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不完的酒席
＂老赵，下周六小舅子升职，还得摆一桌，你得来啊！＂刘国强拍着我肩膀，那股理所当然的劲头让我胃里一阵翻腾。
我勉强挤出个笑容：＂行，到时候我准时到。＂
刘国强咧嘴一笑，掏出一盒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摆摆手：＂戒了。＂
＂哟，什么时候的事？＂刘国强挑了挑眉毛。
＂烟钱省着给儿子买参考书了。＂我叹了口气。
＂你这人，太死脑筋！＂刘国强点燃香烟，深吸一口，＂孩子嘛，学不学得好是他的事，咱当爹的该享受还得享受。＂
我没接话茬，心里却在嘀咕：三年请我七次酒，这日子过得也太奢侈了点。
我叫赵明华，今年四十有八，在东北这座工业城市里和刘国强是发小加同学，一起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
那时候刘国强家住在我家隔壁的筒子楼，两家穷得叮当响，他爹是钢铁厂的焊工，我爹是纺织厂的机修。
小时候，我们俩穿一条裤子长大，冬天一块儿在结冰的松花江上凿窟窿摸鱼，夏天一起去城外的荒地掏鸟蛋。
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文革末期，我们都没考上大学，一起进了国棉一厂。
那时候，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谁家添了个炒菜锅都要请邻居们喝杯散装啤酒，买了台十四寸黑白电视，全楼道的人都会挤到家里来看《霍元甲》。
结婚那阵，我俩还是对门邻居，常一块儿打牌解闷。刘国强爱吹牛，说自己早晚要当个厂长，我只是笑笑，那时候谁不是做着发财梦呢。
九十年代初，改革的浪潮卷过来，国棉一厂不堪重负，我们这些老职工被发了一纸下岗证明，几千人顿时成了＂社会闲散人员＂。
那段日子像是突然被抽掉了骨头，软塌塌地瘫在地上。
每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穿好工作服，拿好饭盒，走到门口才猛然想起：没地方可去了。
我靠修自行车勉强糊口，在小区门口摆了个简易摊位，风吹日晒的，一天到晚低着头修车，手上的老茧厚得能扎进去一根缝衣针。
每天回家看着老伴儿愁眉苦脸，有时连菜钱都拿不出来，就煮个白菜稀饭，夹点咸菜，凑合一顿。
儿子小赵在县重点高中读书，每月的学费像座大山压在我肩上，他还在为考大学的事发愁，我却担心连学费都交不起。
刘国强却不一样。
他早看准了形势，下岗前就开始琢磨出路。靠着姐夫在外贸公司的关系，承包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服装厂，专门做出口加工。
没两年就在城里站稳了脚跟，盖起了砖瓦房，买了辆二手夏利，成了当地有名的＂万元户＂。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频繁地＂摆桌子＂——儿子满月酒、乔迁新居酒、开分厂酒、甚至连买了辆桑塔纳都要请一大圈人吃饭。
每次酒席上，他总把我安排在上座，一杯接一杯地劝酒，嘴上说着：＂老哥们，咱俩谁跟谁啊！＂眼神里却透着居高临下的怜悯。
让我尴尬的是，每次参加他的酒席，我都得提前借钱准备随礼。按东北的规矩，同学兄弟至少得随二百，这可是我修车一周的收入啊。
＂这是第七次了。＂我老伴儿小声嘀咕，手里洗着我唯一一件像样的衬衫。
她个子不高，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被时光匆匆刻下的印记。
＂三年了，次次都得随礼，咱家哪有这闲钱啊。＂她拧干衬衫，叹了口气，＂上个月还从李大姐家借了五十块钱给小赵补课，到现在还没还上呢。＂
我坐在床沿上，点燃了一支＂大前门＂，这是我唯一的奢侈品，一天只准吸两根。
＂国强不容易，从小厂干到现在也是拼出来的。＂我吐出一口烟圈，＂咱们是老同学，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我知道，我知道。＂老伴儿叹了口气，＂可他也不想想，咱们的日子多难，老请你喝酒像什么话？当年你俩一块儿下岗，你就没那个运气。＂
我摇摇头：＂不是运气，是胆子。当年厂里放开承包，我不敢接，怕赔了老本，国强敢。人家有魄力，现在享福也是应该的。＂
老伴儿不说话了，只是用力搓着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衫。
我知道她心里不痛快，但这话又能对谁说呢？
随礼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每次坐在那里，听刘国强高谈阔论，看着他一桌子山珍海味，听他口若悬河地讲述如何拿下了一个大单子，如何把厂子扩大了三倍，我就像是被人剥了皮一样难受。
我们曾是一样的人啊，一起在车间干活，一起在厂区宿舍打牌，一起在食堂里抢荤菜，现在却有了云泥之别。
最让我难堪的是，酒过三巡，他总会拍着我的肩膀说：＂老赵啊，你要是有啥困难，尽管开口，哥们儿不会看你受罪的。＂
这话听着像关心，却让我如鲠在喉。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伸手向他借钱。那不是借，是施舍，是我这辈子的尊严。
＂爸！爸！＂儿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小赵推开门，满头大汗，手里攥着一张纸：＂我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
那一刻，我和老伴儿都愣住了。
＂真的？＂老伴儿声音都变了，一把夺过录取通知书。
那张泛黄的纸上，工整地印着＂北京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还有小赵的名字和录取专业。
＂真的！真的！＂老伴儿激动得眼泪直流，一把抱住儿子，＂我就知道我儿子能行！这么多年的苦没白吃！＂
我站在一旁，一时说不出话来。北师大啊，那可是全国重点大学，我这辈子连北京城都没去过呢。
我儿子，一个修车工的儿子，居然考上了这么好的学校。
心里的酸楚和骄傲一起涌上来，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想说点什么，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爸，这都是您的功劳。＂小赵握住我的手，＂要不是您这些年给我补课费，给我买那么多参考书，我哪能考上啊。＂
我摇摇头，眼角有点湿润：＂是你自己争气，爸爸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这事值得庆祝，摆桌子吧。＂老伴儿突然提议。
这话把我吓了一跳。我们家自打下岗后，连过生日都是在家里随便炒两个菜，哪有钱摆酒席啊？
但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光，我忽然明白了她的心思。这么些年，我们一直被刘国强的酒席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儿子考上名校，也该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刮目相看了。
＂行，就摆一桌！＂我一拍大腿，＂就请咱们厂里的老哥们，再把国强他们叫上，也让他们看看我儿子的本事！＂
老伴儿笑了，笑容里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意味。
翻开日历，我正准备选日子，老伴儿指着八月十八说：＂就这天吧，周六，大家都有空。＂
我一愣，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刘国强女儿的生日吗？
这些年，他每次提起女儿都是一脸傲气——省重点高中，年级第一，国外游学，钢琴十级。我这个老同学似乎成了他炫耀的背景板，每次都要把他女儿和我儿子比较一番。
老伴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我顿时明白了她的心思。
＂好，就这天。＂我点点头，心里有些忐忑，又有些隐秘的快意。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骑车去了刘国强的服装厂。厂房很气派，三层小楼，门口还立着＂振兴服装有限公司＂的牌子，几十个工人正在院子里卸布料。
刘国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话大声吆喝：＂什么？跳票？你们这是耍流氓！合同都签了，说变卦就变卦？行，你等着收律师函吧！＂
看到我进来，他摆摆手示意我坐，然后把电话往桌上一砸：＂都他娘的什么人啊，一点信用都没有！＂
我笑了笑：＂生意不好做啊。＂
＂哪能啊！＂刘国强马上换了副嘴脸，笑呵呵地说，＂小打小闹罢了。老赵，稀客啊，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儿子考上北师大了，中文系。＂
＂哎呀！＂刘国强猛地一拍桌子，＂好啊！真有你儿子的！考上这么好的学校！＂
他语气中带着惊讶，但我分明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
＂所以我打算摆个酒席，请你一定要来。＂我说。
＂什么时候？＂刘国强问。
＂八月十八，就下周六。＂我故意看着他的眼睛。
刘国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明显愣了一下：＂十八啊...那天...＂
＂怎么了？＂我明知故问。
＂那天...是巧巧生日...＂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哦，那你忙你的，没事。＂我故作大方，＂正好我打算请咱们厂里的老同事，你有事就别勉强了。＂
刘国强陷入了为难。按理说，老同学儿子考上名校是大喜事，不去显得太不给面子；可那天又是女儿生日，他肯定早就安排好了。
＂这样，＂他犹豫了一下，＂我争取两边都到场，先去你那儿敬杯酒，再赶回来给巧巧过生日，怎么样？＂
＂行啊，随你便。＂我点点头，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离开服装厂，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骑车沿着松花江边转了一圈。
初秋的风已经带着丝丝凉意，江水泛着粼粼波光。我想起小时候和刘国强在这条江边玩耍的日子，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不缺。
如今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更多的牵挂，却好像失去了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老伴儿忙着准备酒席。虽然手头拮据，但为了儿子的面子，我们还是决定在县城最好的饭店＂凤凰楼＂摆酒，请了二十来位亲朋好友。
我去了趟信用社，把积攒了好几年的五千块钱取了出来。这是我们给小赵准备的大学学费，现在先拿出一部分来办酒席。
老伴儿有些心疼：＂用得着去那么贵的地方吗？在家里摆几桌不也一样？＂
＂不一样。＂我摇摇头，＂咱儿子争气，咱们做父母的也得有面子。再说了，以后去北京上学，这些钱早晚都是要花的。＂
老伴儿不再说什么，默默地计算着酒席的开销。
八月十八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我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打了个不太熟练的领带，和老伴儿一起早早地到了饭店。
饭店经理听说是请儿子考上大学的酒，特意在墙上挂了条横幅：＂祝贺赵小军同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我心里暗暗得意，总算扬眉吐气一回。
中午十二点，客人陆续到齐。厂里的老工友们都来了，他们大多和我一样下岗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看到我儿子考上名校，都由衷地替我高兴。
＂老赵，你儿子真争气啊！＂我的老搭档李师傅拍着我的肩膀，＂以后咱们厂里就出了个大学生，还是北师大的高材生！＂
我笑得合不拢嘴，频频敬酒。
然而，直到酒过三巡，刘国强还没有出现。
＂刘厂长怎么还没来？＂有人问。
我故作轻松地说：＂他女儿今天过生日，可能忙着呢。＂
其实心里已经明白，他多半是不会来了。尽管嘴上说要两边都到，但显然女儿的生日对他更重要。
说实话，我并不意外，也许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通过这件事，让他知道我并不是那种随叫随到的陪衬，我和我的家人也有尊严。
酒席进行到一半，饭店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我转头一看，刘国强居然真的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还带着他女儿巧巧。
＂老赵！＂他大步走过来，脸上带着歉意，＂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路上堵车，耽误了点时间。＂
我愣住了，完全没想到他会带着女儿一起来。
巧巧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一头乌黑的长发，穿着一条粉色的连衣裙，怯生生地站在父亲身后。
＂这是我女儿巧巧，正好今天她生日，我就带她一起来了，也让她和小军哥哥认识认识，有个榜样。＂刘国强拉着女儿的手说。
我一时语塞，心里那点小算盘被打得七零八落。
＂巧巧，这是赵叔叔，你小时候见过的，还有赵阿姨。＂刘国强介绍道。
＂赵叔叔好，赵阿姨好。＂巧巧乖巧地叫人，声音软软的。
老伴儿连忙拉过巧巧的手：＂好孩子，今天生日啊？多大了？＂
＂十六岁。＂巧巧小声回答。
这时，小赵也过来打招呼：＂巧巧好，生日快乐。＂
两个孩子寒暄几句，气氛有些尴尬。
我看了看刘国强，他眼中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居高临下，反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
饭桌上，刘国强一改往日的高谈阔论，变得异常安静。他给我敬了三杯酒，每一杯都干到见底。
酒足饭饱，客人们陆续告辞。临走时，刘国强拉住我的手：＂老赵，你能不能跟我单独聊聊？＂
我点点头，和他一起走到饭店后面的小花园。
秋日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
刘国强掏出烟，递给我一根，这次我没有拒绝。
＂老赵，＂他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我知道这些年我有点过分了。＂
我没说话，静静地听着。
＂自从下岗后，我就特别怕，怕回到那种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日子。＂他的声音低沉，＂所以拼命干，拼命挣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没有失败。＂
风吹过，带来一阵落叶的沙沙声。
＂每次办酒席，其实不全是为了显摆，也是想告诉自己，我刘国强熬出头了。＂他苦笑一下，＂可越是这样，越是空虚，好像永远填不满心里的洞。＂
我默默抽着烟，看着烟雾袅袅上升又消散。
＂今天你选在巧巧生日这天办酒，我一开始以为你是故意的。＂刘国强转头看我，＂我还挺生气的，觉得你这个老同学太不够意思。＂
我心里一惊，没想到他看穿了我的心思。
＂后来我想了想，是我先不够意思的。＂他叹了口气，＂三年七次酒席，每次都非拉着你来，从没考虑过你的难处。＂
我的鼻子有些发酸，说不清是因为感动还是惭愧。
＂所以我决定带巧巧一起来，一是给你儿子道贺，二是让巧巧看看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庆祝的事。＂
他掐灭烟头，拍了拍我的肩膀：＂考上北师大，了不起！比我那些乔迁新居、买车的酒席有意义多了。＂
我望着这个老同学，忽然觉得他又变回了那个和我一起在江边摸鱼的刘国强。
＂国强，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坦诚道，＂我心里嫉妒你过得好，故意挑这天摆酒，就是想让你难堪。＂
刘国强哈哈大笑：＂咱俩谁跟谁啊！这点小心思我能不明白？不过你这招确实够狠，差点让我下不来台。＂
我们相视一笑，多年的隔阂在这一刻消融了。
＂以后别再请我吃酒了，＂我半开玩笑地说，＂咱们想聚就聚，别整那些虚的。＂
＂行，听你的。＂刘国强点点头，＂不过有个事我得说清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这是给小军的大学学费，你别推辞。＂
我皱起眉头：＂国强，这个我不能收。＂
＂你必须收。＂他语气坚决，＂当年咱们一起下岗，你顾家没敢闯，我敢拼才有今天。这钱不是施舍，是我还你的情，当年要不是你帮我顶班，我哪有时间去跑服装厂的事啊。＂
我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当年他刚开始接触服装生意，经常请假，都是我帮他顶班，后来他干脆辞职了，我还替他向厂里求情，让他保留了工龄。
＂再说了，＂刘国强语重心长地说，＂北京那地方消费高，小军以后肯定用得着。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这个老同学。＂
在他的坚持下，我最终收下了红包。
回家的路上，老伴儿挽着我的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我点点头，心里比她还高兴。不仅因为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更因为我找回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那天晚上，我和刘国强在院子里喝到很晚。
我们聊起了过去，聊起了现在，也聊起了未来。
他说要扩大厂子，做外贸订单；我说等儿子毕业后，想开个书店，卖点书，修修车，平平淡淡过日子。
月亮高高挂在夜空，洒下一片银辉。我突然明白，人生最珍贵的不是那些风光的酒席，而是能在艰难时期与你并肩同行的朋友。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了一下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把它挂在了衣柜最里面。
老伴儿奇怪地问：＂怎么不扔了？＂
我笑了笑：＂留着吧，提醒自己别忘了这段日子。＂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我们终于找回了最珍贵的东西——那份不需要酒席就能维系的友情。
以后的日子，我和刘国强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但再也没有那种攀比的心态了。
他依然会办酒席，但不再总是拉着我去捧场；我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在小区门口租了个小门面，除了修车，还卖些文具和小零食，收入比从前稳定多了。
儿子在北京的学习很顺利，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说在学校认真听课，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刘国强的女儿高考也没让人失望，考上了省重点大学的英语系。
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前行，不再被虚荣和攀比所累，而是真心为对方的成就感到高兴。
办不完的酒席终于有了尽头，而真挚的友情却绵延不绝，如同那条流淌了千年的松花江，穿过城市，穿过岁月，永不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