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任弼时大闹“五大”会场，陈独秀表现失态，毛主席最终黯然离场》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间，上海充满了血雨腥风，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

这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最为优秀的儿子——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

可是，陈独秀思想严重右倾，执迷不悟，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汪精卫等人身上。

毛主席于是在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会上，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要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的呼声。

俗话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陈独秀根本听不进，并且对毛主席另有看法。

毛主席因此被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最终，连表决权都被剥夺了。

大会在5月9日选出了31名中央委员，毛主席榜上无名，他只是14名候补中央委员之一。

陈独秀仍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当时共有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人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三大”失势的张国焘，这次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五大”闭幕后，毛主席连农委书记的职务也被剥夺了。

他黯然神伤，把工作交给了谭平山接替，默默离开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便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毛主席无语独对武昌蛇山，心事浩茫，思绪波澜起伏，向天发出了“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叹息。

老覃在《毛主席为何能在“三大”脱颖而出？他的一个提议，张国焘直呼惭愧》一文中说了， 毛主席依据自己长期在农村考察的结果，坚信中国的希望在于农民阶级的觉醒，在中国，只有农民才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

在那段苦闷的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灌注农民讲习所里，给学员们讲革命的道理。

再说回陈独秀他们这边。

时间已经来到了1927年5月13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拉拢下，扯起“联蒋反共”的旗帜，从宜昌奔袭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举行北伐，后方空虚，无从招架，危在旦夕。

恽代英紧急组织起两千多农工、学生，编成义勇队，抵挡夏斗寅。

国民党中央因此振作，将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与武汉警卫团混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指挥，共同御敌。

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手足无措，计无所出，满头大汗地赶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毛主席问计。

毛主席的想法非常干脆，他说：“目前除了放手去打，别无二策，只要镇压住了夏斗寅，湖北在短期内不会出什么岔子。”

张国焘随后亲眼见证了毛主席非凡的组织能力。

仅仅一天时间，毛主席便将农讲所学员400余人枪组织起来，交给张国焘，带往前线，编入了叶挺的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中。

有了这支生力军，中央独立师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

但是，湖北的大火刚浇灭，湖南的大火却烧了起来。

5月21日，驻扎在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起了“马日事变”。

根据镇压夏斗寅的成功案例，对许克祥也应该以武力进行惩治。

但汪精卫和陈独秀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

如此一来，许克祥的气焰就越加嚣张。

湖北的形势也因此出现了反复。

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和河南光山的地主武装相勾结，还纠集当地的红枪会2000余人，结成反革命同盟，对农会进行疯狂的杀戮，围攻麻城。

红枪会的战斗力非常凶悍，农民自卫军队长王树声一面死守，一面派人向中共麻城县委特别支部求援。

关于这个红枪会，早在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就曾推举毛主席为“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的主席委员，让毛主席前往红枪会活跃的河南光山一带调查。

毛主席经过实地考察，得出结论：“红枪会”大部分成员是反抗兵匪的贫苦农民，只要耐心团结、帮助、教育他们，完全可以将之转化成我们的力量。

因此，他主张扩大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范围，大力转化和吸收红枪会里面的革命分子。

但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邓演达已经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职，无暇于此。

话说回来，身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农工厅厅长的董必武，收到了王树声的求救信后，六神无主，匆匆去向毛主席讨教。

毛主席二话不说，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以湖北籍为主的学员300余人，组成学生军，混编入省政府警卫团3营，增援麻城增援。

救援的时机掌握得很好，学生军和警卫3营一齐发力，大破红花会众，取得了平叛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