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约前240—约前170）　西汉初政论家。楚人。官至太中大夫。常向汉高祖说《诗》、《书》，并按刘邦要求，前后共写十二篇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某书曰《新语》”。提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总结秦亡教训，认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提倡“行仁义，法先圣”，要求统治者“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认为“夫谋事不并仁义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强调仁义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道基》）。又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统治方略。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术事》）的重古轻今思想。强调无为政治，“道莫大于无为”，视无为即有为。认为自然之“天”可以认识，“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道基》）。指出世道盛衰与天无关，“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故“天道不改，人道易也”（《明诫》）。还批判了邪变怪异之说和求神不死之道。但仍然存有天人感应思想，认为“上决是非于天文，其次定狐疑于世务”，“圣人因天变而正其失”（《思务》）。强调“慎微”的道德修养方法。有《新语》。近有王利器《新语校注》。

晁错（约前200—前154）　西汉政论家。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刑名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诏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后拜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汉景帝），号为“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提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主张重本抑末；纳粟受爵；募民徙塞，农兵合一。并主张削弱诸侯；更定法令以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后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武装叛乱时，为袁盎等所谮，被杀。有《募民徙塞下疏》、《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削藩策》等。《汉书·艺文志》有《晁错》三十一篇，今有清人马国翰等人的辑本。

左雄（？—138）　东汉政论家。字伯豪。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举孝廉。仕为冀州刺史，后至尚书令。曾屡次上疏，主张“考黜”、“用贤”，以“政平吏良”使封建王朝进入“中兴之轨”。借“灾异”劝告统治者要“乾乾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灾异”（《后汉书·左雄传》）。也指责了统治者“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一人犯法，举宗群亡”（同上）等虐政。

许慎（约58—约147）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师事贾逵。曾任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博通经籍，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评。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著《说文解字》十四卷并叙目为十五卷。其书内容广博，“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上〈说文〉表》）。认为文字是先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依类象形”（《说文解字·叙》）而创造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在对客观事物的描摹中体现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并与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相联系。认为“象”和“意”紧密联系。指出汉字形成的六条基本原理，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皆以象形为基础，这种形是抽象的指意文字符号。所提的汉字意象统一、具体和抽象统一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特征。还对“美”的字义作了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认为“美”同味觉的快感相连，既和功利有关，又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为后世美学范畴奠定了字源学的基础。所释字义中有反映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意识的内容：“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另有《五经异义》，郑玄曾撰《驳五经异义》给予驳难，两书均佚。清陈寿祺辑有《五经异义疏证》。

崔寔（？—约170）　东汉政论家、思想家。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官至尚书。曾著《政论》，抨击当时“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的局面（《后汉书·崔寔传》），主张将儒家的“德教”与“刑罚”并用，以挽救政治危机。另有《四民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