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分家
那年中秋，我才六岁。
院子里桂花香浓，像是给这个特殊的夜晚撒了一把金粉。
奶奶在堂屋里切月饼，她那双布满老繭的手，小心翼翼地拿着菜刀，将那块团圆的象征分成大大小小的几份。
我蹦跳着要看，却被她轻轻推出门外：＂娃儿，去看看你爹回来没？＂
奶奶的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慌乱，那时候我不懂，只是懵懵懂懂地应了一声。
正要往外走，却听见父亲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娘，分家吧。＂
那声音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沙哑而艰难，仿佛每个字都有千斤重。
我愣在原地，不敢动弹，躲在门后，透过门缝偷偷张望。
院子里，父亲蹲在角落，手里的烟头明明灭灭，一地的烟蒂像是他心事的碎片。
奶奶的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那块粗布围裙已经洗得发白，边缘都有些磨损。
月光照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像是照在了一张皱巴巴的宣纸上，每一道皱纹都记载着一段难言的辛酸。
＂你这是何苦呢？＂奶奶的声音颤抖着，＂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多好。＂
父亲深深吸了口烟，烟头在黑暗中明亮了一瞬，又暗了下去：＂娘，不是我不孝，实在是……＂
那夜的月亮格外的圆，格外的亮，像是故意要照亮人间的悲欢离合。
那是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我们的小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变革。
父亲是村里最早学修农机的人，在那个连自行车都稀罕的年代，他能修理拖拉机和柴油机，是村里人眼中的＂能人＂。
可在我们的大家族里，这点本事却显得微不足道。
家里挤着三房兄弟，八口人共用一个灶台，一个院子，一口水井。
每到吃饭，总是一锅菜不够分，孩子们端着碗站着吃，大人们让来让去，常常是饭已凉了，人却还没吃饱。
＂忍一忍就过去了，＂爷爷生前常说，＂一家人嘛，哪有隔夜仇。＂
可爷爷走后，那些未说出口的矛盾，像是地下的暗流，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特别是那次，我发高烧，父亲想用家里的积蓄带我去县医院，却被二叔拦住：＂公家的钱，凭啥你说用就用？＂
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中听见父母压低声音的争吵，母亲哭着说：＂咱们分出去吧，孩子要紧。＂
父亲沉默了很久，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呛人的烟雾。
分家那天，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可对我们家来说，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亲扛起我们一家三口的铺盖和几件破旧家什，走向村东头租来的破屋。
那屋子很旧，墙上的泥皮都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黄土和秸秆，屋顶有几处漏洞，下雨时要用盆接水。
母亲抱着我，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我的头顶，热乎乎的，像春雨滴在了新翻的泥土上。
＂咱家不跟奶奶住了吗？＂我天真地问。
母亲只是摇头，眼泪流得更急了，她的手紧紧抓着我的小手，好像怕我也会跟着离开。
二叔家的表哥站在院门口，朝我们吐舌头：＂他们家分出去了，以后就是外人啦！＂
那刺耳的话，像一把小刀，扎进了我幼小的心灵。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养儿防老＂的年代，分家意味着什么。
那是对传统的挑战，是对孝道的质疑，更是对生存的考验。
村里人背地里都说：＂老杨家老三不孝顺，为了自己发财，丢下老娘不管了。＂
那些话传到父亲耳中，他只是苦笑，从不解释。
母亲却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抹泪：＂为了这个家，你受了多少冤枉啊。＂
我们的新家只有一间正屋，一个小厨房。
父亲用木板和席子在正屋隔出一个小空间当卧室，剩下的地方既是客厅又是他的工作间。
常常有农机零件散落一地，机油的气味弥漫在每个角落。
母亲起初很不适应，总是皱着眉头，不停地扫地擦桌子，可那机油的味道，怎么也散不去。
＂晓芳，习惯就好了，＂父亲安慰母亲，＂等我手艺好了，咱们就盖新房子，大大的，有院子，有花园，你想种啥就种啥。＂
母亲抿着嘴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无奈。
那时候，村里的日子都不好过，每家每户都在为温饱奔波。
父亲的手越来越粗糙，指甲缝里的机油怎么也洗不干净，那黑色的痕迹，像是刻在了他生命里的印记。
常常深夜，我醒来，看见他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线，在纸上写写画画，计算着家里的收支。
那是一本旧得发黄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分钱的去向：一斤米多少钱，一尺布多少钱，我的学费要多少，家里的柴火要多少……
那双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像是贫穷在他身上刻下的年轮。
他修的农机越来越多，村里人都说杨师傅手艺好，肯吃苦，价钱又公道。
可再好的手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难以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尤其是分家后的第一年，最为艰难。
父亲靠修理农机勉强糊口，可修理零件要钱，没零件就没活路。
大队的拖拉机坏了，好几天修不好，眼看着春耕要误了。
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跑遍了附近几个村子，都找不到合适的零件。
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了奶奶。
＂阿三，＂奶奶远远地唤他，＂回家吃饭吧，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我做了一大锅。＂
父亲摇摇头：＂娘，我忙着呢，改天吧。＂
奶奶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倔得跟头牛似的，分家就分家了，吃顿饭怎么了？还是亲娘亲儿子啊。＂
父亲没说话，只是加快了脚步。
回到家，他一语不发，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直到月亮高高挂起。
那个雨夜，我偷看到父亲坐在堂屋地上，默默流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
他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扛起了整个世界的重量，却在某一刻终于支撑不住。
那泪水落在粗糙的手上，又被他匆匆抹去，仿佛害怕被人看见自己的脆弱。
第二天清晨，奶奶摇摇晃晃来了，她看起来又老了几岁。
她塞给父亲一个揉皱的红纸包：＂你爹在世时攒的，本想给你娶媳妇用的，现在你用来买零件吧。＂
父亲愣住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娘，我……＂
奶奶拍拍他的肩膀：＂傻孩子，你爹临走时就说过，三個儿子性子不一样，遲早要分家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娘，我不是不想赡养您，＂父亲哽咽着，＂我是想……＂
奶奶摆摆手：＂娘啥都明白，你二哥那人心直口快，说话难听，但人不坏，你们兄弟之间有啥过不去的坎儿？＂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像个孩子一样，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哭得不能自已。
我那时不懂，为什么大人的世界那么复杂，分家了还能给钱？
后来才明白，分家不是分心，是父亲想为我攒学费，不愿连累兄弟们。
在那个钱比命还紧的年代，他选择了独自承担。
有了奶奶给的钱，父亲买到了急需的零件，修好了大队的拖拉机。
那天，大队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老杨，你小子有出息，以后咱队的机器都交给你修！＂
父亲第一次有了固定的收入，虽然不多，但至少有了保障。
日子慢慢好转，家里添了收音机，那是村里少有的奢侈品。
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煤油灯下，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戏曲和新闻，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母亲时常感叹：＂这日子，比蜜还甜。＂
父亲却总说：＂还不够，还不够。＂
他常常翻看那本发黄的存折，里面的数字一点点增加，却永远达不到他心中的标准。
1987年，家里添了缝纫机，那是父亲托县城的朋友从广州带回来的，花了半年的积蓄。
母亲会做衣服，有了缝纫机，她开始接单给村里人做衣裳，增加家里的收入。
我清楚地记得，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放在家里的那天，母亲兴奋得一整晚没睡，手指不停地抚摸着机器光滑的表面，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有了这个，咱家的日子就更好了，＂母亲憧憬地说，＂小杨啊，你爹真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点点头，心里充满了自豪。
那时候，我在村小学读书，是班里的＂小才子＂，常常被老师表扬。
每次拿着优秀的成绩单回家，父亲都会特意买一块糖给我，那甜味儿在嘴里化开，甜到了心里。
＂好好学习，＂父亲总是这么说，＂将来考个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和憧憬，仿佛看到了我光明的未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父亲的手艺也越来越好，从修理拖拉机到柴油机，再到摩托车，村里人都说杨师傅有＂仙手＂，啥坏了的东西到他手里都能变好。
1990年，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
那天，全村人都来我家道贺，连平日里对我们家冷眼相看的人也来了，脸上带着羡慕的笑容。
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那天多抽了几支烟，烟雾里，他的眼睛亮得惊人，像是点燃了整个天空的星星。
晚上，当所有客人都散去，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时，父亲突然说：＂小杨，你知道爹为啥要分家吗？＂
我摇摇头，虽然心里已经有了模糊的猜测。
＂就是为了你能上学，＂父亲轻声说，声音里满是坚定，＂在一起住，大家伙儿都要分，你的学费就没着落了。＂
母亲在一旁抹泪：＂你爹这些年，就盼着你能读书出人头地。＂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父亲的选择，那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是为了承担更大的责任。
那一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在县中学，我遇到了许多城里来的同学，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看着我乡下孩子的样子，常常捂嘴偷笑。
最开始，我很自卑，总是独自一人坐在教室的角落，不敢与人交流。
每次回家，我都把这些委屈藏在心里，不想让父母担心。
直到有一次，父亲送我回学校，看到我被同学嘲笑的场景。
回家路上，他沉默了很久，突然说：＂儿子，人不分贵贱，就看本事和品行。＂
＂你爹虽然没文化，但懂这个道理。＂
＂咱农村孩子，别人有的，咱可以没有，但骨气不能丢。＂
那简单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紧闭的心门。
从那以后，我不再自卑，开始努力学习，主动结交朋友，慢慢地，我成了班里的佼佼者。
1995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站在村口，看着我坐上去省城的长途汽车，眼眶湿润，却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
＂好好学，＂他拍拍我的肩膀，＂爹娘在家等你回来。＂
那一刻，我看到了他头上的白发，那是岁月和辛劳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减轻家里的负担。
每次回家，都能看到村子的变化：柏油路修到了村口，砖瓦房越来越多，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收音机变成了电视机。
父亲的修理铺也从家门口的小棚子，变成了村口的大门面，上面挂着醒目的招牌：＂杨师傅修理部＂。
奶奶也常来我们家，她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厚的亲情。
二叔家的表哥也不再对我们冷嘲热讽，反而常常来找父亲学修理技术。
2000年，我大学毕业，本可以留在省城工作，却选择了回乡创业。
我用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和积攒的人脉，办起了小型农机厂，生产适合山区使用的小型农机具。
父亲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教会了年轻人如何精准地调试机器，如何听声音判断故障。
村里人都说我爹有＂仙手＂，坏了的机器到他手里就能起死回生。
看着父亲在工厂里忙碌的身影，我常常想起那个分家的中秋夜，想起那一地的烟蒂，想起他红肿的眼睛。
所有的艰难和痛苦，都化作了今天的幸福和满足。
2005年，我结婚了，娶了同村的姑娘，她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温柔贤惠。
婚礼那天，全村人都来贺喜，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举杯向每一位宾客致谢。
奶奶坐在主桌上，九十高龄的她，满头银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却掩不住眼中的喜悦。
她拉着我的手，颤颤巍巍地说：＂好孩子，奶奶看着你长大，如今成家立业，心里比蜜还甜。＂
二叔端着酒杯走过来，拍着父亲的肩膀：＂老三，这些年，是大哥没照顾好你。＂
父亲摇摇头：＂二哥，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做啥？＂
多年的隔阂，在这一刻完全消融，血浓于水的亲情，终究战胜了所有的误会和矛盾。
今年中秋，我们全家又团圆了。
新屋的圆桌上，奶奶九十高龄，满头银发，笑容如当年一样慈祥。
父亲的手依然粗糙，但不再为生计发愁。
他切开月饼，认真地数着人数，一块不多，一块不少，那小心翼翼的动作，像极了当年奶奶分月饼的样子。
月饼香甜，每一口都饱含着团圆的喜悦。
＂爸，当年分家是为了我吧？＂我突然问。
父亲愣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丝回忆的波澜，然后笑了，皱纹里盛满了幸福：＂为了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从来没分过心。＂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某扇门。
分家只是形式，而血脉相连的亲情，却是永远也分不开的。
月光如水，洒满了我们的院子，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心酸与苦涩，都化作了今夜月饼的甜。
在这个中秋之夜，所有的过往，都成了珍貴的回忆，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今日的温暖。
父亲的目光望向窗外的明月，嘴角噙着淡淡的微笑，彷佛在对月訴說著什麼。
或许，他在想那个分家的中秋夜；或许，他在感谢月亮见证了我们家的变迁；又或许，他只是单纯地享受这团圆的时刻。
无论如何，此刻的幸福，是他用一生的汗水和泪水换来的。
而我，将继续他的坚持和努力，让这份幸福延续下去，传递给下一代。
因为我明白，家，不仅是避风的港湾，更是心灵的归宿。
分开的是房子，而血脉相连的亲情，却永远也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