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兄弟，要是四年前重庆真敲定联合政府，咱还会在雨里背枪吗？”船舱里潮气逼人，老兵刘七捏着半截干烟，朝对岸的灯火吐了口气。

这一句牢骚道出许多人的心结。1945年秋天，抗战硝烟刚散，山城重庆灯火初亮，蒋介石三封急电邀请毛泽东赴会，国内外都盯着那张谈判桌。彼时的中国，表面山河一统，实则暗流汹涌：国民党握有四百多万正规军和几乎全部财政金融命脉，共产党凭借解放区两千多万群众与百余万部队，靠的是土地改革赢来的民心。双方都说想和平，却都在掂量“底牌”。

毛泽东最后还是去了。在延安窑洞里，反对声此起彼伏，有人直截了当：“主席，老蒋请君入瓮。”毛泽东却摆手，“不去，舆论场全让他占；去了，起码能把人民希望撑一阵。”临行前，他把书记处补了员，还给刘少奇下了死命令：“要是国民党先动手，狠狠打回去。”这一手，既是保险，也是谈判筹码。

在重庆的四十三天，比牌桌更紧张的是酒桌。蒋介石提出只许中共保留十二个师，而且指挥权归国民党；又想把毛泽东“外放”新疆当省长。周恩来半开玩笑地回一句：“委员长，省长帽子太小，毛主席一落座，新疆要装不下了。”场面再怎么客气，针锋终究见血——两边目标根本不兼容。

现在假设，蒋介石那时灵机一动，真的答应成立联合政府，会怎样？先看军权。国共如果合编，兵力至少一半来自解放区。谁发军饷？谁发命令？美国顾问团不会同意失去指挥权，苏联人也不肯看着东北白白交出去。联合政府只能把军队“国家化”，听起来漂亮，执行起来却比拼命还难。一旦联合政府里出现“票决军事行动”的场景，几乎可以断定，开会时间将比作战时间还长。

再看经济。国民党背后的四大家族，靠纱厂、银行、航运吃老本；共产党的土地法则要把租息利息砍掉。要知道，蒋宋孔陈的账本里哪一项不是靠旧秩序？一旦联合政府通过“减租减息”“工业国有化”这类法令，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跳脚；若全部搁置，工农阵营又无法交代。双方都缺退路，不炸锅才怪。

第三点是地方势力。1945年后西南、西北大大小小的军阀残部仍握枪自重。联合政府必须再度“编遣”，却没人愿主动裁军。拿云南龙云、广西李宗仁来讲，他们与中央的距离不只是地理。要这批人乖乖服从国家化军令，除非中央手里真有绝对武力——可那不就回到了谁握枪的问题？于是，拖字诀会像藤蔓一样缠住联合政府。

外部环境也难给机会。美国急着扶蒋，企图把中国拉进“反苏防线”；斯大林虽然支持国共合作名义，却暗里更希望中国持续分裂以保苏联远东缓冲。联合政府若真成形，不出三年就可能被冷战的两股拉力撕扯。与其说它是政府，不如说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折衷术”，活得久反而怪。

有人说，假如当年谈成，中国或许走向“议会制”，像英联邦那样轮流坐庄。听上去雅致，实则低估了当时社会的贫困与文盲率，高估了各阶层对规则的尊重。没有深刻的土地革命，也没有彻底的政权再造，单靠一纸协定很难把亿万农民黏在制度里。即便强行推行议会制，结果大概率是拉丁美洲式的“枪在外、票在内”——议会热闹，乡下动荡，中央财政时常赤字。

回到题目——“倘若1945年重庆谈判交涉顺利，成立联合政府，今日之中国会怎样？”很可能出现两条道路：其一，联合政府因经济危机、军权分裂，短期内分崩；随后，类似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重演，只不过主角轮换，内战推迟而非消失。其二，若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华北或东北形成托管区，华南成美援实验场，地图上出现多个“中华共和国”“中华自由邦”，呈巴尔干化局面。无论哪条，中国的工业化节奏都会被打乱十到二十年。

有意思的是，越往深处推演，越发现那场失败的谈判反而缩短了历史的痛苦周期。撕破脸只用了半年，三年决战换来制度重构；若是苟延残喘式联合，伤口长炸，代价未必更小。站在今天的高楼看去，这并非鼓吹战争，而是说明彼时阶级矛盾与主权格局已经尖锐到“和而不合”的临界点。

刘七听完这些分析，只摇头：“原来如此，怪不得山城的酒摔得那么响。”船靠岸，他提起钢盔，步子依旧沉，却没了先前的困惑。历史不接受假设，它只留下选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