丝怅然又会被幸福所取代。
有一年春节，父母终于答应来农村看我们。
他们带来了许多城里的特产和新衣服，还有给建国的书包和铅笔盒。
看到我们的生活条件，母亲红了眼眶，父亲则沉默不语。
但当他们看到韩志明如何关心我，如何疼爱儿子，以及我们虽然贫穷但和睦的家庭氛围时，他们的态度渐渐软化了。
临走前，父亲拍了拍韩志明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照顾我女儿。＂
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太多的情感和接纳。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
那一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和韩志明分到了一块地。
韩志明干劲十足，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开始尝试种植一些经济作物。
＂惠兰，我们种点儿果树吧，城里人都爱吃水果。＂他兴奋地对我说。
就这样，我们在承包地里种下了第一批苹果树苗。
那些小小的树苗，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我们起早贪黑地照料那些树苗，浇水、施肥、防虫害，每一项工作都不敢马虎。
第一年，树苗只长出了新叶，没有结果；第二年，长出了几个小苹果，但都很酸；第三年，终于结出了一些像样的果子。
当我们摘下第一批可以卖钱的苹果时，那种成就感是难以形容的。
韩志明抱着一筐红彤彤的苹果，脸上的笑容比苹果还要灿烂。
＂惠兰，咱们成功了！＂他高兴地说。
我们把苹果拿到集市上卖，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这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于是我们又扩大了种植面积，还尝试了其他经济作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我们村里有了电灯，通了公路，有了小卖部和供销社。
我们的生活也在逐渐改善，从土坯房搬进了砖瓦房，家里添置了新家具，还买了自行车。
建国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他聪明好学，在村里的小学一直是第一名。
每次看到他捧回的奖状，韩志明都会骄傲地挂在墙上，然后对村里人说：＂看，这是我儿子！＂
那种自豪感，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比拟的。
时光匆匆，转眼间，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因为我们的坚持和他自己的努力，建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那一天，全村人都来祝贺，韩志明喝得醉醺醺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泪光。
＂陈惠兰，我没有辜负你。＂他拉着我的手，声音哽咽，＂咱们儿子是大学生了，他会有出息的。＂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心中满是感动。
这个朴实的男人，用他的一生兑现了对我的承诺，给了我一个虽然清贫但充满爱的家。
送建国去大学的那天，我和韩志明站在校门口，看着儿子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校园。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当年自己离家时的场景，心中百感交集。
＂志明，我们的儿子会有更好的未来。＂我轻声说。
他点点头，眼中满是期待和欣慰。
随着儿子的成长和政策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慢慢改善。
韩志明的果园开始有了收益，我们盖起了新房子，买了电视机和自行车。
村里人都说韩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都归功于那个嫁过来的知青姑娘和勤劳的韩志明。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韩志明总会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悄悄地说：＂是啊，我老婆最好了。＂
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用他的方式表达着爱意，朴实无华却深情厚重。
八十年代末，建国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省城的一家国企工作。
他的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很快就在单位站稳了脚跟。
看到儿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我和韩志明都松了一口气。
这意味着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儿子已经走上了一条好路。
九十年代初，建国谈了一个女朋友，是同单位的姑娘，家境不错，性格温柔贤惠。
当他带着女朋友回家见我们时，我能看出他的紧张和期待。
＂爸，妈，这是小丽，我们想结婚。＂建国郑重地介绍道。
我和韩志明都很喜欢这个姑娘，她对我们尊敬有加，对建国也真心实意。
最重要的是，她不嫌弃我们是农村人，这让我们感到欣慰。
建国的婚礼比我们当年风光多了。
他们在城里的饭店办了婚宴，请了很多亲朋好友。
我和韩志明穿着儿子给我们买的新衣服，虽然有些拘谨，但心里却无比自豪。
婚礼上，建国当着所有人的面，深深地向我们鞠了一躬。
＂谢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我会好好孝顺你们的。＂他说这话时，眼中含着泪水。
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时间如流水，转眼间，我和韩志明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建国在城里工作稳定，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的小孙女。
一次回家探亲时，他突然提出想让我们去城里和他一起住。
＂爸，妈，你们在农村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该享享清福了。我在城里买了新房子，有三间卧室，你们来住吧。＂
我看向韩志明，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犹豫。
我知道，对于这个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的男人来说，离开家乡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建国，我和你爸商量商量。＂我轻声回答。
那天晚上，我和韩志明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静静地看着满天繁星。
这棵槐树是我们结婚那年种下的，如今已经长得枝繁叶茂，见证了我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志明，你想去城里吗？＂我问道。
他沉默了许久，目光在果园和田地间徘徊，那里有我们一生的汗水和记忆。
＂咱们的果园怎么办？＂他轻声问。
＂可以让村里人帮忙照看，或者租给别人。＂我回答，＂建国说城里的生活方便，有医院，有公园，咱们年纪大了，去那里也好。＂
他又沉默了，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老槐树粗糙的树皮。
＂惠兰，当年你为了我留在了农村，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后悔过？＂他突然问道。
这个问题让我心头一震。
我想起了当年离开城市时的不舍，想起了在农村吃过的苦，想起了曾经偶尔涌上心头的怅然。
但更多的，是想起了与韩志明共同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想起了他的关心和体贴，想起了我们一起创造的这个温暖的家。
＂没有，一次都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说：＂惠兰，当年你为了我留在了农村，现在我是不是该为了你去城里看看？＂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个男人，一直都在默默地为我着想，从未改变。
＂我们一起去吧，去看看儿子的生活，去看看那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握着他的手，轻声说道。
就这样，在退休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带着韩志明回到了城市。
儿子的新家宽敞明亮，窗外是繁华的街景，与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村形成了鲜明对比。
刚开始的日子，韩志明很不适应。
他不习惯电梯，总是选择走楼梯；不习惯超市，觉得那里的蔬菜没有自家种的新鲜；更不习惯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和陌生的环境。
每天清晨，他都会早早起床，站在阳台上眺望远方，仿佛在寻找那片他熟悉的黑土地。
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眼神里满是思念和迷茫。
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很是心疼。
为了帮助他适应，我开始带着他游览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们去了公园，看那里的花草树木；去了博物馆，了解城市的历史变迁；去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老街区，寻找那些熟悉的记忆。
慢慢地，他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好奇和亲近。
他开始在小区的花园里帮忙照料花草，把在农村积累的经验用在了城市的绿化上；他开始和小区里的老人们一起下棋、聊天，交了不少新朋友；他甚至开始学习使用儿子给他买的智能手机，虽然笨拙，但充满了热情。
＂惠兰，城里确实比农村方便许多。＂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难怪当年你父母那么反对你嫁给我。＂
＂但我从不后悔。＂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里满是岁月的痕迹：＂我知道，我也从不后悔娶你。＂
时光荏苒，我和韩志明在城市里度过了平静而幸福的晚年。
儿子和媳妇孝顺，孙女活泼可爱，我们的生活比年轻时想象的要好得多。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回到农村老家住上几天，看看那片土地，看看老邻居，看看那棵依然茁壮的老槐树。
韩志明会特意去果园转一转，看看现在的收成如何，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惠兰，咱们的果园现在每年都结很多果子，建国说要把它保留下来，当作咱们的纪念。＂他骄傲地说。
听到这话，我心里暖暖的。
那片果园，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和情感。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决定嫁给韩志明的自己，想起父母的反对，想起在农村度过的那些艰苦岁月。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生活的意义不在于你身处何地，而在于你与谁同行。
韩志明用他朴实无华的爱，陪伴我走过了大半生，这份情比山高，比海深。
现在，当我坐在城市的高楼上，回望那段知青岁月，一切都已经成为珍贵的记忆。
那片黑土地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教会了我生活的真谛。
人生如同长河，我们都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起起伏伏，最终归于平静。
而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不禁要问：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是不是只有那些发自内心的选择，才能让我们无悔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