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赵恒惕凶横残暴，初次接触还是小学教员的毛主席，却感到头皮发麻》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22年的秋冬两季，湖南的煤矿工人、铁路工人、泥木工人、制笔工人、印刷工人，以及理发、缝纫、织造、人力车、鞋业、洗衣等工人，在毛主席的组织和带领下，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罢工运动，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毛主席甚至以赵恒惕的“省宪法”，反制了赵恒惕政府对工人罢工行为的干涉。

但是，相对而言，其他省份的工人运动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比如说，河南。

河南的郑州是全国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

早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便来到了郑州，担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宣传革命。

随后，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指导了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然而，由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却在1923年2月遭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罢工以失败告终。

全国工人运动也因之暂时转入了低潮。

赵恒惕的精神复振，气焰重嚣，在长沙城遍贴布告，悬赏缉拿毛主席，开出的赏格达到了1万大洋。

恰好，陈独秀发出调令，要求毛主席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局的工作。

毛主席于是乔装打扮，装扮成一个算命先生，秘密转移到了上海。

老覃在半个月前发布的《毛主席在建党之初大显身手，两员得力干将突然被害，一时悲愤莫名》一文中提到：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曾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从上海取道长沙，前往桂林会见孙中山。

马林经过和孙中山反复磋商，对党的发展有了新的方案。

他让陈独秀抓紧在广州召开“三大”，说是要报告国际形势，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于是，毛主席提前到达了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

6月12日，“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小楼里召开。

与会人员除了有毛主席和陈独秀、李大钊这两大党的创建人，还有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张太雷等一大批精英分子。

当然，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是会议主持者，他主要总结了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

会议的导向却被马林牢牢把控。

马林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太过弱小，不具备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必须和国民党合作。

这合作的尺度有多大呢？

马林说：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据此，他坚持全体共产党无一例外地都要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张太雷对马林的意见表示支持。

张国焘强烈反对，不断强调工人运动的独立性。

蔡和森、刘仁静等人也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而且力量巨大，万万不能加入到国民党内去。

马林不以为然地批评他们几个，说：

“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

张国焘和蔡和森、刘仁静面面相觑，一时不知从何反驳。

毛主席发言了，他依据自己领导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的体会，说：湖南工人的力量是不够强大，数量很少，但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实际上，中国现在最多的是农民，农民才是可以左右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我们不应该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毛主席的话，让所有与会人员的心头一震。

陈独秀在瞬间也有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张国焘则对毛主席刮目相看，自愧不如。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润之所提出的农民的问题，是“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