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馈赠
＂你就是去给人家当倒插门的！＂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心疼和无奈。
那是1976年初冬，我站在北风中，二十出头的青年，却像一叶飘零的小舟，不知被命运摆布向何方。
我们家穷得叮当响，揭不开锅的日子数不胜数。
父亲早年留下一身病痛和四个孩子就走了，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记得他临走前握着我的手说：＂老三，以后家里就靠你了。＂
母亲把日子过得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她的手因常年浸泡在缝纫厂的染料水中，变得粗糙龟裂，每到冬天就会开裂出血。
我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下面还有个读初中的弟弟，那孩子从小脑瓜灵光，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
工厂招工名额紧，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只能在街道工厂做临时工，一个月二十八块钱，还不够添双新棉鞋。
每天清晨五点，我就骑着借来的旧凤凰牌自行车，穿过半个城市去上班，车铃＂叮铃铃＂地响，像是对生活的不甘心。
＂人家闺女长得实在，家里还是街道干部，看上你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母亲苦口婆心，一边说一边拿出她珍藏多年的一个小布包，从里面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元大团结，＂咱家实在供不起弟弟念书了。＂
我知道，这是母亲做零工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血汗钱。
带着忐忑和委屈，我拎着一个破旧的蓝布包袱，走进了陈家的大门。
那个蓝布包袱是我姐夫结婚时用过的，包袱皮上还绣着一朵已经有些褪色的牡丹花，那是我大姐亲手绣的。
＂就这点东西，人家不得笑话死啊。＂我心里嘀咕着，脸上火辣辣的烧。
在那个男人都不愿当上门女婿的年代，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像一把锋利的小刀，不断地刺痛我的自尊：＂瞧瞧，老刘家的儿子倒插门去了，真是没出息！＂
我心里酸涩如同咽下一个冬青果，又苦又涩，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下咽。
出乎意料的是，陈家人待我如亲生。
妻子秀芝性子温婉，长着一张鹅蛋脸，眼睛像两潭清水，从不在家人面前给我脸色看。
新婚之夜，她羞涩地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块上海产的金鹿牌手表：＂这是我攒了三年工资买的，给你戴。＂
那是我收到的第一份像样的礼物，我小心翼翼地戴在手腕上，感觉整个人都有了依靠。
岳父是街道文化站的干部，虽然官不大，但通情达理。
他个子不高，却总是挺直了腰板，走路带风，说话铿锵有力，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
＂老章（我姓章），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看过没？保尔·柯察金那股子硬骨头精神，咱们年轻人得学着点。＂他知道我有念书的心思，常把单位的书籍带回来给我看。
岳母更是把我当亲儿子疼，她是个地道的东北人，嗓门大，性子直，知道我喜欢吃红烧肉，每逢发工资都变着法儿做给我吃。
＂瞧你那瘦猴样，得多补补啊！＂她总是乐呵呵地给我碗里夹最大的一块肉。
有时候，我会偷偷把肉留给弟弟，自从我成了上门女婿，他就成了母亲身边唯一的男丁，担子不轻啊。
＂老三，人活一辈子，体面固然重要，但心里踏实最要紧。＂岳父常这样对我说，＂倒插门不倒插门的，都是舊社會那一套，咱们家没那些讲究。＂
我每次听到＂倒插门＂三个字，心里还是会不舒服，像是被人踩了一脚似的。
街坊四邻的闲言碎语总是不绝于耳：＂这小伙子，长得倒是周正，可惜命不好，当了上门女婿。＂
更有甚者，直接当着我的面指指点点：＂小章，你们家谁说了算啊？是不是丈母娘发话？＂
每当这时，秀芝就会紧紧握住我的手，用目光给我力量。
她从不在外人面前叫我＂老章＂，而是亲昵地唤我＂三哥＂，仿佛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而不是被家庭困境推到一起的两个陌生人。
记得有一次，隔壁李大爷当着邻居们的面调侃我：＂老章，听说你们家的户口本上，是不是写的＇章某某入赘＇啊？＂
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正不知如何应对，秀芝挽着我的胳膊，大大方方地说：＂李大爷，现在是新社会了，再说我们这叫＇两户人家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您说对不？＂
她这一番话，既不失礼节，又不卑不亢，让我对她更添几分敬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心里如同炸开了一朵烟花。
那天，我正在厂里修机器，师傅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兴冲冲地跑过来：＂老章，大好事啊！国家恢复高考了！你不是一直想上大学吗？这回机会来了！＂
我的手抖得差点把扳手掉到地上，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在煤油灯下翻看那些泛黄的教科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圆这个梦。
回到家，我犹豫着要不要提这件事，毕竟家里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
没想到岳父第一个鼓励我：＂去考！咱家供得起！＂
秀芝也支持我，她那时已经怀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她二话不说地承担起更多家务，每天晚上还要给我准备热水泡脚。
＂你好好念书，家里的事有我呢，＂她常说，＂咱们家有个大学生，多光彩！＂
那段日子，我废寝忘食地复习，常常到深夜才睡，天还没亮又起来背书。
一年后，我居然真的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学院，这在我们那个小区，那个年代，简直是个奇迹，我成了街坊邻里眼中的＂先进分子＂。
上学那天，全家人送我去车站，弟弟双眼放光地看着我：＂三哥，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考大学！＂
岳父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学，别辜负了国家的政策，回来为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
秀芝偷偷塞给我一个小包袱，里面是她亲手做的夹袄和棉裤，还有一个装着五十块钱的信封：＂这是我的工资，你拿着买点书和笔。＂
我知道，她一个月才挣四十多块钱，这是她攒了好久的。
在学校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的时光。
每当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那种被人指指点点的自卑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经常是教室的灯熄了，我还在路灯下背书。
宿舍的同学们知道我是上门女婿，一开始有些异样的眼光，但随着我成绩的提高，他们逐渐对我刮目相看。
＂章哥，真佩服你，家里有老婆孩子还能这么用功！＂他们常这样说。
每逢周末，我就背着大包小包回家，里面装满了从学校食堂省下来的窝头和咸菜，还有同学们送的一些小零食，全都留给秀芝和孩子。
家里的房子虽然小，但秀芝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我带回来的课程表和学校奖状，岳父特意腾出半间屋子当我的书房，这在当时是多么奢侈的事啊！
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区里的中学教书，那是1981年，我们的女儿已经三岁了，是个漂亮的小丫头，眼睛像极了秀芝，灵动又清澈。
教师这个职业在那时还算体面，每个月六十几块钱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比起从前已经好了太多。
岳父母对我的工作十分自豪，常常在邻居面前炫耀：＂我们家老三是大学生，现在在区重点中学教书呢！＂
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如今见了我都要客客气气地叫一声＂章老师＂，我心里那个滋味别提多美了。
弟弟也没辜负我们的期望，1982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当时最热门的机械制造专业。
我和秀芝咬紧牙关，每个月都要给他寄二十块钱的生活费。
日子正渐入佳境，我们一家有了自己的一室一厅，虽然是筒子楼，但比起从前已经是天壤之别。
秀芝也从纺织厂调到了离家更近的服装厂做裁剪工，我们的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可是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呢？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岳父所在的文化站因为＂效益不好＂被撤并，他人到五十多岁被迫内退，一下子从风光的街道干部变成了家中的＂闲人＂。
秀芝所在的纺织厂也濒临倒闭，工人们几个月领不到一次全额工资，有时候只能拿些厂里生产的布匹和衣服抵薪水。
全家顿时陷入困境，我的教师工资成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而这时女儿已经上小学，各种学习班和补习费用让我们捉襟见肘。
岳父因为单位变故，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每天只是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发呆。
那种落差感让他很难适应，原本红光满面的脸色变得灰暗，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老章，你说我这一辈子，图啥啊？＂他有时候会这样感叹，＂辛辛苦苦几十年，到头来落得个这样。＂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能每天买一瓶二两装的汾酒，陪他小酌一杯。
那段时间，岳父开始沉迷于下象棋，常常一整天坐在小区的棋牌室里，仿佛只有在那方寸之地，他才能找回一点往日的风采。
秀芝为了多挣些钱，晚上回家还要接些手工活，常常做到深夜，她的眼睛因此变得越来越近视，不得不戴上了厚厚的眼镜。
看着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缝缝补补，我的心像被人用针扎了一样疼。
＂要不你别干了，我的工资还能支撑，＂我心疼地说，＂再这样下去你的眼睛会坏掉的。＂
她只是笑笑：＂没事，咱们再熬几年，等娃考上大学就好了。＂
就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岳父突然中风住院。
那是个雨夜，秀芝因为在厂里加班，我刚送完晚自习回来，发现岳父歪在椅子上，口齿不清，右半边身体动弹不得。
我二话没说，背起岳父就往医院跑，雨水混着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可我顾不上那么多，只想着快点把他送到医院。
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我守在床边，给岳父喂水、翻身、按摩，累得腰酸背痛。
那几天，我请了病假，寸步不离地照顾他，白天帮他翻身擦洗，晚上打地铺睡在他床边，就怕他半夜有什么状况。
＂老章，让秀芝来吧，你还要上班。＂岳母心疼地说。
＂娘，您和秀芝都累着呢，我年轻力壮，没事。＂我坚持道。
有一天晚上，岳父突然醒来，虚弱地拉住我的手：＂老三，对不住，原本想给你条好出路，现在反倒拖累你了。＂
他的手瘦得只剩下骨头，握在我手里像是一把枯枝。
我眼眶一热：＂爸，您把我当亲儿子，我不是也把您当亲爹吗？＂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血缘之外，还有一种更深的情感在维系着这个家。
岳父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那是许久未见的神采。
他用尽力气拍了拍我的手：＂好小子，比亲儿子还亲啊。＂
住院的日子里，我从医生那里学会了各种护理技巧，每天按时给岳父翻身、擦身、按摩，生怕他落下褥疮。
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和家属都惊讶于我的耐心和细致：＂这是亲闺女的老公啊？比亲儿子还孝顺！＂
我并不在意这些夸奖，只是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
毕竟，这个家给了我尊严，给了我机会，如今他们遇到困难，我怎能不尽心尽力？
出院后，岳父需要长期康复治疗，医药费像无底洞一样让我们的家庭雪上加霜。
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改变现状，单靠教书的薪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那时，社会上刚刚兴起各种补习班和培训机构，我灵机一动：何不利用自己的教学特长开办补习班？
凭借在学校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口碑，我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办补习班。
起初只是在自家客厅里教几个邻居家的孩子，收费也不高，一个月每个学生二十元。
慢慢地，口碑传开，学生越来越多，客厅已经容纳不下了。
我鼓起勇气，租了一间小平房，简单布置了一下，正式开班授课。
秀芝从一开始的担忧到全力支持，她放弃了服装厂的工作，专门负责补习班的后勤工作，接送学生、收费、打扫卫生，样样都做得井井有条。
岳父的身体逐渐好转后，也加入进来，负责看门和整理资料，虽然动作慢，但他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老章，你这办得像模像样啊！＂他常常自豪地说，＂看来我当初没看错人！＂
我们的补习班从语文扩展到数学、英语，从小学扩展到初中、高中，每天放学后小平房前都排起长队。
从租一间小平房开始，到后来有了自己的教育培训中心，我们的日子逐渐好转起来。
1995年，我们搬进了商品房，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住房条件了。
秀芝买了新的家具和电器，特别是那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成了全家人的骄傲。
岳父的病也慢慢康复，虽然右手还有些不灵活，但已经可以独立生活，他最喜欢坐在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报纸，脸上重新有了笑容。
全家终于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的生活。
1996年，我们的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那天全家人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岳父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酒，倒了满满一杯给我：＂老章，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爸，哪里的话，这是咱们全家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不，＂他语气坚定，＂如果不是你，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
母亲在我结婚后搬去了弟弟家住，很少来我这边，大概是觉得愧对于我。
但女儿上高中那年，我特意邀请她来家里住了几天。
母亲来看我时，见我家里一应俱全，秀芝对我体贴入微，岳父母视我如己出，不禁老泪纵横：＂当初是娘对不住你啊！＂
她的眼角已经布满皱纹，头发也全白了，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我心中既心疼又感激。
＂娘，没有您的决定，我哪有今天？＂我真心实意地说，＂是您把我推向了幸福。＂
母亲擦了擦眼泪，从包里拿出一个已经泛黄的小布包，递给我：＂这是你爹留下的怀表，本想等你结婚时给你的，现在虽晚了些，但总归是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国产怀表，表盘有些模糊，但还能走动。
＂你爹生前最宝贝这块表了，说是要传给有出息的儿子，现在看来，非你莫属了。＂母亲的声音哽咽着。
那一刻，我感到心中某个角落被填满了，那是对父亲的思念，对过去的释怀。
1998年，岳父六十大寿那年，我买下了一套新房，三室两厅，明亮宽敞，全家终于告别了筒子楼的生活。
乔迁之日，亲朋好友齐聚一堂，我举杯敬岳父母：＂是您们教会我，家不在出处，而在彼此的尊重与扶持。＂
岳父红光满面，比年轻时还精神：＂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你这个女婿！＂
秀芝站在一旁，眼中含着幸福的泪光，轻轻挽住我的手臂。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我拎着那个破旧的蓝布包袱，忐忑不安地踏入陈家大门的情景。
谁能想到，命运的齿轮就是这样转动的呢？
人这一生，有时看似是命运的安排，实则是上天的馈赠。
我常想，若不是那年母亲的一番苦心，我的人生会不会像胡同口那棵老槐树，终年只能望着同一片天空？
而今，我已在这片天空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热土。
村口的老槐树依然在那里，只是它的枝丫比从前更加苍翠繁茂，就像我们这个家，经历风雨后更加牢固。
2000年，我们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成为全家第一个走出这座小城的人。
送她上火车的那天，我和秀芝站在站台上，看着列车缓缓驶离，那一刻，我们相视而笑，眼中满是骄傲和希望。
岳父靠在轮椅上，颤巍巍地举起手，向远去的列车挥了挥：＂好孩子，飞得高高的！＂
人世间，哪有十全十美的安排？
但只要心中有爱，脚下有路，再艰难的选择也能开出幸福的花朵。
二十四年的上门女婿生涯，我没有感到半点屈辱和委屈，反而收获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温暖和幸福。
是啊，命运给每个人发的牌都不一样，关键是你如何打这副牌。
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而是坚持走完了这段看似坎坷实则幸福的旅程。
如今回首往事，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目。
那个怀揣梦想的青年，如今已两鬓斑白，但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
人生路漫漫，我们都是行路人，不问来时路，只顾前方的灯火阑珊。
命运的馈赠，有时藏在看似不公的安排里，只要你勇敢面对，终将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