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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九斤活着，改名叫王尚荣，成了青海军区副司令。”老人拿着报纸，手在发抖，没人信，他自己也不敢信。
离家少年与化名革命
1931年，湖北石首，16岁的王尚寅卷起铺盖，走出家门。
他没留字条，没人送别，母亲悄悄把两块银元缝进他衣服内袋，只说一句：“护身。”
他去了常德、龙阳方向，一路打听红军部队，几天后在桑植，被编入贺龙的红二方面军。
入伍不久，他被要求改名，“部队要保密，怕家里受牵连。”他选了“尚荣”两个字，意思是“尚武之荣”。
没人知道，这一改名，就是二十年断联。
红军初期条件极差，王尚荣打枪不准，先被编入炊事班，每天背柴三十里，脚底血泡不破不算及格。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红二、红六军团也按命西进，他随红三军，任副连长，打通西路。
1935年初夏，贵州石阡瓦屋塘战役，敌军重火力压制，王尚荣率小队突围，被弹片击中右腿。
一颗子弹打在他胸口，却被衣服里的银元挡住，银元扁了，命保住。
当天夜里，他自己拔了弹片，用绷带缠住伤口，次日照常带队行军，这一年，他20岁。
长征后期，他升任红三军参谋长，“腿不利索就骑马，马不走就拄棍。”他自己说的。
抗战爆发后，王尚荣被调往八路军一二〇师，历任团、旅参谋长，在晋西北与日军多次交火，伤疤不断加深，腿伤也成了旧疾。
解放战争期间，他任西北野战军某纵队参谋长、旅长，1949年初，升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负责西宁一带剿匪任务。
而老家在干什么？
没有人知道王尚寅的下落，家人以为他战死，母亲每逢初一十五，烧香点纸，念叨“九斤保命”。
他没写过信，也没人敢写，那个年代，一封信就可能要命。
报纸惊雷与身份疑云
1949年10月，调关镇，李乔，乡里一名基层干部，在翻看《人民日报》，头版下侧，一条军政任命名单，引起他注意。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尚荣，湖北石首县人。”
他愣住，“石首？王光尧的儿子不就叫王尚寅？”
王尚寅，乳名“九斤”，1931年离家参军，从此音讯全无，李乔思前想后，拿着报纸走了三里路，找到王光尧。
王光尧种田为生，60多岁，耳背眼花，报纸拿在手上，不敢看太久，“这不是我儿子，”他说，“我儿子叫王尚寅，不是王尚荣。”
李乔劝：“名字可以改，石首人又不是多，能是巧合？”
王光尧摇头，他不懂什么是化名，他只记得出门那天，九斤背个布包，没回头。
他没读过书，不识多少字，但记得那两块银元，他说：“他娘缝的，两块，银的。”
过几天，李乔又来，这次带了笔和纸，让王光尧口述，由女婿代笔写信。
信很短：
“九斤：
家里还在，你走那年你娘缝的银元你记不记得？我还记得你小时候鼻涕擦衣袖，若是你，写封信来，你娘走的时候，念你三声。”
李乔托熟人，把信寄往青海西宁军区，他没有百分百把握，但他说，值得试一次。
一个月后，回信到了，军区封皮，钢笔手写。
“我是王尚寅，改名王尚荣，是部队安排，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信中提到银元，也提到乳名九斤，他写道：“多年不敢联系，不是不想，是不敢，部队纪律极严，来信可能惹麻烦。”
王光尧读完，没说话，手一直抓着裤腿，第二天一早，他收拾铺盖，要去青海。
跨越千里的父子重逢
1949年12月，王光尧从调关出发，去青海找儿子。
身上只带了干粮和一封信，他年纪大，不识路，女婿陪同，步行为主，中途换乘客车、渡船，一路拼车走了二十多天。
冷，风从祁连山口穿过，灌进棉衣，路上问路靠比划，住宿靠亲戚介绍，没身份证明，没人敢搭理。
到西宁时，王光尧穿着旧棉袄，鞋底磨穿，他在青海军区大门口报出名字。
岗哨拦下，他说：“我是九斤他爹。”
哨兵不信，登记本翻了一页又一页，没有“王尚寅”的名字，“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王光尧着急，翻出回信，手抖得厉害，那封军区信成了唯一证明。
几个小时后，一名军官来接他，看信、核名、确认籍贯，确认无误。
王尚荣亲自下楼迎接父亲，两人隔着营区台阶相望，谁都没出声。
“真是你啊。”父亲老了，瘦了，儿子脸黑、肩膀硬、走路一瘸一拐。
王光尧走近，伸手摸王尚荣右腿的疤，问一句：“当年是这条腿？”他点头。
“那两块银元呢？”王尚荣从内袋拿出压扁的银片，边角锈蚀，形状扭曲。
“在这。”声音不高，但硬。
那晚，父子在军区招待所住一夜，灯没关，谁也没睡。
王光尧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
“剿匪。”他回答。
“危险吗？”
“不危险。”顿了顿，“但要人死。”
他不愿多说，那年西北土匪势力猖獗，残部多盘踞在青海、甘肃交界山区，战斗激烈，部队吃紧。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王尚荣穿军装离开，他说：“你回去吧，家我以后再去。”
他没送父亲出门，父亲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他不在。
三个月后，剿匪作战结束，西宁进入清剿阶段，部队开始整编轮训。
归乡探亲与历史回响
1951年春，西北局召开军政干部会议，贺龙讲话，他注意到王尚荣，问了一句：“你几年没回家了？”
“20年。”他说。
贺龙点头：“部队整训前，你先回趟家。”
王尚荣递了申请，很快批准，他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从兰州转车回到石门，那是他离家20年后的第一次探亲。
乡亲早听说消息，村头摆桌，百姓自发设宴，门口挂红布。
他带回一件皮袄，送给父亲；还留下100元，交给母亲祭祖。
宴席没设太久，他只待了五天，每天上门拜访旧邻，坐在地头和老人聊天，听人讲乡里的变化。
母亲临终前未能见他一面，他在坟前长跪，连磕九个头，嘴里反复念：“不孝。”
邻里送别那天，他什么也没说，穿军装，走到村口，朝父亲鞠一躬。
“保重。”那年他三十六岁，女儿刚会说话。
后来他如期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调回西北军区，再没回过乡。
1988年，他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退休后长期住在兰州。
他每年春节会把那块压扁的银元从抽屉里拿出来，擦一擦，再放回原处。
2000年冬天，王尚荣去世，享年85岁，临终前，他把银元交给儿子，说：“留着，不忘本。”
王光尧去世得更早，晚年时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谁提起九斤，他只说一句：
“这孩子命硬，算没白来人间一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