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的算盘
＂要不你就通融通融，亲戚间的事，不能一分一毫太算了。＂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带着不满，我握紧了听筒，望向厨房里忙碌的女儿，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那是1992年初春，东北的风还夹着刺骨的寒意。
我刚从市纺织厂下岗不久，那件发黄的蓝色工作服还挂在我卧室的衣柜里，摸上去有一种粗糙而熟悉的质感。
国企改革的风潮席卷全国，像我这样普通的女工，突然间就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四十出头的年纪，既不够老到可以内退，又不够年轻能轻易转行，只能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些手工编织的围巾和手套，贴补家用。
丈夫王树林在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包工头，穿着洗得泛白的工装裤，手上的茧子厚得能摩出火来。
他的收入不稳定，忙时能挣上千把块，闲下来的日子就靠着我的小摊维持生计。
女儿梅子（我们家乡习惯叫她小梅）大学毕业两年，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每天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
她刚刚攒够了首付，贷款买了一套五十平米的小房子，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个新开发小区里。
那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改革开放十几年，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小梅常说：＂妈，这房子是我将来结婚用的，您和爸别为我的婚事操心了。＂
这话我和丈夫听着特别欣慰。
九十年代初，城里人大多还住着单位分的老房子，甚至是筒子楼里的一间小屋，而我们家小梅竟然靠自己的努力拥有了一套商品房，虽说只有五十平，可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已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家客厅的地板上，映出一道金黄的光带。
我倚在沙发角落，那是一套七八年前从家具店买来的棕色布艺沙发，坐垫早已被压得凹陷，却因为保养得当，看不出什么陈旧。
我回想着昨天弟弟突然的来访。
他西装革履，手提漆皮公文包，一身浓郁的古龙水味道，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记得他下海经商后，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都是匆匆而过，连口热茶都喝不上一杯。
＂姐，我侄子马上大学毕业了，准备在城里安家。＂
弟弟坐在我家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说话的语气稀松平常，好像只是来拿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听说小梅买了新房，我想问问，能不能按原价转给侄子？＂
我听了这话，手里削苹果的刀停在半空。
我愣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小梅买房时贷了七年的款，每月还贷几乎占了她工资的一半。
为了省钱，她中午常常只啃几个馒头就着咸菜，不舍得去食堂吃一碗三块钱的炸酱面。
这两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房价已经悄然上涨了两成多。
如今弟弟竟提出要按原价买我女儿辛辛苦苦攒下的婚房，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
＂这...不合适吧。＂
我试探着回应，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茶几上一只陶瓷茶杯的把手，那是前年单位发的福利，＂小梅这房子是她自己攒钱买的婚房，再说现在房价已经涨了不少...＂
弟弟脸色一沉，眉头皱得像个疙瘩，眼神也冷了下来。
＂姐，咱们是亲兄妹，我侄子和小梅是亲表兄妹。＂
他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整个人向前倾着身子，＂这点亲情都不讲了？不就是涨了两万块钱吗，至于这么斤斤计较？＂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很陌生。
曾几何时，那个跟在我身后喊＂姐姐＂的瘦弱男孩，变得如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种要求？
＂这事我得跟小梅商量，毕竟是她的房子。＂
我没有直接拒绝，只是拿过茶壶给他倒了杯茶，但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茶香在空气中飘散，窗外传来大喇叭广播《今日招工信息》的声音，那是九十年代初期小城特有的背景音。
晚上，小梅下班回来，我把弟弟的事情告诉了她。
女儿听后，放下筷子，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妈，这是我好不容易买的婚房，每个月省吃俩用还贷款，凭什么要原价转给表弟？＂
小梅的声音有些发抖，眼眶也微微泛红，＂您忘了去年我生病住院那次，舅舅家连个电话都没有吗？＂
我看着女儿，一时语塞。
我知道她说的没错。
去年夏天，小梅因为急性阑尾炎住了院，当时单位的医保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医药费全部要自己垫付。
我和丈夫轮流在医院照顾，弟弟家却连个电话问候都没有。
弟弟这些年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开了一家建材批发店，在县里算是小有名气的商人。
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带的礼物却总比别人家少，借口永远是：＂妈，钱不在多，心意到了就行。＂
而平时母亲感冒发烧，照顾的总是我和丈夫，要不就是左邻右舍的老姐妹们。
就在我犹豫该如何回复弟弟时，母亲的电话打来了。
我家刚装的那种老式转盘电话，黑色的，拨号时＂咔哒咔哒＂响，听筒又大又沉，声音倒是挺清晰。
电话里，母亲的语气明显带着埋怨：＂闺女啊，你弟弟难得开口求你一次，你就不能帮帮忙？亲兄妹间还分得这么清楚，传出去多让人笑话！＂
我握紧了电话，喉咙发紧：＂妈，这是小梅的房子，是她将来的婚房啊。＂
＂啥婚房不婚房的，＂母亲的声音拔高了，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现在年轻人结婚，男方不都得准备房子吗？小梅嫁人时肯定是去男方家住。＂
＂这房子卖了也是卖，给自家侄子不更好？你这样寒了你弟弟的心，我这个当妈的脸往哪搁？＂
母亲的逻辑让我无言以对。
在她那个年代，女儿出嫁就是泼出去的水，婚后的生活完全以男方家庭为中心。
那时候，女孩子连自己的嫁妆都未必能带进婆家，何况是一套房子？
放下电话，我望向窗外的梧桐树。
春风吹过，枝头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微微颤动，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我不由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还在世时，我和弟弟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玩耍的情景。
那时候，我总是将最好的东西让给弟弟——最甜的那块糖，最鲜艳的那只纸风车，甚至是过年才有的一个橘子。
因为父母常说＂女孩子要懂事＂、＂将来是要嫁人的＂。
后来我早早辍学进了纺织厂，把工资大部分上交给家里，供弟弟读完高中，考上了中专。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都会从花布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钱，交到母亲手上，只留下几块钱买必需品。
母亲会笑着说：＂还是闺女贴心，比那些不知道心疼娘的小子强多了。＂
可现在，这个＂贴心的闺女＂似乎不再＂贴心＂了，因为我没有按照预期去说服女儿放弃她的财产权益。
丈夫下班回来，看我坐在桌前发呆，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在想弟弟家的事？＂
我点点头，把母亲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他。
丈夫叹了口气，摇摇头：＂亲情不是只能一方付出的。＂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小梅的房子是她自己的血汗钱，咱不能替她做主。＂
丈夫的话让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日子一天天过去，树上的花开了又谢，街上的行人穿起了短袖。
弟弟又来我家两次，每次都是旁敲侧击地问房子的事。
最后一次，他直接拿出了一沓现金，整整齐齐摞在我家的茶几上：＂姐，原价八万八，我全给你带来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看着那摞红彤彤的百元大钞，我忽然觉得刺眼。
它们像一堵墙，横亘在亲情之间。
我想起了女儿每天早出晚归，节衣缩食攒首付的日子；想起了她生病还坚持上班，就怕耽误还贷款的样子；想起了她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攒起来给我和丈夫买了一台14寸的彩电，那是我们家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对不起，弟弟，这房子是小梅的，我做不了主。＂
我深吸一口气，直视着他的眼睛，＂而且她也明确表示不想卖。＂
我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弟弟猛地站起身，把茶几上的茶杯碰得差点翻倒，脸涨得通红：＂好，好得很！＂
他愤怒地将钱塞回公文包，＂这么多年我对你和妈多孝顺，现在我开口求你一次，你就这么不近人情！＂
他的声音在狭小的客厅里回荡，＂咱们的亲情就值这么点钱？＂
我沉默着，看着弟弟气冲冲地离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晚上，我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相册。
泛黄的相片记录着我们姐弟的成长——弟弟五岁时坐在我膝盖上的照片，我十六岁生日时他送我的一朵纸花，我们在县城照相馆拍的合影...
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记忆，但如今，这些美好的记忆似乎正在被现实中的裂痕所模糊。
第二天一早，母亲又打来了电话，言辞比昨天更加严厉：＂你这是拿钱当亲情！＂
她的声音颤抖着，透着一股怒气，＂你弟弟媳妇在邻居面前说，是我没教好女儿，太势利眼了。＂
＂我这个当妈的脸往哪放？你们姐弟俩要是因为钱闹翻了，我这把老骨头也不想活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在某些人眼里，亲情似乎总是单向的。
我作为姐姐，就应该无条件付出、退让，而弟弟却可以理直气壮地索取。
这个现实让我心寒，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定。
五月的一个周末，阳光格外明媚。
我和丈夫戴着草帽，带着从集市上买的新鲜蔬菜和水果，骑着自行车去看望母亲。
母亲住在县城的老房子里，那是一栋建于七十年代的砖瓦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和一畦蔬菜。
刚到院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弟弟的声音：＂妈，那房子最少涨了两万多，现在买得花十一万呢！姐姐太不懂事了，这么点小事都帮不上忙。＂
母亲叹气道：＂你姐这人就是太死心眼，跟她爸一个样，认死理。＂
我在门外站住了，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丈夫轻轻握住我的手，低声说：＂别难过，咱们只管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他的手粗糙而温暖，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妈，我来看您了。＂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弟弟看见我，冷哼一声，拿起茶几上的烟走出了屋子，留下一阵烟雾在空气中飘散。
母亲也撇过脸去，不愿看我，只是继续摆弄着手里的线团和毛衣针。
我默默地将带来的水果放在桌上，开始收拾屋子。
母亲的房间里堆满了灰尘，衣柜上、电视机后面都是厚厚的一层，看得出很久没有好好打扫了。
我一边扫地一边想，弟弟家就在县城，离母亲家不过十分钟路程，却连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都懒得做。
窗台上放着一个缺了口的花盆，里面种着一盆长势喜人的吊兰，那是我去年从自家阳台上分出来的，如今竟然长得比原株还要茂盛。
我看着那盆吊兰，忽然觉得它像极了那种不求回报的感情——默默生长，从不张扬，却在不经意间给人带来舒心的绿意。
晚饭时，丈夫执意要下厨。
他是建筑工人出身，做饭手艺不精，但今天却特意做了母亲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鲫鱼。
炒菜的香气弥漫在小小的厨房里，连邻居家的老太太都探头过来问：＂老王家今天做啥好吃的？香得很哪！＂
弟弟勉强坐下来，全程没说一句话，目光始终盯着碗里的饭菜，好像那里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似的。
母亲也是吃几口就放下筷子，显得心不在焉。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却不知该如何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
饭后，我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母亲面前：＂妈，这是小梅托我给您的。＂
我的声音轻柔而温和，＂她工作忙，这个月没法亲自来看您。＂
母亲疑惑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五百元钱和一封信。
那个年代，五百元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
她慢慢戴上那副老花镜，镜框上还有一道用胶带粘合的痕迹，那是去年不小心掉在地上摔裂的。
她念起信来，声音渐渐变得哽咽：
＂亲爱的奶奶：
最近工作很忙，没能常回来看您，请您原谅。＂
＂我知道您和妈妈为了我的房子的事情有些不快。＂
＂奶奶，我想告诉您，那套房子对我真的很重要。＂
＂它不仅仅是四面墙和一个屋顶，它承载着我对未来的希望和安全感。＂
＂每一块砖，每一寸地，都是我咬牙攒下来的，就像您年轻时编织的那些毛衣，一针一线都是心血。＂
＂我知道在您那个年代，女孩子嫁人后住在男方家是常态。＂
＂但现在不同了，奶奶。＂
＂我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和尊严，哪怕将来结婚，那也是我和丈夫共同的家，而不只是＇男方的家＇。＂
＂我理解您希望家人和睦，但亲情不应该是以牺牲一方为代价的。＂
＂我不能接受表弟的提议，不是因为我不讲亲情，而是因为这对我不公平。＂
＂无论如何，您永远是我敬爱的奶奶。＂
＂我的工资涨了，这点小心意请您收下。＂
＂等忙过这阵子，我一定亲自回来看您。＂
爱您的小梅＂
念完信，屋子里一片寂静。
我看见母亲的眼角有泪光闪动，像晨露一样晶莹。
弟弟坐在一旁，表情复杂，手指不安地敲打着大腿。
过了许久，母亲才轻声说：＂小梅这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
她摘下老花镜，用袖口擦了擦眼角，＂她说得对，时代变了，我们老人家的想法也该跟上时代了。＂
我没有接话，只是默默收拾碗筷。
擦洗碗碟时，我隔着窗户看到母亲和弟弟在院子里低声交谈，母亲的表情严肃，不时摇头，弟弟则低着头，像个挨训的孩子。
晚上临走时，母亲突然拉住我的手：＂闺女，妈想明白了。＂
她的手粗糙干瘪，上面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不能一味要求别人付出。＂
她看着我的眼睛，眼神里有一丝歉意，＂你回去告诉小梅，奶奶尊重她的决定。＂
听到这话，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回家路上，夕阳将我和丈夫的影子拉得老长。
车窗外的景色在暮色中变得模糊，街边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照亮了回家的路。
丈夫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
＂你还好吗？＂丈夫转过头，关切地问。
＂嗯，挺好的。＂
我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说，＂其实那封信是我写的，不是小梅。＂
丈夫的车把手晃了一下，差点骑偏，然后笑了：＂我猜到了。＂
他的声音夹杂在风声中，带着一丝宠溺，＂你啊，就是太心软。＂
＂我只是想让妈妈理解小梅的处境，又不想伤害她的自尊。＂
我叹了口气，看着路边迎风摇曳的杨柳，＂弟弟这些年把妈妈的思想都带偏了。＂
丈夫握了握我的手：＂你做得对。＂
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有些事情，需要讲道理，而不是一味退让。＂
＂人活一辈子，争的就是一个明白。＂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落在我心里，溅起阵阵涟漪。
一个星期后的工作日下午，弟弟突然来到我摆摊的地方。
那是市场附近的一条小街，我和几个下岗工人一起，各自摆着小摊位卖些手工艺品。
我正在向一位顾客介绍一条手织的围巾，突然看见弟弟西装革履地站在我的小摊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神情局促，手里提着一个纸袋，眼神不停地游移。
＂姐，我...我来道歉。＂
等顾客走后，弟弟低着头，难得地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前两天陪妈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有轻微的高血压。＂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我才知道这些年都是你在照顾她。＂
我默默地整理着摊位上的小饰品，没有说话。
围巾、手套、小挂件，这些都是我在夜深人静时，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承载着一个中年妇女对生活的执着。
＂我...我做得不对。＂
弟弟继续说道，语气中带着少有的歉意，＂小梅的房子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不该强人所难。＂
他将手中的纸袋放在我的小摊前，＂这是我给你和小梅买的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我打开纸袋，里面是两条真丝围巾，做工精细，一看就知道不便宜。
＂我昨天跟侄子说了这事，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他可以自己攒钱买房，不用麻烦表姐。＂
弟弟的话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你知道吗，姐，＂弟弟坐在我摊位旁的小板凳上，脸上的线条似乎变得柔和了许多，＂我这些年忙着挣钱，总觉得钱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他的目光投向远处，声音变得感慨，＂但看到妈生病，看到你还在为生计奔波，我才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是钱能换来的。＂
我看着弟弟，恍惚间又看到了那个跟在我身后喊＂姐姐＂的小男孩。
＂没事，我们是亲兄妹，不说两家话。＂
我递给他一杯刚泡的茶，那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保温杯里倒出来的，＂只要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弟弟接过茶，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眼圈微微发红：＂姐，谢谢你。＂
这三个字来之不易，却胜过千言万语。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小梅的房子装修好了。
虽然简单，但温馨舒适，窗明几净。
卧室里新铺的木地板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厨房里的瓷砖也被擦得锃亮。
我们全家人加上母亲一起去看新房。
五十平米的小屋虽然简单，却被收拾得井井有条。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全家福，那是我们全家去年春节时照的，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笑得灿烂。
母亲坐在新买的沙发上，那是小梅用自己的积蓄买的一套米色布艺沙发，虽然不贵，但很舒适。
她看着忙碌的外孙女，眼里满是慈爱：＂小梅，奶奶现在明白了，女孩子也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她拉着小梅的手，语气中带着歉意，＂你的房子，你自己做主。＂
母亲的转变让我和小梅都感到意外而欣慰。
＂谢谢奶奶理解我。＂小梅笑着抱了抱奶奶。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小梅去开门，竟是弟弟一家三口，手里还提着礼物。
＂来给小梅乔迁新居。＂弟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比起前段时间的咄咄逼人，现在的他多了几分谦和。
他的儿子，我那大学刚毕业的侄子，手里捧着一盆绿色的发财树，腼腆地对表姐说：＂表姐，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祝你新家充满生机。＂
小梅有些惊讶，但还是接过花，笑着说了声谢谢。
弟媳则拿出一套精致的茶具：＂小梅，这是你舅妈特意给你挑的，希望你喜欢。＂
茶具是上好的紫砂，做工精细，一看就不便宜。
＂太客气了，舅妈。＂小梅接过茶具，眼里闪烁着欣喜。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亲情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而是在于彼此的尊重与理解。
当我们学会尊重彼此的选择和边界，亲情反而能更加牢固。
那天，我们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桌上摆着小梅特意为这次聚会准备的点心和水果。
夏日的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来，在地板上留下斑驳的光影。
室内的交谈不再有隔阂，笑声不时从各个角落传来。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就连一向严肃的母亲，也时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
她看着我们姐弟俩重归于好，欣慰地笑了：＂好啊，好啊，这才像个家的样子。＂
临近傍晚，天空染上了一层橘红色的晚霞。
我和丈夫送母亲回家，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银发上，为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她拉着我的手说：＂闺女，这些年苦了你了。＂
她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妈一直偏心你弟弟，是妈不对。＂
我摇摇头：＂妈，您疼爱儿子是天经地义的。＂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我不怪您，也不怪弟弟。＂
母亲眼含泪水：＂你跟你爸一样，心眼实在。＂
她的眼神中带着追忆，＂你爸生前常说，做人要有原则，但也要有情义。＂
她叹了口气，＂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站在晚霞中向我微笑。
回家路上，夜色温柔。
路灯下，梧桐树的影子婆娑摇曳，像是在讲述岁月的故事。
我看着这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忽然觉得一切都那么亲切。
城市的角落里，弥漫着生活的气息——小吃摊上升起的炊烟，公园里跳着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路边小店播放的流行歌曲...
这些熟悉的声音和画面，构成了我生活的底色。
＂在想什么呢？＂丈夫问道，伸手拉住我的手。
＂我在想，人这一辈子啊，都在不断成长。＂
我轻声回答，眼睛望着远处的灯火，＂不只是孩子在成长，我们大人，甚至是老人，也在不断学习、改变。＂
丈夫点点头：＂这就是生活的魅力所在。＂
他的笑容在夜色中格外温暖，＂永远有新的体会，新的感悟。＂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但有些东西始终不变：公平与尊重是维系亲情的基础，而不是一味地牺牲与退让。
女儿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我有责任支持她的决定。
这不是不讲亲情，而是让亲情建立在更加健康、平等的基础上。
窗外，星光点点，如同生活中那些微小而珍贵的温暖瞬间，虽然不起眼，却照亮了前行的路。
后来，小梅在公司得到了提升，工资涨了不少。
她经常接母亲来城里住几天，带她去公园散步，去商场购物，享受天伦之乐。
弟弟也变得更加懂事，每周都会抽时间去看望母亲，帮她打扫房间，修理家具。
有一次，我去母亲家，看见弟弟正蹲在地上修理漏水的水龙头，满头大汗，却干得认真。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或许这就是生活的真谛——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寻找到彼此理解与尊重的平衡点。
如今，每逢节假日，我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或在母亲家，或在我家，或在小梅的新房子里。
餐桌上的笑声、争论声、碗筷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温馨的家庭画卷。
亲情，就像是那盆在母亲窗台上生长的吊兰，需要阳光、需要雨露，更需要彼此的尊重与珍惜。
只有这样，它才能枝繁叶茂，永葆生机。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母亲，我终于明白，真正的亲情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在尊重彼此选择的前提下，给予真诚的关爱与支持。
这或许就是我在这平凡生活中领悟到的最宝贵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