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唐时期，崤山一带的道路分为南北二路。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崤山南路自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向东南经雁翎关到达永昌河河谷地区。通过对汉唐时期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一带与永昌河河谷之间还存在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穿过南大岭山脉，隋代以前很可能是崤山南路主道。隋炀帝大业初年“开莎栅道”后，崤山南路主道才移至雁翎关一线。

关键词：崤山；道路；交通

崤山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市与洛阳市之间，是古代长安、洛阳两大都邑间交通道路上的重要节点。近代以来，已有多位学者对崤山一带的交通道路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在相关城邑、村镇、驿站的考证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汉唐时期崤山一带的道路走向以及相关地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汉唐时期，长安、洛阳之间的交通道路自长安东行，经华阴、潼关、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等地，再向东至崤山一带，分为南北二路，北路自崤山向东，循涧河河谷经今渑池县、新安县到达洛阳；南路自崤山附近先向东南，经今宜阳县三乡镇，再循洛河河谷转向东北，直至洛阳。对于崤山南北二路的具体走向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近代以来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研究。

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根据《通典》《旧五代史》等文献中的记载，判定崤山南北二路分歧点在崤坂地区以东，并进一步推论唐代嘉祥驿的位置在此分歧点上。所谓“崤坂”，即今三门峡市陕州区硖石乡与观音堂镇之间的金银山一带山地。按照严先生的观点，南北二路分歧点应在今观音堂镇一带。由此，崤山南路的具体走向应从观音堂镇一带向东南行进，沿永昌河河谷至今宜阳县三乡镇，再循洛河河谷东北至洛阳。从《唐代交通图考》的附图中也可看出这一点。

王文楚先生在《唐代两京驿路考》与《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等文章中，首先提出汉唐时期崤山南北二路的分歧点应在崤坂以西，具体位置即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附近。崤山南路在交口一带与崤山北路分离，东南经唐硖石县（在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东南），再经雁翎关，进入永昌河流域，再沿永昌河河谷至三乡镇。对比严耕望先生的结论，可以发现严先生误认为唐硖石县治所在今硖石乡，故而忽略了经过雁翎关的这条道路（以下简称“雁翎关道”）。自从王先生对“雁翎关道”进行论述以来，汉唐崤山南路自交口经雁翎关、三乡镇至洛阳这一观点基本已经成为共识，如胡德经先生的《两京古道考辨》和辛德勇先生的《崤山古道琐证》，都在王先生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研究。

除此之外，王文楚先生还指出崤山南北二路之间应该存在间道。根据潘岳《西征赋》中提到的地名，以及《后汉书》和《水经注》中的两段记载，王先生认为自今渑池县向南至今洛宁县河底镇一带应存在一条道路，是为崤山南北二路之间道。

辛德勇先生在《崤山古道琐证》中，进一步研究了崤山一带的道路以及很多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对于“东崤”“西崤”“回溪”“崤底”等地名的具体位置、曹操“北山高道”的走向、“二崤”到“三崤”的名称变化、唐代硖石县的沿革与治所等问题，辛先生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在崤山相关地名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而对于王文楚先生指出的间道问题，辛德勇先生则认为崤山南北二路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间道。对于《西征赋》《后汉书》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辛先生都认为并不足以证明渑池县以南有这样一条间道的存在。

近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已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崤山道路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中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也推动了诸家学者对崤山道路以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例如，李健超先生指出唐莎栅城的正确位置应在唐兰峰宫东三里，即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宫前乡以东。此外，唐代的“莎栅道”也不同于隋唐以前沿永昌河河谷行进的崤山南路，而是从莎栅城转向东南，离开永昌河河谷，经唐永宁县城（在今洛宁县东宋镇旧县村），至三乡镇。李久昌先生在《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与变迁》与《隋唐崤函古道驿站考略》等文章中，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但是，这条“莎栅道”与隋唐以前崤山南路的分歧只是在雁翎关至三乡镇这一区间之内。对于汉唐时期崤山南北二路的总体走向以及其他相关地名的具体位置，李健超、李久昌等学者的观点仍与辛德勇先生一致。

总体而言，自辛德勇先生的《崤山古道琐证》以来，诸家学者在崤山道路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异议。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汉唐时期崤山南北二路分歧点始终在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附近。崤山北路由此东行，经崤坂、渑池、新安至洛阳；崤山南路即“雁翎关道”，自分歧点东南行，经雁翎关、三乡镇至洛阳。

第二，汉唐时期崤山北路与“雁翎关道”之间不存在其他道路。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汉唐时期崤山北路与“雁翎关道”之间应该存在另一条道路。此外，对于“雁翎关道”上一些地名的具体位置，也得出了新的结论。下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发现，自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向东南穿过南大岭（今涧河以南的崤山余脉），至永昌河龙脖水库一带，古时应存在一条主要道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看出这一问题所在：

（一）冯异崤底之战与相关道路问题

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光武帝部将冯异与赤眉军先后在回溪、崤底交战，这是历史上与崤山地区相关的重要战役。辛德勇先生在《崤山古道琐证》中，已经对这两次战役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这篇文章中，辛先生纠正了唐代以来人们认为“回溪”位于今洛宁县北的传统说法，考证出“回溪”的正确位置应在汉华阴县与湖县之间，“崤底”则在渑池附近的崤山一带。笔者在这一点上完全同意辛先生的考证结论。但是，对于这两次战役的具体进程以及相关的道路问题，笔者则认为仍可继续探讨。

根据《后汉书·冯异传》的记载，冯异在回溪附近与赤眉交战失利后，又“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赤眉约期再战。战前，冯异“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辛德勇先生解释为“设伏兵大破赤眉于崤底”，似乎冯异直接将伏兵设于崤底。但是，《冯异传》记载此次战役的进程为：

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余众尚十余万，东走宜阳。

可以看出，此次战役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冯异与赤眉军在某处约战，并设伏兵于道侧，战至日暮，伏兵杀出。第二阶段则是赤眉“惊溃”，冯异“追击”，并“大破于崤底”。也就是说，赤眉军自约战之处败逃，冯异随后追击，在崤底追上赤眉军，才最终大破对方。显然，“崤底”与约战之处并不是同一地点。

结合回溪之战的相关记载来看，回溪之战以前“异与赤眉遇于华阴”，可知冯异军营在华阴县境内。回溪之战后，冯异“弃马步走上回溪阪，与麾下数人归营，复坚壁，收其散卒，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可以看出，冯异是与数人一起逃回了原先的军营。那么，“招集诸营保数万人”的地点仍应在华阴境内，冯异与赤眉再次约战的地点也只能在华阴至湖县一带，而且冯异军必在赤眉军以西。这样，在上述“崤底之战”的第二阶段中，赤眉军只能是自西向东败逃至崤底，被冯异追上，并大破于此。

崤底之战以后，赤眉军“东走宜阳降”，这就牵涉到相关的道路问题。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总结，王文楚先生和辛德勇先生都认为崤山南北二路分歧点在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而辛德勇先生认为赤眉军“应当从崤山北路向西退出隘道后再转赴南路”。那么，按照辛先生的观点，赤眉败军需要自崤底向西退至交口，再由交口向东南经雁翎关逃往宜阳。但是，如上文所述，冯异自西向东追击赤眉军，并“大破于崤底”，此时冯异军仍在赤眉军以西。辛先生也指出：“十余万众赤眉军是不可能在全军溃败之后，竟又毫无阻拦地越过冯异的军队东走宜阳的。”这恰好可以证明赤眉败军只能自崤底继续向东败退，不可能向西越过冯异军，再经交口、雁翎关逃往宜阳。由此也可看出，自崤底向东南至宜阳之间，必定存在一条主要道路。赤眉军兵败崤底以后，可以经过这条道路直接逃往宜阳。辛先生还指出：“虽也可能有别的山间小径可走，但十余万众从山间小路通过，其艰难是不易想象的。”由此，也恰好可以反证崤底与宜阳之间并不是只有山间小路存在，而应该存在一条主要道路。

今三门峡市陕州区硖石乡与观音堂镇之间为崤坂地区，上文中的“崤底”也应位于这一地区，这是崤山北路上最为险要的地段。出崤坂东行，即至观音堂镇。观察附近地形，可以发现观音堂镇与南侧永昌河河谷之间距离极近，仅10公里左右。观音堂镇东南，又恰好处于南大岭浅山丘陵地区，地势较为平缓，易于开辟道路。这样，就可以判定上述崤底与宜阳间道路的具体走向。这条道路大致应自观音堂镇一带东南行，至今龙脖水库一带，进入永昌河河谷，再沿永昌河至三乡镇，然后再沿洛河河谷东北至宜阳。其中，沿永昌河至三乡镇再到宜阳的一段道路，与诸位前辈学者所谓“崤山南路”重合。而自观音堂镇向东南穿过南大岭直至永昌河河谷的一段道路，则一直少有研究。为叙述方便，本文暂将此段道路简称为“南大岭道”（图1）。

（二）唐五代时期的相关记载

在前文中，通过对冯异崤底之战的分析，已经证明了早在东汉时期，自今观音堂镇一带东南至永昌河河谷之间应该存在一条“南大岭道”。实际上，这条道路直至唐五代时期仍然存在。从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通典·州郡》河南府永宁县下记载：

自汉以前，春秋时，道皆由此县。郦道元注《水经》云：“汉建安间，曹公西讨巴汉，恶南路之险，更开北道，自后行旅率多从之。附侧路有石铭云：晋太康三年，弘农太守梁柳修复旧路。”《括地志》云：“按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垣山也，俗亦号为文王山，有夏后皋墓，北可十里许。其山南临河阴。汉末以来，移道更于岭岑山南，其山在夏后墓正南可五里。”公更开北道，即复春秋时路。后周之初，更复南移。隋炀帝大业三年废。武德初，又通此道，贞观十四年又废。其道西入县界，又东分为二道，东南入福昌县界，北道东入渑池县界。

对于这段记载最后的“其道西入县界”一句，严耕望先生认为“西入”可能是“东入”之误，也可能是指此道（即经过崤坂的道路）由西进入永宁县界。不管是哪一种解释，都可以看出《通典》所载崤坂道路自西向东进入永宁县境以后，才分为南北二路。由此，严耕望先生推断崤山南北二路分歧点应在崤坂以东。

王文楚先生在《唐代两京驿路考》中指出了“雁翎关道”的存在，并且认为“雁翎关道”就是古代的崤山南路。由于“雁翎关道”经过唐硖石县，其位置已远在崤坂西南20公里左右，如果崤山南路即“雁翎关道”，那么崤山南北二路分歧点就只能位于崤坂以西，这似乎与《通典》中的记载发生了矛盾。对于这一矛盾，王文楚先生并没有做出解释。辛德勇先生同样认为崤山南路即“雁翎关道”，但也没有对《通典》中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实际上，“雁翎关道”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通典》中的记载。在“雁翎关道”以外，完全可能同时存在另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道路。这样，《通典》所载“又东分为二道”的分歧点，指的也就不是崤山北路与“雁翎关道”的分歧点。《通典》中的记载，恰好可以证明崤坂以东应该还存在另一条道路，从崤山北路分出，并且向东南行进。前文论述的“南大岭道”，自崤坂以东的观音堂镇一带向东南分出，完全符合这一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大岭道”直至唐代仍然存在。《通典》中的“又东分为二道”，指的应是自观音堂镇继续向东经过渑池的崤山北路以及自观音堂镇转向东南行进的“南大岭道”。

除《通典》中的直接记载以外，从其他两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南大岭道”直至唐五代时期仍然存在。一是唐永宁县辖境问题。《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永宁县下记载：“谷阳山，在县西北五十五里。《汉书·地理志》：“谷水出谷阳山。”《汉书·地理志》之谷水即今涧河，谷阳山即今涧河源头之马头山，其位置在今观音堂镇以北。从《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可知，今马头山地区唐代属于永宁县境。唐永宁县治所又称鹿桥，有鹿桥驿，在今洛宁县东宋镇旧县村，同时也在崤山南路之上，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没有争议。可见，马头山位于唐永宁县治以北。既然马头山属永宁县境，那么马头山以南，崤山北道上的今观音堂镇一带自然也应属永宁县境。如果唐代的崤山南路完全等同于“雁翎关道”，不存在南大岭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从永宁县治所前往本县下辖的马头山、观音堂一带，就必须先从“雁翎关道”向西北行进，进入唐硖石县县境，至今交口乡转而东行，再穿过崤坂险道，才能到达观音堂一带。永宁县是唐河南府属县，其辖境兼及崤山南北二路，正当长安、洛阳两京要冲，位置相当重要，不可能出现如此迂回涉险甚至借道邻县的行政管理方式。由此也可看出，自观音堂镇一带直至永昌河河谷之间必定存在一条“南大岭道”，这样，自永宁县治所就可以直接经“南大岭道”到达下辖的马头山、观音堂地区。

此外，严耕望先生已经提到《旧五代史·朱友谦传》记载朱友谦（原名朱简）“尝为盗于石壕、三乡之间，剽劫行旅”。石壕的位置在今三门峡市陕州区硖石乡，属于崤坂地区。三乡即今宜阳县三乡镇，在崤山南路上。既然朱友谦可以为盗于“石壕、三乡之间”，也说明崤坂地区应该存在一条直通三乡镇一带的道路。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列出的各条史料，其中一部分与唐硖石县有关。由于王文楚先生已经考证出唐硖石县治所在“雁翎关道”之上，故而严先生所列的“硖石”相关史料皆不足以证明“南大岭道”的存在。但是，《朱友谦传》中这条“石壕、三乡之间”的记载，仍是“南大岭道”存在的有力佐证。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上述“南大岭道”，直至唐五代时期应该仍然存在。

在本文上一部分中，已经对汉唐时期“雁翎关道”以东的“南大岭道”进行了论述。除“南大岭道”外，对于“雁翎关道”上的一些地点，笔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论述如下。

（一）“安阳溪水”与安阳城

最早较详细地描述安阳城及其附近地理环境的文献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相关记载为：

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崖水，出南山北谷，逗崖峡，北流，与干山之水会。水出干山东谷，两川合注于崖水。又东北注橐水，橐水北流出谷，谓之漫涧矣。与安阳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逗安阳城南，汉昭帝封上官桀为侯国，潘岳所谓我徂安阳也。东合漫涧水，水北有逆旅亭，谓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逗陕县故城南······

这段文字中的“橐水”，即今青龙涧河，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争议。对于其中的“安阳溪水”，自民国《陕县志》起，皆认为此水即今雁翎关河。由于《水经注》记载“安阳溪水”经过安阳城南，到了民国《陕县志》中，即将安阳城的位置定于雁翎关河流域的南县村。《陕县志》“安阳故县”条原文为：

安阳不知何时县名。潘岳《西征赋》云：“我徂安阳，言陟陕郛。”《水经注》云：“橐水北流出谷，谓之漫涡。与安阳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径安阳城南，汉昭帝封上官桀为侯国。潘岳所谓我徂安阳也。”按“石崤南”即南崤，今名雁翎关。此水自南崤西流，径唐绣岭宫之山麓，西过南县村，俗名旧县，与橐水会于漫涧之口。则南县为安阳故县无疑。

王文楚先生《唐代两京驿路考》沿用了民国《陕县志》的结论，认为“安阳溪水”即今雁翎关河，安阳城即今南县村。此后，辛德勇先生、李久昌先生也都认同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与《水经注》原文中的记载并不能吻合。

第一，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橐水”自“橐山”发源，流向为“西北流”。与“崖水”汇合后，再“北流出谷”（“橐水”在此河段亦称“漫涧水”），再与“安阳溪水”汇合。今青龙涧河正源在菜园乡与雁翎关河汇合，如果“安阳溪水”即今雁翎关河，那么《水经注》“橐水”上游河道自然应与今青龙涧河正源一致。然而，青龙涧河正源在今三门峡市市区以南的摩云岭，北流经涧里水库至菜园乡，并非“西北流”，这与《水经注》的记载并不一致。

第二，通观青龙涧河流域，可以发现青龙涧河最大的支流为雁翎关河与山口河。山口河亦称交口河，其河道位于雁翎关河以北，自今硖石乡以南的雷震山发源，西流经今张茅乡、交口乡，注入青龙涧河。王文楚先生已经指出，古代崤山北路自今交口乡向东，即沿山口河（笔者按，原文称交口河）河谷行进。从上述《水经注》原文中可以看出，“安阳溪水”与“橐水”（亦称“漫涧水”）汇合后，直到陕县故城（在今三门峡市市区）之间，没有其他河流汇入“橐水”。山口河入青龙涧河之处尚在雁翎关河以北，如果“安阳溪水”即今雁翎关河，就只能认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漏掉了山口河的记载。但是，《水经注》对“橐水”上游的“崖水”“干山之水”等较小支流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山口河紧邻崤山北路，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注意，又是青龙涧河最大的支流之一，郦道元不应在详细记载青龙涧河上游各支流的情况下，唯独漏掉山口河的记载。

第三，《水经注》记载“安阳溪水”经过安阳城南，可见安阳城的位置应在“安阳溪水”以北。民国《陕县志》认为“安阳溪水”即今雁翎关河，安阳城即今南县村。但南县村却位于雁翎关河南岸，这与《水经注》的记载也不能相符。

从以上几个方面即可看出，《水经注》中的“安阳溪水”不应是雁翎关河。通观《水经注》“橐水”流域的全部记载，可以发现郦道元实际上是将雁翎关 河当作了“橐水”正源。所谓“橐水出橐山，西北 流”，恰好与雁翎关河流向一致。其后注入“橐水”的“崖水”，才是今天的青龙涧河正源，“干山之水”则是青龙涧河上游西侧支流张村沟。所谓“崖水”注入“橐水”，指的是今青龙涧河正源与雁翎关河在 菜园乡汇流的情况。而“安阳溪水”则应是雁翎关 河以北的山口河。这样，今天的青龙涧河正源以及 所有主要支流在《水经注》中都有记载，并无遗漏，流向也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见图1）。

清末学者杨守敬撰有《水经注疏》，并绘制了《水经注图》，该书是《水经注》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在《水经注疏》中，杨守敬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橐水”正源以及“安阳溪水”对应的河流，但他在“又有崖水，出南山北谷”一句下提到：“今有青龙河，出陕州东南明山，盖即崖水也。”此处之“青龙河”即今青龙涧河。可以看出，杨守敬也认为“崖水”即今青龙涧河正源。这样，“橐水”正源就只能是“崖水”以东的雁翎关河。从《水经注图》中，更可以看出杨守敬绘出的“橐山”远在“崖水”以东，且在“盘崤”之正南方向，这只能是指今雁翎关一带山地。此外，《水经注图》中的“橐水”自“橐山”发源，西北流与“崖水”汇合，“安阳溪水”更在“橐水”正源以北。显然，杨守敬也认为“橐水”正源即今雁翎关河，“安阳溪水”即今山口河。

如果“安阳溪水”是今天的山口河，那么安阳城也就不可能在今南县村。从《水经注》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安阳城的位置应在今山口河北岸。根据王文楚先生、辛德勇先生的研究结论，崤山北路恰好沿今山口河北岸行进，并且与“雁翎关道”在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会合。古代交通要道的会合处附近，往往有城邑存在，交口乡的位置也完全符合《水经注》对安阳城的记载。因此，安阳城最有可能的位置即今交口乡。

如果安阳城在今交口乡，那么潘岳《西征赋》中的“我徂安阳”也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王文楚先生受民国《陕县志》影响，将安阳城的位置定于南县村，并不在崤山北路之上。由此，对于《西征赋》中的“我徂安阳”，只能解释为潘岳自渑池一带经间道绕到崤山南路，再过雁翎关到达安阳城。辛德勇先生指出潘岳此行完全走崤山北路，不可能绕至南路。但辛先生同样将安阳城的位置定于南县村，对于“我徂安阳”，只能解释为“安阳”并非实指安阳城，而是指安阳城附近。但是，根据《水经注》中的记载以及上文中的论述，可以确定安阳城的位置就在崤山北路之上，自崤山北路即可直接到达安阳城。这样，“我徂安阳”也就可以解释为潘岳自崤山北路西行经过安阳城了。

（二）唐硖石县治所问题

《太平寰宇记》陕州硖石县下记载：

唐义宁元年再置崤县，理硖石坞，二年省。武德元年再立，三年移理鸭桥故镇。贞观八年移于安阳城，十四年移于硖石坞西，即今县是也。

同县“安阳城”条下又记载：

唐贞观八年移崤县在此城内置，十四年移治向南，改名硖石县。

可以看出，贞观八年（634年）崤县治安阳城，贞观十四年（640年）移治硖石坞西，并改称硖石县。那么，贞观十四年以后的硖石县治所与安阳城必非一地。如上文所述，以往的研究，都把安阳城的位置定于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南县村。由此，贞观十四年以后的硖石县治所也就不在南县村。王文楚先生、辛德勇先生都据此推断唐硖石县治所在今菜园乡石门村。然而，《太平寰宇记》陕州硖石县下记载：“绣岭宫，在县东三里。”关于绣岭宫的位置近年来已有发现，在今菜园乡高家庄村南。高家庄村位于石门村以西，如果唐硖石县在今石门村，则与“绣岭宫，在县东三里”的记载不符。由此即可看出，唐硖石县治所并不在石门村，而应在今高家庄村以西。

上文中提到的南县村，恰在高家庄村以西，且发现有唐代城址存在。如果唐硖石县治所在南县村，就与“绣岭宫，在县东三里”的记载完全相符。过去长期认为南县村城址为安阳城，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唐硖石县治所的判断。根据上一节的研究结论，安阳城应位于山口河以北的交口乡。因此，南县村的唐代城址也就不是安阳城，而应是唐硖石县城。

此外，《太平寰宇记》记载武德元年（618年）崤县治硖石坞，贞观十四年（640年）治硖石坞西，改名硖石县。王文楚先生、辛德勇先生都据此推断武德元年崤县治所与贞观十四年硖石县治所为同一地点。实际上，“硖石坞”与“硖石坞西”完全有可能不在同一地点。贞观十四年移治“硖石坞西”，也可能是在旧有的硖石坞以西某处另外选址建造县城。因此，即使武德元年之“硖石坞”在今石门村，也不能认为贞观十四年之“硖石坞西”在今石门村。如上文所述，唐硖石县治所应位于绣岭宫以西。如果贞观十四年硖石县治所在今南县村，则既位于石门村以西，又位于绣岭宫以西，这与《太平寰宇记》中的各条记载都可以吻合。由此即可看出，贞观十四年以后的唐硖石县治所应在今南县村。

确定了安阳城与唐硖石县的位置以后，就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唐代崤县、硖石县治所的迁移情况。结合《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可知武德元年（618年）置崤县，治硖石坞（今菜园乡石门村）。武德三年（620年）移治鸭桥（今硖石乡），贞观八年（634年）移治安阳城（今交口乡），贞观十四年（640年）移治硖石坞西（今菜园乡南县村），并改名硖石县。此后直至唐末，硖石县治所皆在今南县村。

通过本文以上的论述，已经明确了“南大岭道”的存在以及唐代崤县、硖石县治所的迁移情况。由此，也就可以进一步探讨崤山道路的兴废变迁过程。

（一）隋唐时期崤山南北二路的变迁

《通典·州郡》河南府永宁县下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废。武德初，又通此道，贞观十四年又废。其道西入县界，又东分为二道，东南入福昌县界，北道东入渑池县界。”《资治通鉴》所引隋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中指出：“废二崤道，开葼册道。”《唐会要》则记载：“贞观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崤道于莎栅，复旧路。”严耕望先生认为，《通典》记载中的“此道”即三崤道，亦即崤山北路。此外，严先生还认为隋大业元年诏与《通典》所载大业三年废崤山北路应为同一事件。大业初年废崤山北路后，唐武德初曾一度恢复，至贞观十四年再废北路，改行莎栅道。

王文楚先生则认为《通典》记载中的“此道”指通过雁翎关的崤山南路。如果“此道”指崤山南路，那么隋大业元年诏开南路与《通典》所载“大业三年废”就不是同一事件。由此，王先生认为隋大业元年开崤山南路，大业三年废南路，唐武德初年恢复南路，贞观十四年又废南路，其具体时间应在《唐会要》所载贞观十四年七月重开南路之前。辛德勇先生虽然基本同意严耕望先生的结论，但仍认为《通典》记载中的“此道”指崤山南路，并认为“《通典》叙南北方向均有讹误”。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严耕望先生的观点。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通典》中的“其道西入县界，又东分为二道”指的应是崤山北路自崤坂东行，至今观音堂镇一带分为两路，一路向东至渑池，一路向东南，即“南大岭道”。由此，《通典》中的“此道”当然应指经过崤坂的崤山北路。王文楚先生认为“此道”指崤山南路，应是受《通典》此句之前“公更开北道，即复春秋时路。后周之初，更复南移”一句的影响（参见本文第二部分所引《通典》原文），认为北周初年已废崤山北路，改行南路。但是，辛德勇先生已经指出，曹操所开“北道”，亦称“北山高道”，只是在崤山北路以北别开山路。显然，无论是这条“北道”，还是曹操开“北道”之前人们所行的崤坂旧路，都属于崤山北路。那么，《通典》中的“后周之初，更复南移”既然与曹操所开“北道”对举，指的应是北周初年恢复了曹操以前的崤坂旧路，与经过雁翎关的崤山南路没有关系。因此，“后周之初，更复南移”之后的“隋炀帝大业三年废”以及“武德初，又通此道”指的自然也都是经过崤坂的崤山北路。

既然《通典》中的“此道”指崤山北路，那么崤山南北二路的兴废情况就应如严耕望先生所言，具体过程即隋大业初年废崤山北路，开通南路，唐武德初年重新以北路为主，贞观十四年再恢复以南路为主。

如果把上述崤山道路变迁过程与唐崤县、硖石县治所的迁移过程对比，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隋大业初年开莎栅道后，长安、洛阳之间的交通以崤山南路为主，因此义宁元年（617年）及唐武德元年（618年）皆置崤县于硖石坞（今菜园乡石门村），其位置即在崤山南路之上。此后，武德三年（620年）崤县移治鸭桥（今硖石乡），在崤山北路上。《通典》中的“武德初，又通此道（崤山北路）”，恰好与武德三年崤县移治鸭桥之事可以相合。贞观八年（634年），崤县移治安阳城（今交口乡），在崤山南北二路分歧点上，反映出当时虽仍以崤山北路为主，但唐太宗可能已有恢复崤山南路的想法。贞观十四年（640年），崤县移治硖石坞西（今菜园乡南县村），并改名硖石县，其治所又回到崤山南路之上，恰好同年也正式恢复以崤山南路为主。由此即可看出，崤县、硖石县治所的迁移与崤山南北二路的兴废过程存在着紧密联系（见表1）。

（二）“雁翎关道”与“南大岭道”变迁过程试探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可知自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一带东南至永昌河河谷之间，古时应存在一条“南大岭道”。这样，在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与宜阳县三乡镇之间，既可以自交口乡向东南沿“雁翎关道”到达永昌河河谷，也可以自交口乡先向东，沿崤山北路穿过崤坂，再沿“南大岭道”到达永昌河河谷。对于“雁翎关道”与“南大岭道”的兴废过程，在现存史料中已经难以找到直接证据。只有通过隋炀帝开莎栅道一事，或可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试探。

李健超先生认为，隋以前崤山南路自雁翎关东行，沿永昌河河谷至三乡镇，其走向大体上是弯曲的“弓背形”。所谓隋炀帝“开莎栅道”，指的是开通自莎栅至三乡的直线道路，近似“弓弦”。但是，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中提到“废二崤道，开葼册道”。严耕望先生已经指出，其中的“二崤道”即“三崤道”，指穿过崤坂地区的崤山北路，而“葼册道”即“莎栅道”。如果“开莎栅道”仅仅是指开通莎栅与三乡之间的直线道路，那么所废掉的应该是沿永昌河河谷行进的弓背形道路，而非崤山北路的“二崤道”或“三崤道”。由此，笔者认为，隋以前的崤山南路并非以“雁翎关道”为主，隋炀帝“开莎栅道”，应该是指对“雁翎关道”的开辟。

隋以前涉及崤山南路的文献，记载都较为简略，无法找到人们行经“雁翎关道”的确切证据。而上文中提到的冯异“崤底之战”问题，则可以证明赤眉军经过“南大岭道”到达宜阳。笔者认为，隋以前的崤山南路应以“南大岭道”为主，“雁翎关道”虽然 存在，但可能未经较大规模开发，较为险峻，并非当时的主要道路。这样，隋以前自洛阳西行，无论是取道北路的新安、渑池，还是取道南路的三乡镇及“南大岭道”，都要到达今观音堂镇一带，再向西经过崤坂地区。隋炀帝大业初年“开莎栅道”，应该是指专门开发了自交口东南经雁翎关、莎栅直至三乡镇的整段道路。经过雁翎关的这条“莎栅道”既经专门开发，自然便于通行。自洛阳西行至三乡镇后，就可以直接通过这条道路到达交口一带，无须再经过“南大岭道”以及崤坂地区，这与“废二崤道”的记载才能相合。

综上所述，隋以前的崤山南路应以“南大岭道”为主，崤山南北二路的分歧点在今观音堂镇一带。隋大业初年“开莎栅道”后，崤山南路才以“雁翎关道”为主（见表1）。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自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一带向东南穿过南大岭（今涧河以南的崤山余脉），至永昌河龙脖水库一带，古时应存在一条道路。隋唐时期以前，崤山南路应以这条“南大岭道”为主，具体路线为自今观音堂镇向东南到达永昌河河谷，再沿永昌河河谷继续东南行进，至今宜阳县三乡镇，再沿洛河河谷转向东北，直至洛阳。“雁翎关道”虽然存在，但并非当时的主要道路。自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带至洛阳，需自西向东穿过崤坂地区，然后在今观音堂镇一带分为南北二路。

隋炀帝大业初年，专门开发了经过雁翎关的“莎栅道”，使这条道路更加便于通行，成为崤山南路主道，其具体路线为自今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向东南经雁翎关、莎栅（在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宫前乡东），至今宜阳县三乡镇。“莎栅道”开通后，长安、洛阳之间的交通路线即以这条新崤山南路为主，“南大岭道”虽仍存在，但已不是崤山南路主道。唐武德三年，一度恢复以崤山北路为主道。贞观十四年，又以雁翎关崤山南路为主道，直至唐末皆无变动。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