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路与开路

＂老陈头！我家办事，你偏要堵路，这是何苦来？＂我盯着眼前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气得浑身发抖。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冬天，北京城东老胡同里，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邻里恩怨就此埋下了种子。

我叫周长河，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在这条胡同里住了大半辈子。说起蔡德寿这个邻居，那真是一言难尽。

这些年来，我和他的关系如同墙角的两株苦菜，扎在一处却各自朝天生长，明明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

一九八三年的冬天，北京城下了场大雪，白茫茫一片，连屋檐都挂满了冰凌。那时候，我刚从北京第二机床厂下了夜班，推着自行车，手指冻得发麻。

刚到胡同口，就迎面碰上大姐哭着来通知：＂长河，快回家，爹不行了！＂我扔下自行车，跟着大姐跑回家，却只看到老爹安详地躺在床上，人已经走了。

他是半夜心脏病突发，没挺过去。

那年月，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宽裕。我们兄妹几个手忙脚乱地操办丧事，凑了些钱，定好了第三天出殡。

在那个年代，丧事是件大事，整条胡同的人都会来帮忙，递茶送水，帮忙张罗。可偏偏就是蔡德寿家冷眼旁观，连个脸都没露。

父亲生前待人和气，与邻居们相处得不错，就是和蔡德寿家因为一段墙基的事情闹过别扭。但那都是小事，谁家还没个磕磕绊绊的？

可谁知道，出殡那天一大早，胡同口却站着蔡德寿和几个邻居，拦住了灵车。蔡德寿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破棉袄，头上裹着一条灰毛巾，手里拿着竹竿，挡在胡同口。

＂不能从这过！＂他倔强地说，＂绕道去！＂

那会儿我气得眼睛发红，若不是大姐和几个亲戚拉着，我真要和他拼命。＂蔡德寿，你缺德啊！人死为大，我爹在世时待你不薄，如今走了，你却这样对他！＂

＂就是，蔡老头，这事办得不地道。＂周围的邻居也有人说。

可蔡德寿就是不让步，梗着脖子说：＂反正不能从这儿过，必须绕道！＂

父亲在世时最讲究和气，如今走了，却连最后一程都不得安宁。最后，灵车只得绕远路，多走了两里地，我们送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

那天回来，我站在胡同口，指着蔡德寿的鼻子发誓：＂从今往后，我周长河跟你蔡德寿断绝一切来往！＂

从那以后，我见了蔡德寿就绕道走。我们住的是北京老式四合院，蔡家就在我家对面，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硬是能做到眼不见为净。

就连过年发福饼，胡同里家家户户都有，唯独他家门前我踮着脚尖走过。两家成了胡同里公认的＂死对头＂。

那时候，人们常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可我倔脾气上来，偏要跟他杠到底。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一代人正值壮年，家家户户都在为生计奔波。我在机床厂当钳工，每天早出晚归，满手的老茧和机油味。

我媳妇儿张桂兰在纺织厂上班，两口子省吃俭用，终于在八四年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孩子降生的喜悦冲淡了与蔡德寿的矛盾，我心想着好日子就要来了。

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八五年闹粮荒那阵子，纺织厂效益不好，我媳妇被下岗回了家。紧接着机床厂也开始裁员，我因为技术还可以，勉强保住了工作，但工资降了一半。

家里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加上年迈的母亲，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段日子，我连买烟的钱都省下来，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孩子们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既欣慰又发愁。

记得最难熬的那阵子，我们家连白面都买不起了，只能买些玉米面、高粱面打糊糊。桂兰为了省钱，甚至把自己的口粮都省下来给孩子们和老母亲。

一天早上，我起床准备去上班，在门缝里莫名其妙发现了十张粮票。那时候粮票金贵啊，比钱还值钱。我拿着粮票左看右看，心里纳闷是谁塞的。

起初我以为是单位发的补助，可问了会计后才知道不是。几次蹲守后，终于在一个清晨，我看见蔡德寿鬼鬼祟祟地塞东西就跑。

＂原来是他！＂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拿着粮票，站在他家门口半天，手心都捏出了汗。最后我还是敲了门，当蔡德寿开门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

＂这是你塞的吧？＂我举着粮票问。

蔡德寿眼神闪烁，嘴硬道：＂什么粮票？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蔡德寿，你当年堵我爹的路，我认了。但你的好意，我周长河不稀罕！＂我把粮票扔在他脚下，转身就走。

＂诶，长河，你...＂蔡德寿在后面喊，我头也不回。

从那以后，蔡德寿更加避着我走了。有时在院子里碰见，他总是低着头快步走过。我也乐得清静，反正两家的梁子已经结下了，也没什么好说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双胞胎儿子渐渐长大，从牙牙学语到背着书包上学，从上小学到考入中学。我和桂兰虽然生活拮据，但也有了些小小的盼头。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许多工厂倒闭、转产，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我们机床厂也不例外，车间里的机器一台台停了下来，工友们陆续拿了遣散费离开。

我四十多岁的年纪，拿着一笔不多的遣散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该何去何从。那会儿，很多下岗工人开始摆小摊、做小生意，我也跟着潮流，在附近的市场租了个小摊位卖些日用品。

桂兰身体一直不太好，下岗后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母亲年纪大了，腿脚不便，需要人照顾。我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为的就是多挣点钱，让家里过得好一些。

那段日子，说实话挺难熬的。有时候下雨天，摊位上没客人，我就一个人坐着发呆，想着从前在厂里的日子。虽然累，但至少有个铁饭碗，不像现在，天天提心吊胆地算计着收入和支出。

有一次下大雨，我的摊位被淋得乱七八糟。正当我手忙脚乱地收拾时，一把黑伞从头顶撑开。抬头一看，竟是蔡德寿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收拾好了赶紧回去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他说完，把伞塞到我手里，自己冒着雨匆匆走了。

我拿着那把伞，站在原地发愣。这是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和蔡德寿说上话。

回到家，我把伞挂在院子里晾干，想着改天还给他。可第二天一早，那把伞就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蔡德寿趁天没亮，自己取走了。

这事过后，我和蔡德寿的关系似乎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虽然还是不说话，但在胡同里遇见时，他会微微点头，我也会回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

就这样，又过了十来年。我的双胞胎儿子考上了大学，一个学计算机，一个学医。虽然学费让我们捉襟见肘，但看着孩子有出息，我和桂兰心里的苦也变成了甜。

母亲一直硬朗，直到去年冬天，突然得了重病。那时候，我们的小日子已经好过多了，儿子们工作后每月都会寄钱回来。我早就不摆摊了，在社区找了份保安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定，离家也近。

母亲病重的那段日子，我和桂兰轮流在医院照顾。母亲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说：＂长河啊，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就是看不到你和蔡家和好，心里不安生。你爹在世时总说，远亲不如近邻，何况你们还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我沉默不语，只是握紧了母亲的手。

终究是人老了，架不住病魔的侵袭。一个月后，母亲还是走了。

操办丧事那天，我心事重重。虽然现在条件好了，但老人家走了，总是令人伤感。正当我在院子里发呆时，忽然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满头白发的蔡德寿，身后跟着几个邻居，手里提着工具箱。蔡德寿已经七十多岁了，背有些驼，但眼神还很有神。

＂长河啊，听说婶子走了，我们来帮忙。＂蔡德寿轻声说。

我愣在门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二十多年的隔阂，让我不知该用什么表情面对他。

＂当年......＂我欲言又止，想起了那次出殡的事。

蔡德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叹了口气：＂那年你爹走，我们堵路，不是存心刁难。那几天胡同刚修好路面，我怕灵车压坏了新路，对你爹的阴德不好。可话没说清楚，你就恼了。后来想解释，又怕你不信......＂

他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锈住的锁。二十多年的误会，原来只因一句未说出口的话。

＂蔡叔，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我哽咽着说不下去。

＂傻小子，我和你爹是一起长大的发小。那时候虽然因为那段墙基的事闹了别扭，但哪能真的记恨一辈子？＂蔡德寿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睛里闪着泪光。

他接着说：＂那年你们家困难，我想帮忙又怕你不领情，只好偷偷塞点粮票。后来看你摆摊辛苦，也想过去搭把手，但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咱们这代人啊，就是这么倔。＂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想起这么多年的冷战，突然觉得既可笑又可悲。

蔡德寿和邻居们忙前忙后，帮我料理一切。他们打扫院子，贴白幡，张罗饭菜，接待来吊唁的亲友。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比我自己操办还细致周到。

出殡那天，蔡德寿亲自开道，胡同里的人自发站在路两旁，送我娘最后一程。不像当年我爹走时那样冷清，这一次，整条胡同的人都来了。

＂好人家有好人缘啊。＂有人在人群中感叹。

我望着蔡德寿佝偻的背影，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人间＂。在这北京老胡同里，邻里之间的情分，有时候比血缘还深。那些堵的路，或许就是为了开出另一条更宽的路。

母亲下葬后，我请蔡德寿和帮忙的邻居们在家里吃了顿饭。酒过三巡，蔡德寿红着脸说：＂长河啊，这些年我看着你长大，看着你成家立业，又看着你的儿子们上学、工作。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把你当自家孩子看。＂

＂蔡叔，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给他倒满一杯酒。

＂别说了，咱们老北京人不兴说这些肉麻话。＂蔡德寿笑着摆摆手，＂只是想告诉你，当年那事，我一直放在心上，觉得对不住你爹。现在能帮你娘办好后事，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那天晚上，我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独自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繁星。思绪回到了童年，那时候蔡德寿还年轻，常常抱着我在胡同里遛弯，给我买冰棍吃。后来不知怎么的，两家就渐渐疏远了。

第二天一早，我敲开了蔡德寿家的门。他正在院子里浇花，看见我有些惊讶。

＂蔡叔，我来是想说，这么多年的误会，是我钻牛角尖了。＂我真诚地说。

蔡德寿放下水壶，笑了：＂傻小子，这叫不打不相识。咱们胡同里的人啊，就是这样，表面上吵吵闹闹，心里却都记挂着彼此。＂

从那以后，我常常去蔡德寿家串门，有时候带着点心，有时候带着茶叶。他也会来我家坐坐，跟我讲些老北京的故事，讲我父亲年轻时的事迹。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父亲和蔡德寿年轻时是一对难兄难弟，一起经历过困难的五十年代，一起在工厂里拼过命。后来因为一点小事闹了别扭，两个倔脾气的人谁都不肯先低头。

＂你爹是个好人，就是太死脑筋。＂蔡德寿常这么评价我父亲，＂其实那段墙基的事，我早就不在意了，只是他一直记在心上。＂

听着这些往事，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和蔡德寿之间的隔阂，某种程度上是承接了上一辈的恩怨。而这恩怨，说到底不过是两个脾气犟的老北京人之间的较劲。

去年冬天，蔡德寿得了一场重病。我和桂兰轮流去医院照顾他，就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他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一时半会赶不回来。

看着病床上的蔡德寿，我心疼极了。他曾经那么高大强壮的一个人，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长河啊，我这辈子没啥遗憾了。＂蔡德寿握着我的手说，＂就是对不住你爹，当年那事没处理好。现在想想，我们俩都是犟脾气，谁也不肯低头，结果害得你们两家生分了这么多年。＂

＂蔡叔，别这么说。＂我哽咽道，＂我爹在天上看着呢，他肯定也不会怪您的。＂

蔡德寿笑了笑，虚弱地说：＂等我好了，咱们一起去看看你爹，我亲自给他赔个不是。＂

可惜天不遂人愿，一个月后，蔡德寿还是走了。

办丧事那天，整条胡同的人都来了，就连远在外地的街坊邻居也赶了回来。我站在灵堂前，望着蔡德寿的遗像，泪水模糊了视线。

如今，每当我走过胡同口，总会想起那年蔡德寿拦路的情景。现在明白了，有些路，看似被堵住了，其实是在为另一条路铺垫。正如我和蔡德寿之间，二十多年的隔阂，最终化解成了一段深厚的情谊。

在这北京城东的老胡同里，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或许就是这样被时间打磨、被岁月淬炼，最终沉淀成一段不可替代的故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我能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或许我和蔡德寿之间的误会就不会持续这么久。但转念一想，正是因为这段曲折的经历，才让我更加珍视身边的人和事。

＂堵路的，或许是为了帮你开路啊。＂这是蔡德寿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现在想来，人生中的很多挫折和误会，不正是如此吗？

今年清明，我带着双胞胎儿子，一起去了我父亲和蔡德寿的墓前。看着两块墓碑并排而立，我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他们在天上已经言归于好，正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呢。

＂爸，这就是您常说的蔡爷爷吗？＂大儿子问道。

＂是啊，他是个好人，只是和你爷爷有些误会。＂我轻声回答。

＂那您和他之间的误会解开了吗？＂小儿子好奇地问。

我望着远处的胡同，微笑着点点头：＂解开了，而且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路，看似被堵住了，其实是在为你开出一条更好的路。＂

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了那段曾经有争议的墙基。如今，墙已经修葺一新，上面爬满了爬山虎，青翠欲滴。墙的两边，是两个家庭几十年的故事。

人间烟火，不过如此。在这条古老的胡同里，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理解，共同编织着一张温暖的网。即使有时会有误会和隔阂，但终究会在岁月的流转中化解，留下的，是那份真挚的情谊。

＂好人家有好人缘＂，这句老话，或许就是对我们这段故事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