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德，字光甫，今江苏镇江人。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家、中国旅游业创始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2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36年3月，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主管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1950年，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任董事长。1976年卒于台北。

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早年学徒时，就深刻地体会到，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扼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外货之倾销使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因此有扶持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愿望。

上海银行创办，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各国互相残杀，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压榨，使我国民族工商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国民族资本银行业亦相应地有了较大的发展。陈光甫抓住这一有利机会，把他在邮局的结盟兄弟杨锐甫、杨介眉拉入银行，倚为左右手，依照美国办银行的办法，锐意经营。他以“服务社会”和“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为号召，以中小企业和广大群众为对象，以手续简捷、服务周到为手段，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为方针，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广大群众为对象，打破了当时中国银行许多传统陋习和官僚作风，博得了民族工商业者和社会人士的热情支持，因而使银行事业蒸蒸日上。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12年创办时，资本约10万元，至1937年6月底，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1/10。分支机构达100余处，遍及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商业储蓄已由初创时最小的一家一跃成为一个大型银行，在民族资本银行业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商业储蓄还经营外汇，在国外各主要城市均有代理银行，是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主要银行之一，在国外颇著信誉。

陈光甫所以创办上海商业储蓄，目的是想摆脱官府的束缚，使银行成为不受政府挟持的金融机构。他在创办上海银行时提出要“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路线。他对于官僚势力是反对的。他说过：中国内地对银行无认识，有不令银行出钱，将令何人出钱之想。法律与政治上皆不能保护。地方国政借款，多用威力强迫，本行甚至有被抢劫现款之事。蚌埠、徐州军队，每以无款发放伙食，召集商家开会，迫令银行承借。稍推诿，即以饥军行将哗变，无法制止相要挟。充满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陈光甫，对于官僚势力当然是不满意的，因为官僚主义限制了资本主义银行的自由发展，因此他是支持蒋介石，同情革命军北伐的。他全力支持依靠蒋介石的结果，是打碎北洋官僚枷锁的束缚，又给自己套上了新的枷锁，即南京国民政府的挟持。

宋子文

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银行并称为著名的“南三行”，陈光甫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成为江浙资本家头面人物。1927年初，宋子文曾约陈光甫去广东，并托贝淞荪向陈转告广东革命政府方面的情况；同时美国金属公司董事长向陈光甫透露，如果蒋介石建立政府，美国是会承认的。陈立即参与江浙资本家支持蒋介石的活动。3月下旬蒋介石到达上海，为准备发动政变和建立国民党政府筹集经费，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指定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陈光甫对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也抱有幻想，但他不愿被卷入政治漩涡而影响自己的经营活动，便寻找借口，延宕观望。“四一政变后，为建立南京政府，蒋委任陈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陈光甫见难以摆脱，仅接受了财会主任一职。在他任职期间，从上海银钱两业中为蒋筹措了数百万元的垫款，以及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建立起了经济上对蒋介石政权的的支持作用。

陈光甫虽然参与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活动，但他依旧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着想。同年5月，蒋强制中国银行继续借垫1000万元。该行未能按限期交付，蒋介石恼羞成怒，给该行横加“阻碍革命有急附逆”的罪名，陈光甫运用职务关系，多方为之延缓，竟受到蒋“万勿以私忘公”的警告，在他给蒋介石致函稿中指出“这等为军阀之行为，令人寒心”。他抱怨归抱怨，他就像下了重注押码的赌徒，只能继续跟随支持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