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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吕后死后，朝堂风向瞬间变了。
曾被压了一头的刘姓宗室马上联手旧臣，把吕氏一锅端了。
可新皇帝刘恒还在几千里外的代国，接到消息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怀疑这是圈套。
他先让舅舅薄昭去打探情况，等确认吕氏是真的完了，刘恒才慢悠悠进长安，登上皇位。
打稳江山靠什么？
宫里刚坐稳，外面就出事了。济北王刘兴居带头造反，想在齐地搞分裂，周勃带兵过去还没开打，对方军心就散了，兵不血刃搞定。
没过几年，淮南王刘长也闹情绪。他觉得自己待遇低，地盘缩水，憋着火要逃到蜀地。结果被逮住后饿死，朝廷连带整顿他身边人马。
刘恒对这些宗亲动手毫不心软，只认利不认亲。
他采纳贾谊的建议，把原本一家独大的齐国拆成六块，分别封给几个儿子。这些“王”只是挂名，没兵没权，就是个好听的称号。
对当初帮他上位的大功臣，他也不是特别客气。
周勃曾经权力大得吓人，后来因为私铸铜器被查，掉了乌纱帽。刘恒没有直接整他，但暗示他差不多该退了。周勃识趣，请辞回乡。
陈平聪明些，从来不插手军务，只管文职。刘恒赏他，但不给实权，让他老老实实当个“老丞相”。
表面上一团和气，实则每一个安排都精打细算。刘恒把能威胁他的人，全都架空或者分散，自己掌控住了中枢。
老百姓的日子真变轻了？
文帝刚上台就动手减税。原本农民一亩地要交二十分之一的粮，他直接砍成三十分之一，后来干脆连续11年免田税。
只保留人头税，每人每年交40钱。
服兵役也宽了，以前年年抽人干活，现在改成三年一次，不想干还可以花钱请别人替你顶。不少富人干脆出钱雇人服役，农民也不用耽误种地了。
以前盐、铁、山林这些资源都归官府，现在放开了，老百姓可以自己挖、自己卖。朝廷不再派人看守山林，但约定不准越界。
尤其是南方和西北，不少民间矿场重新开张，钱开始流动起来。
市面上铜钱乱得厉害，伪币泛滥。原先按律是要杀人的，但刘恒下令改了——不但不杀，还允许老百姓自己铸币，只要交税就行。
做生意的也受益。以前过关必须拿公文，烦得要命，现在取消了。
商人自由往来，巴蜀的蜀锦、南方的海珠通通进京，长安市面都压价了，老百姓开始买得起奢侈品。
天灾年年有，他也不是光说话。旱灾来了就下令免税，还从国库调粮赈灾。
特别是黄河经常决堤，他派人沿河修堤、清淤，治理水患不靠喊口号。
当然这些都得花钱。他怎么省？宫里裁人，车马减半，连驯兽和音乐队都被解散。皇帝自己带头省，下面也不好铺张。
百姓记住了一件事：这皇帝当得不糊涂，田是我的，收成也是我的，活得踏实。
改法律，不靠杀人树威信
刘恒最早改的，不是税，不是兵役，而是律法。
登基第二年，一条法令从长安传到各郡县：“废除连坐律”，犯人家属不再一并充当奴婢。
这是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过去有人犯法，哪怕是偷一袋米，家里老小也得被官府牵连下狱，有些甚至被卖作奴婢，后代沦为贱籍。
这套制度沿袭已久，很多官员一开始反对。可刘恒铁了心推。
理由也很直接：“家人没干事，凭什么替他受罚？”
再往后，还有更大的动作。
公元前167年，太医院送来一份特殊的奏章。写的人不是大臣，而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叫缇萦。
她父亲因违法被判“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加墨，永远抹不掉。她在信里请求皇帝：“别让父亲毁容，我愿替他服劳役。”
刘恒读完后，没有立刻答复，而是提议：“这肉刑，真的非要用吗？”
很快，一纸命令颁下，全国范围内废除黥刑（刺面）、劓刑（割鼻）、刖刑（断脚）。改用笞刑（打板子）或劳役代替。
虽然还有死刑，但动不动就砍头的情况明显少了。
这些新规引来许多官员私下议论。尤其是保守派不服气，说：“不用重刑，百姓就不怕法了。”
刘恒不争辩，直接让廷尉去统计一年判刑人数和再犯率。
结果一对比，新法执行后，监狱人数反而减少，重犯率也下降了。
他知道，很多人怕的不是死刑，而是“连坐”和“毁容”那种终身羞辱。他要改的，不只是制度，更是那个靠恐吓维持统治的思维方式。
还有一件事没人敢碰，他也动了。
“诽谤妖言罪”，也就是议论皇帝就能治罪，过去动辄杀头。刘恒干脆把它废了。从此以后，朝臣可以公开在朝会上批评政令。
与此同时，贵族犯事也不再杀。按照旧例，大夫以上犯法同样可能判死。刘恒规定：“刑不上大夫”，这些人一律流放或除爵，不再轻易处死权贵，但也绝不纵容。
这些看似宽松的法条，实际上更难操作。因为过去靠吓，现在要靠人心。
但他从未后悔。法不是用来树威风的，而是用来立规矩的。
穿粗布、睡山陵，真穷还是装的？
刘恒宫里没铺地毯。穿的不是丝绸，是粗布衣服，后宫妃子也不许穿拖地长裙。新进的嫔妃常常觉得“寒酸”，但谁敢多说一句？
有大臣建议修一座露台，说能观星赏月也能接见诸侯。
刘恒听完，问了一句：“得多少钱？”大臣答：“约等十户中产之家全部家财。”刘恒冷冷地说：“让他们家拆了吧，我看那台也不稀罕。”
真正让人记住他节俭的，是死后那座霸陵。整座陵墓靠一座天然小山改建，没有封土，没有金玉，陪葬品里几乎全是陶器。
现代考古证实，所谓的“江村大墓”就是文帝陵——开挖到最深处，也没发现玉衣金缕。
而这些节俭，并不是他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受了母亲薄太后的影响。
薄太后生病三年，刘恒几乎不离床前，亲口尝药汤温度。
等母亲去世，她留下一道遗诏：“不要厚葬，不准殉人。”刘恒照做了，连为母亲准备的寿衣也只是普通丝布。
对外，刘恒也极力避免冲突。
面对匈奴问题，他没有学汉高祖派几十万大军硬碰硬，而是三次主动提出和亲。
条件也不复杂，一些锦缎、粮食、马匹，再加上嫁一位宗室公主过去——这换来的是十多年边境稳定。
防线他也没放松。派的是周亚夫守边——这个人军纪极严，军中不准喝酒，不准开玩笑，士兵只听军令，不看脸色。
对南越和百越这些南方部族，刘恒一改以往的高姿态。
主动送去农具、马匹，还派人教他们种田养蚕。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他清楚：这些地儿兵力难投送，靠“供养”比靠打仗便宜太多。
整个在位二十余年，他从未主动出征一次。但边疆始终稳。
他治国，不靠杀，不靠打，不靠秀，只靠一个字：稳。
宫里省开支，边境省战事，法律省酷刑，赋税省重负。哪一省不是有代价？但每一省，老百姓都记得住。
班固. 《汉书·文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1–23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霸陵江村大墓发掘简报》. 《考古》，2011年第6期，第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