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母亲的忌日，我又想起了母亲的点点滴滴，仿佛又在眼前，写一篇小文章回忆母亲的伟大。

一、榆林城里的清贫岁月与求学路

1938年农历七月初七，母亲李玉霞生于榆林城一个贫寒的市民家庭。七口之家仅靠外祖父当店员维生，破陋的土坯房里，煤油灯常映着兄妹五人，四人挤在桌前读书的身影。在那个温饱尚难的年代，母亲与两位兄长竟同时考上榆林师范，靠着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勉强完成学业——这在当时的街巷里，是连老槐树都要被街坊们念叨几句的“稀奇事”。

母亲少时眉眼清亮，扎着粗布头巾也掩不住灵气。她爱趴在窗台上听邻校的风琴响，放学路上会捡根树枝在地上默写课文，冬夜炕头的草席上，总铺着她用铅笔头抄录的诗词。1958年初师毕业那天，她把唯一一件蓝布褂子浆洗得笔挺，背着补丁摞补丁的行囊踏上前往定边县的黄土路，身后是外祖父搓着手反复叮嘱“好好教书”，身前是风沙漫卷的未知前程。

二、定边四十年：黑板前的春秋与星光

定边的土木结构教室漏着风，冬天粉笔末混着雪花落在母亲肩头。她教一年级语文，兼带全校音乐课，放学后要徒步到百米外去挑水，夜里在油灯下备课到凌晨。教案本上的字迹总是工工整整，重点处用红笔描得醒目，至今家中上百本教案摞起来，还带着淡淡的墨香和岁月的潮味。

1959年，县教育局推荐她去西安师范音训班。临行前她把攒了半年的粮票全缝在布兜里，在西安的一年，她白天啃窝头学乐理，晚上在宿舍楼道里练手风琴，结业时一曲《黄河大合唱》让考官红了眼眶。回来后，她把学到的简谱教学法带进乡村课堂，土坯墙上画的五线谱，成了孩子们眼里比星星还亮的光。

当班主任那些年，她总把学生的事挂在心上。谁家孩子没鞋穿，她就拆了自己的旧被单纳鞋底；哪个娃交不起学费，她偷偷用工资垫上。有年冬天，学生王建军冻得直流鼻涕，她把自己的棉袄披在孩子身上，自己却穿着单衣讲课，直到周末回家才发现后背生了冻疮。1972年她被选调为白尔庄中心小学教学，同事们记得她总说：“娃们像刚冒头的麦苗，得用心浇灌。”那些年她带的班级，升学率在乡里总是拔尖，奖状贴满了教室的后墙。

三、耕读持家：缝补里的母爱与坚韧

因父亲在县委农工部上班，常年下乡，可以说母亲与父亲长期分居，三个孩子全靠她一手拉扯。在农村教学的十多年，她白天站讲台，傍晚挑灯备课，深夜还要给孩子缝补衣裳。有年除夕，家里没钱买新布，她把旧棉袄拆了，用米汤浆洗破旧的布片，拼拼凑凑给我们做了过年的罩衫。灯光下，她指尖的顶针磨得发亮，针脚细密得像她的心思，缝好后还要把领口袖口再熨一遍，笑着说：“干干净净，就是新衣裳。”

1973年调回县城时，母亲的腰已经累出了毛病，阴雨天疼得直不起身，却从未请过一天假。有次我半夜醒来，看见她趴在炕沿上批改作业，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腰弯成了弓字形。我偷偷给她揉腰，她却反手摸我的头：“快睡，妈把这点儿改完就来。”那些年她攒下的病假条，叠起来能装满整个铅笔盒。

生活宽裕后，母亲仍舍不得扔任何东西。罐头瓶要洗干净装针线，废报纸叠成纸盒放杂物，连买菜的塑料袋都要捋平了收在抽屉里。她常说：“穷日子要富过，富日子要穷过，人不能忘本。”我们嫌旧书桌不好看，她默默搬出自己用了四十年的木箱子，箱底刻着她刚工作时写的“勤俭”二字，漆色虽已斑驳，笔画却依然清晰。

四、长别与传承：黑板擦不掉的牵挂

2021年农历五月十三，母亲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断断续续说：“好好做人……对人要宽……”她眼里映着窗外的阳光，像极了当年在教室里看学生们放学的模样。如今她的教案还摆在书桌上，扉页上“教书育人”四个字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却总在某个深夜让我想起她备课的背影。

去年遇见当年母亲教过的学生李叔，他如今已是中学教师。说起母亲，他红了眼眶：“李老师当年给我补课时，总把家里的鸡蛋煮给我吃，说读书人要补脑子。”那些散布在各地的“桃李”，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做了工程师，逢年过节总会来家里坐坐，带点母亲爱吃的点心，说些当年课堂上的趣事。

母亲走后，我们准备把她的教案捐给了榆林的乡村学校。看着那些泛黄的纸页被年轻教师捧在手里，忽然明白她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贫不失志”的家风，更是一种像粉笔灰一样，无声落在人间，却能在岁月里长出新绿的力量。如今每逢清明，我们会在她的墓前放一束野菊花，就像她当年在教室窗台上摆的那样，因为我们知道，她一生最爱的，除了家人，便是那些在黑板前求知的眼睛。

母亲啊，您教了一辈子书，最后把自己也教成了我们生命里，最厚重的那本教科书。这世间纵有万千风景，也抵不过您当年站在讲台上，微笑着喊我们“上课”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