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遗言
＂十万块钱。＂
律师递来遗嘱时，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不是因为这数目太少，而是我无法明白老王为什么这样安排——他将我们共同生活了十五年的房子留给了他的女儿阿梅，而给我的，只有十万元钱。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那张泛黄的遗嘱上，字迹工整得就像老王生前批改图纸时那样一丝不苟。
那十万元，在1998年确实不是小数目，但比起一套九十平米的两室一厅，却显得微不足道。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仿佛捏着我和老王这十五年的情分，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那是1998年的深秋，我嫁给了王建国。
他是北方机械厂的工程师，我是厂里食堂的炊事员。
他带着八岁的女儿，我带着满腔热忱，想给这个残缺的家填补些温暖。
婚礼很简单，只在厂里的职工食堂摆了几桌，我穿着借来的红色旗袍，老王穿着他唯一一套深蓝色西装。
＂嫁给带孩子的男人，就跟捡了别人剩下的鞋似的，穿着费劲还不合脚。＂婚礼上，我听见了三姑六婆的窃窃私语。
我装作没听见，只是笑着给每一位来宾倒酒，心里暗暗发誓：我会证明她们错了。
第一次见到阿梅时，她蜷缩在沙发角落，手里紧攥着一张她母亲的照片。
那是一张已经泛黄的合影，上面的女人眉清目秀，和阿梅有七分相似。
我蹲下身，轻声说：＂阿姨不会取代你妈妈的位置，但阿姨会尽力照顾好你和爸爸。＂
她没抬头，只是攥照片的手松了些。
那天晚上，我把老王从他单位领来的结婚喜糖分成小包，放在阿梅的书包里，希望她能在学校分给同学们。
第二天放学后，我发现那些糖果原封不动地躺在书包的最底层，沾满了铅笔屑和橡皮渣。
我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糖果拿出来，一颗一颗地擦干净，放进了厨房的玻璃罐里。
生活如同车间里的机器，需要时间磨合。
阿梅上小学三年级，我早早起床为她准备饭菜；她放学，我总是第一个在校门口等待。
＂王师傅，您家闺女可真有福气，有您这样的后妈。＂学校门卫老李总是这样打趣我。
我只是笑笑：＂俺不是后妈，是阿梅的王阿姨。＂
在东北，＂阿姨＂这个称呼比＂妈妈＂少了几分生分，却比＂后妈＂多了几分亲热。
那些年，我学会了做孩子爱吃的红烧肉，学会了给她扎各种好看的辫子，甚至学会了辅导她的作业——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女人，硬是啃下了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课本。
＂真是个有心的，比那些亲妈还上心。＂邻居刘婶子常这么夸我。
我却知道，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别人的夸奖，而是为了阿梅眼中偶尔闪现的那一丝信任和依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阿梅从小学到初中，从牙牙学语的小姑娘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记得她十三岁那年，第一次来月经，吓得直哭。
我连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卫生巾，一边教她怎么用，一边轻声安慰：＂这是女孩子长大的证明，没啥好怕的。＂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怯生生地叫我＂妈＂，虽然声音很轻，却让我整宿都睡不着觉，心里甜滋滋的。
但好景不长，阿梅进入高中后，叛逆期来得又急又猛。
她开始留长发，开始化淡妆，开始和一群＂非主流＂的同学混在一起。
＂你管得着我吗？你又不是我妈！＂这样的话，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
每当这时，我总是咬着嘴唇，轻声说：＂是，我不是你妈，但我心疼你。＂
然后默默地把她乱丢的衣服捡起来，把她没吃完的饭菜收拾好。
有一次，她和同学通宵打牌，凌晨三点才回家。
老王气得要动手，被我拦住了：＂打一顿解气，可孩子就更叛逆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阿梅门口的小板凳上守了一宿，直到天亮她出门上学，才发现我眼圈通红地靠在墙边打盹。
她愣住了，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从书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放在我手里，然后匆匆离开。
那块巧克力，我一直珍藏在我妆台的首飾盒里，到现在都舍不得吃。
高考那年，阿梅整个人都绷得像根弦。
我每天变着花样做她爱吃的菜，却发现她常常只是象征性地吃两口就去复习了。
考试前一周，她突然发高烧，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我急得团团转，一边给她冰敷额头，一边炖梨水给她喝。
＂要不要去医院啊？＂老王在一旁焦急地问。
＂不去！＂阿梅斩钉截铁，＂耽误复习不说，万一感染什么传染病被隔离，高考都参加不了了。＂
我二话不说，背起她就往医院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万一是什么大病呢？＂
結果医生说只是普通感冒加上熬夜过度，开了点药就让我们回家了。
回家路上，阿梅靠在我肩上小声说：＂妈，谢谢你。＂
我的心一下子软得像块豆腐，眼泪差点掉下来。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和老王都不敢去查，让阿梅自己上网看。
＂差了本科线十二分。＂她声音平静得可怕。
邻居王婶听说后，在楼道里嘀咕：＂继母带大的孩子，能指望啥？＂
我气得当场摔了手里的菜刀：＂你家闺女考上一本了吗？有啥资格在这说三道四！＂
王婶被我吓得赶紧溜了。
回到家，我看见阿梅红着眼圈坐在书桌前发呆。
我当晚和她长谈：＂复读不丢人，放弃才是。＂
那一年，我比她亲妈还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煲骨头汤，跑遍市场找最新鲜的菜。
＂脑袋靠营养，你得多补补。＂我絮絮叨叨地说着，看着她慢慢恢复了信心。
复读那年，她比任何人都刻苦。
我常常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会轻轻敲门，端着一杯温热的牛奶和几块饼干进去：＂学习是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别把身體搞垮了。＂
她会冲我笑笑，然后继续埋头苦读。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为了省电费，我们家只开阿梅房间的暖气。
我和老王晚上睡觉时，常常要穿着厚毛衣，盖两床被子。
＂咱闺女这次一定能考上。＂老王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
我点点头：＂肯定能，阿梅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第二年，阿梅考上了省重点大学。
全家欢天喜地，老王特意从市场买了条大鱼，让我做红烧鱼庆祝。
＂谢谢你，老伴，没有你，就没有阿梅今天。＂他抱着我，眼里满是感激。
我摆摆手：＂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做啥。＂
送阿梅去大学报到那天，我准备了两大包东西：一包是生活用品，一包是她爱吃的家乡小吃。
＂妈，太多了，我拿不了那么多。＂阿梅哭笑不得。
我却坚持要她都带上：＂学校食堂的饭能有家里香吗？想家了就吃点家乡味。＂
分别时，我硬是没掉一滴泪，直到火车开动，我才在站台上失声痛哭。
老王拍拍我的肩膀：＂孩子总是要飞的，咱们做父母的，就是要放手。＂
我点点头，抹干眼泪：＂是啊，飞得越高越好。＂
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
阿梅大三那年，老王开始频繁咳嗽，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
＂厂里车间灰尘大，肯定是落下的职业病。＂他不以为然。
直到有一天，他咳出了血，我才坚持带他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肺癌晚期。＂医生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头上。
我不敢相信，一遍遍追问：＂会不会检查错了？要不咱们去大医院再看看？＂
医生摇摇头：＂已经是晚期了，转移性很强，恐怕...＂
剩下的话他没说完，但我明白了，老王时日不多了。
我们没有告诉阿梅实情，只说爸爸身体不太好，让她专心学习。
病床前，老王握着我的手，眼里满是歉疚：＂对不起，这些年苦了你。＂
我只是摇头，十五年的感情，何须言谢。
＂阿梅她...＂他欲言又止。
我拍拍他的手：＂你放心，我会把她当亲闺女一样照顾的，就像这些年一样。＂
他点点头，眼里含着泪：＂我相信你，老伴，可我还有一件事瞒着你和阿梅...＂
就在那天，他告诉我阿梅其实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长期治疗和定期检查。
＂她妈妈就是死于心脏病，我一直担心阿梅会遗传到。＂他哽咽着说，＂大学体检时她被查出来了，但她不想让我们担心，就一直瞒着。＂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怕你担心，你已经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他握紧我的手，＂我想过了，把房子留给阿梅，她以后的医药费会很贵。＂
＂那我怎么办？＂我不由自主地问道。
＂你是个能干的女人，有十万块钱足够你重新开始。＂他轻声说，＂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但请你理解我...＂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流泪。
老王走后，阿梅和我的关系骤然冷淡。
遗嘱的事让街坊邻居都议论纷纷。
＂这不是典型的重女轻妻吗？＂李大爷直言不讳。
＂人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倒好，后妈栽树亲闺女乘凉。＂王婶子也在背后嘀咕。
我只能苦笑，心里却如打翻了五味瓶。
既心疼阿梅失去了父亲，又对老王的决定感到委屈；既想继续照顾阿梅，又担心自己的将来。
那段日子，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手里摩挲着老王生前送我的那块老式手表。
那是他在我们结婚五周年时送的礼物，不值钱，但走时准确，就像他这个人一样靠谱踏实。
阿梅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但她选择住在单位宿舍，很少回家。
每次回来，也是匆匆忙忙地拿些东西就走，似乎这个家对她而言充满了痛苦的回忆。
我搬出了那套房子，用老王留给我的十万元在离厂区不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屋，靠着在市场卖早点维持生计。
东北的冬天格外漫长，凌晨四点起床去摊煎饼果子，手脚冻得通红也顾不上。
＂王家嫂子，你这日子也太苦了。＂常来买早点的老街坊们都心疼我。
我却笑着说：＂哪能啊，我这不还有房租钱省下了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阿梅的联系越来越少。
直到一个雨夜，我正准备关摊，突然看见阿梅站在雨中，浑身湿透。
＂妈...＂她喊了一声，声音哽咽。
我赶紧拉她进屋，给她拿毛巾擦头发：＂怎么这么大雨还出门？感冒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她没说话，只是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袋递给我：＂医院的诊断书，我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长期治疗。＂
我装作惊讶：＂啥时候查出来的？严重不严重？＂
＂大学体检时就发现了，最近越来越严重。＂她低着头，＂爸爸临走前告诉我，你比我亲妈还疼我。＂
原来老王早就知道，留房子给阿梅是为了她将来的医药费，给我十万是怕我因为阿梅的病承担太多。
＂房子是我们共同的家，不该只属于我一个人。＂阿梅哽咽着说，＂爸爸怕你知道我的病情后，会倾尽所有来照顾我，所以...＂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老王的十万元不是轻视，而是信任；不是遗弃，而是托付。
他了解我，知道如果我留在那个家里，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照顾阿梅，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他的安排，是想让我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道德绑架。
我抱住阿梅：＂咱们是一家人，没有我和你，只有我们。＂
那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把这些年的委屈和误会都说开了。
原来阿梅一直以为我是因为房子的事才搬出去的，她内疚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而我则以为她嫌弃我这个后妈，不愿与我同住。
＂妈，我们回家吧。＂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回到那个承载了我们十五年记忆的家，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陌生。
阿梅的病情需要定期治疗，我重新操持起家务，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营养餐。
＂妈，你太累了，我们请个保姆吧。＂她心疼地说。
我摇摇头：＂我这不是闲不住嘛，再说咱们省下的钱可以用来看病啊。＂
后来，我把煎饼摊转让给了一个下岗工人，自己在家附近的社区服务中心找了份工作，专门帮助孤寡老人和单亲家庭。
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离家近，能照顾阿梅，还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阿梅的身体在精心调养下慢慢好转，她也在单位表现出色，很快就升为科长。
我和阿梅用那套房子做担保，在社区开了个互助会，专门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单亲家庭和继子女家庭。
＂前几天来了个跟我当年一样的姑娘，也是嫁给了带孩子的男人。＂我对阿梅说，＂我把咱们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哭得稀里哗啦的。＂
阿梅笑了：＂妈，你现在可是我们社区的＇继母楷模＇呢。＂
每当看到互助会的牌匾，我就想起老王，想起那十万元遗言背后的深意。
他留给我的不仅是十万元钱，还有对阿梅的托付，对我的信任，以及他用生命诠释的父爱。
今年春节，阿梅带着她的男朋友回家吃饭。
那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在医院做护工，看阿梅的眼神满是温柔。
饭桌上，阿梅突然说：＂妈，我和小刘打算今年结婚，房子我想过户一半给你。＂
我连忙摆手：＂不用不用，那是你爸留给你的。＂
＂爸爸留给我的不只是房子，还有您这个比亲妈还亲的妈妈。＂她眼含热泪，＂这个家，一直都有您的一半。＂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老王，他站在阳光下冲我笑，就像我们刚认识时那样腼腆又温暖。
我想问他为什么留下那样的遗嘱，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
因为我终于明白，他用那十万元编织了一个谎言，却说出了最真实的爱。
生活就像老厂区的那条小路，看似坎坷不平，却也是回家的必经之路。
而真正的家人，不是靠一纸遗嘱来维系，而是那些风雨同舟的日子里，彼此心照不宣的坚守与付出。
十万元，是老王留给我的不是钱，而是一份责任，一份爱的传承。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财富从来都不是能用数字衡量的。
它是初春时节阿梅带我去公园赏花时的那一声＂妈＂，是她婚礼上坚持要我和她一起穿旗袍的执着，是她偷偷把我的照片放在父亲遗像旁边的孝心。
如今，我和阿梅的互助会已经帮助了十几个家庭走出困境。
每当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时，我总是笑着说：＂因为一个人给了我十万块钱，教会了我爱的真谛。＂
在东北的寒冬里，我们的互助会就像一团火，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而我，则像一个守护这团火的老人，静静地看着它照亮更多人的生活。
老王啊老王，你的十万元，值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