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寻踪
＂周德贵，你说这老了，咱俩的报应来了吧？＂我把药片倒进手心，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
李桂英把凉水递给我，眼里噙着泪水。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事了，我叫周德贵，今年六十有八，妻子李桂英比我小两岁。
时间很快啊，恍惚间，三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记得那年桂英怀了双胞胎，我们两口子高兴坏了。
那时候农村里，女人怀双胞胎可是个新鲜事，村里人都来围观，说是祖上积德了。
可等接生婆从床边起身时，脸上的表情却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两个闺女。＂接生婆轻声说，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村支书三天两头上门宣传＂只生一个好＂，全村响应计划生育的标语刷得到处都是。
＂人人有责，计划生育＂＂少生、优生、幸福一生＂，这些红字标语在我们村的砖墙上格外醒目。
我家祖上三代单传，到我这辈怎么也得有个儿子才行，这是我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嘱咐的。
＂德贵啊，老周家不能绝后，你明白吗？＂
桂英坐月子那几天，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村里人背后嘀咕:＂周德贵要完啦，生了俩丫头片子，指定没法儿要户口。＂
我爹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的思想就是这样，男娃是传宗接代的香火，女娃是别人家的人。
乡下人都这么想，可真要狠下心来，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记得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带着两个小女婴去了县城，托了关系的同学帮忙送养。
两个小女婴裹在旧棉被里，小小的，才三天大，眼睛还没完全睁开。
＂德贵，这事干完，咱们就不认识了。＂县医院的同学刘建国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点点头，连孩子的脸都没多看一眼，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回家路上，雨下大了，我躲在路边的小卖部里买了两包大前门，一口气抽了三支烟。
我不敢回家面对桂英。
桂英哭了三天三夜，村里的婶子嫂子轮流来劝。
＂傻丫头，哭啥啊，又不是不能再生。＂
＂你们还年轻呢，下回争取生个小子，这日子就顺当了。＂
那一年我们到处借钱，代销了一车又一车的大白菜，砍段时心里想的全是儿子。
桂英每晚都在自己的被角里偷偷掉眼泪。
后来桂英真的生了个儿子，我高兴得像捡了个金元宝，请全村人喝了两天酒。
＂老周家总算有后了！＂村里人都替我高兴。
我爹的遗像前，我点了三炷香，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儿子周建军从小就是我们的心头肉，村里统一分发的确良布，我们攒给他做衣裳。
家里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也是给他听广播讲故事用的。
那会儿日子虽然紧巴，但我和桂英省吃俭用，供儿子念书。
记得有一年旱灾，全村人都吃返销粮，我偷偷把自己的定量粮票留着，换给儿子买《十万个为什么》。
可谁知小子二十出头就去了广东，后来娶了广东媳妇，十年才回来一次。
如今广州小子成了＂啃老族＂，三十多岁的人了，天天玩电脑游戏，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
我和桂英住在这空荡荡的老房子里，儿子电话也少了。
国营饭店里退休的李桂英总叨叨念叨着：＂养儿防老，养女防老，咱俩是白养了。＂
夜深人静时，桂英常做噩梦，醒来满头大汗。
＂我又梦见那俩闺女了，一个扎着小辫儿，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站在床边看我，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我心里也不好受，到了我们这把年纪，血脉牵挂越发强烈。
那年听村里老支书说，他堂妹的亲家送养的孩子，三十年后找上门来，一家人重逢，美得不得了。
这事儿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日日夜夜地生根发芽。
去年冬天，我瞒着桂英去了县志办。
老何是我的初中同学，现在县档案馆当副馆长，人到中年，发际线都快退到头顶中央了。
我支支吾吾说明来意时，他猛地一拍桌子：＂德贵，你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我红着脸，拿出准备好的两条中华烟和一瓶茅台，放在他桌子上，央求他帮忙查一查。
他叹了口气：＂都三十多年了，那会儿档案也不全，查起来难咧。＂
我不死心，又跑了几趟县城，甚至还去了省民政厅。
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得知那对双胞胎被送到了湘西一个叫张伟民的乡村教师家。
回家后，我鼓起勇气告诉了桂英。
她先是发怒，摔了家里的搪瓷碗，然后整夜整夜地哭。
＂老周，这些年我常去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那两个孩子平安长大。＂桂英抹着眼泪说。
今年清明，我和桂英坐了三个多小时大巴到湘西那个小镇。
一路上，我俩都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看着窗外的田野和山峦。
春雨后的湘西，满山遍野都是嫩绿色，像一幅水墨画。
我们找到了镇子上的那所小学，可张家早搬走了。
新住户是个卖豆腐的老太太，耳朵有些背，我们说话得扯着嗓子。
＂张老师？哦，那一家子早搬走喽，听说去长沙了。那对双胞胎闺女可争气，一个考上北京大学，一个考上上海交大呢！＂老太太笑眯眯地说。
我和桂英对视一眼，眼睛里都闪着泪光。
我们在镇上旅店住下，那是个八十年代风格的国营旅社，铁架子床，褪色的蓝格子被褥，墙上贴着发黄的毛主席画像。
桂英翻来覆去睡不着，轻声问我：＂你说，她们长得像谁啊？＂
＂不知道，可能像你吧，你年轻时候可标致了。＂我叹了口气说。
第二天，我们打听到张家在长沙的地址。
到了长沙，我们才知道张伟民已经去世多年，他老伴儿张阿姨瘦瘦小小的，一看就是个耿直人。
看着我们局促地站在门口，张阿姨先是一愣，然后把我们让进屋里。
她家是个老式的筒子楼单元房，家具不多，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里有张伟民夫妇和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笑得灿烂。
＂你们...是来找小梅和小兰的亲生父母吗？＂张阿姨犹豫了好久才开口。
桂英紧紧抓住我的手，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我们...我们就是...＂我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张阿姨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长叹一口气：＂你们来晚了，丫头们十年前就来找过亲生父母。＂
我心一沉：＂她们...找到了吗？＂
＂没有。＂张阿姨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发黄的日记本，＂这是大女儿小梅留下的，说若有人来寻，就给他们看。＂
那晚旅店里，我和桂英捧着日记，泪流满面。
小梅写道：＂我们知道亲生父母为何送走我们，也许他们别无选择，也许他们只是平凡人，在那个年代做了许多人都会做的选择。如今我们长大成人，有自己的生活，不想打扰他们。若有缘相见，我们只愿说一声：我们过得很好，你们不必愧疚。＂
日记后面还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两个小女孩穿着红色连衣裙，梳着一样的麻花辫，站在烈士纪念碑前；一张是她们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
桂英整夜抱着照片哭，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回家路上，桂英问我：＂还要继续找吗？＂
我摇摇头：＂不找了，她们不愿相认，是我们的报应。＂
回到村里，我突然觉得家里更空了。
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我和桂英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心思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村里人还是老样子，谁家结婚生子，谁家盖了新房，都要拿出来议论一番。
李桂莲是桂英的发小，知道我们这事后，常来家里坐坐，陪桂英说话。
＂桂英啊，你这心病得放下。＂李桂莲叹着气说，＂我大伯家也是这样，后来孩子找上门来，还不认他们呢，说是亲生父母没有抚养之恩。＂
桂英点点头，脸上却还是那副心事重重的表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消息，尤其是关于北京和上海的。
有一天，我在县图书馆翻阅一本文学杂志，无意中看到一篇署名＂梅子＂的文章，写的是湘西山村的回忆。
我心跳加速，连忙借了那本杂志回家。
桂英和我一起读了那篇文章，文章里描述的湘西小镇，分明就是我们去过的地方。
文章最后写道：＂每当清明时节，我都会想起那个雨后的湘西小镇，想起养父母的慈爱，想起那些未曾谋面却血脉相连的至亲。＂
我和桂英对视一眼，眼里都是泪光。
通过那本杂志，我们打听到＂梅子＂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编辑。
桂英鼓起勇气，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我们的愧疚与思念，但没有要求相认，只希望知道她们过得好不好。
信寄出后，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
两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
桂英每天守在邮箱旁，眼巴巴地等着。
终于在第三个月，我们收到了一封回信。
信很短，只有寥寥数语：＂谢谢你们的关心，我和妹妹都很好。请不要自责，那是特殊年代的选择。希望你们健康平安。＂
落款是＂小梅＂，没有更多的信息。
桂英捧着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们不恨我们，德贵，她们不恨我们！＂桂英哭着说。
从那以后，我们不再打扰她们的生活，只是默默地关注着。
我在县图书馆订阅了那本文学杂志，每期必看，寻找＂梅子＂的文章。
桂英则托县医院的老同事打听上海的医学界，看能否得到＂小兰＂的消息。
通过零星的信息，我们知道小梅在北京出版界小有名气，出过几本散文集；小兰则在上海成了妇产科医生，救助过很多新生儿。
如今我每天写日记，记录我们的悔恨与思念。
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她们的剪报都贴在一个本子上，像收集宝贝一样珍藏着。
桂英在小区里看到别人家带孙子孙女，总会多看两眼，然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抹眼泪。
去年冬天，我突发心脏病住院，桂英守在床前，絮絮叨叨地说着心里话。
＂德贵啊，你千万别有事，咱们还等着见孙子孙女呢。＂
＂哪来的孙子孙女啊？＂我虚弱地问。
＂建军的孩子啊，还有...说不定有一天，小梅小兰会带着她们的孩子来看我们呢。＂桂英擦着眼泪说。
我笑了笑，没有反驳她的幻想。
出院后，我和桂英商量着，把家里收拾一新。
老旧的家具换了新的，墙上贴了明亮的壁纸，阳台上种满了花草。
＂万一她们哪天想回来看看呢？＂桂英说。
我点点头，心里却明白，这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去年底，我在县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上海一位妇产科医生来我们县人民医院进行技术交流。
医生的名字是张兰，我心里一动，拉着桂英赶到医院。
在医院报告厅门口，我们远远地看到一个干练的中年女子，穿着白大褂，正在和县医院的领导交谈。
她侧脸的轮廓，和年轻时的桂英几乎一模一样。
桂英死死拽住我的衣角，浑身发抖：＂是不是...是不是她？＂
我们不敢上前，只是站在远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张兰讲座结束后，和县医院的同事一起离开了。
我们默默跟在后面，看着她上了返回上海的汽车。
回家后，桂英哭了一场，然后说：＂她过得很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我点点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骄傲和欣慰。
原来血脉相连，不及养育之恩。
我们的女儿，有了比我们更好的父母。
这样也好，这样也罢。
我们的愧疚与思念，就化作这山间的风，静静陪伴她们，直到生命尽头。
每天清晨，我和桂英都会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打太极拳，那是县老年活动中心教的。
锻炼完毕，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初升的太阳，桂英常会说：＂也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学太极拳，这养生啊，还是中国传统好。＂
我笑着说：＂人家在大城市，哪有时间打太极啊，估计忙得很。＂
＂那也得注意身体，回头我让县中医院的老王给开点养生茶，你托人捎给她们。＂桂英认真地说。
我没有反驳，只是点点头。
就这样，我们在想象中与女儿们相处，在幻想中弥补那些缺失的岁月。
有时候，桂英会给不存在的小孙子织毛衣，一织就是一冬天。
＂等见着了，好歹有件像样的东西送给孩子。＂桂英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明白，这些毛衣最终可能会捐给敬老院门口的公益箱。
去年建军回来一趟，看到我们这样，直摇头：＂爸，妈，你们这是何必呢？人家都不认你们了。＂
桂英瞪了儿子一眼：＂你懂什么？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建军撇撇嘴，不再说话，第二天就匆匆赶回广州了。
日子就这样过着，平淡而充满期待。
前不久，我在县医院复查时，听说北京来了个专家组，要在我们县办个文学讲座。
我一打听，专家组里有位姓周的女编辑，心里顿时一动。
讲座那天，我早早地去了县文化馆，坐在最后一排。
那位周编辑四十来岁，戴着一副细框眼镜，说话温柔有条理。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小梅，但还是听完了整场讲座。
讲座结束后，我鼓起勇气上前，递给她一封信。
＂这是...？＂她疑惑地看着我。
＂一个读者的来信，麻烦您带给梅子编辑。＂我声音颤抖地说。
她笑了笑，接过信封，放进包里。
我不知道那封信是否会传到小梅手中，也不知道她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
信中，我只写了简单的几句话：＂女儿，爸爸妈妈很好，不用挂念。见字如面，平安喜乐。＂
回到家，我没有告诉桂英这件事，怕她又徒增伤感。
如今我和桂英悄悄打听到女儿们的消息，小梅在北京做编辑，出版了几本颇有影响的书籍；小兰在上海当医生，专攻妇产科，救助了很多新生儿。
我们不打扰她们，只在每年她们的生日时，默默祝福。
这份愧疚与思念，将伴随我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许这就是命运给我们的报应和救赎。
在这个世上，总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总有一种思念，叫做不打扰。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和桂英苍老的脸上，我们相视一笑，眼里是岁月沉淀的平静与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