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今日头条「头条深一度」独家稿件
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分三路到波斯湾、红海、东非再转陆路至欧洲。海道载重量大、无大国拦截,中国借此输出瓷器、丝织品、铁器等,输入白银,形成全球经济网,中国成出超国,获三百年经济繁荣,刺激自由精神。
马可·波罗当时是从陆路到中国,却经由海道回意大利,为什么?因为陆路并不通畅。在元朝晚期,海道的开通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这条航线沿着中国海岸驶过马六甲海峡转口到印度洋,再从锡兰分成三路线,一条走波斯湾,一条走红海,一条往东非走,在前述三个地点上岸后再走陆路抵达欧洲。
这条航道路途遥远,但只要船只坚固完好,海上交通的载重量不是陆路可以相比的,海道沿线并没有大国拦截威胁,而且沿路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宽裕,购买力强。海道开通后,中国的贸易更是完全改观,海外需求量大幅增加,不仅终点站欧洲的需求量大,沿路上的需求也不少。
明朝时期,经由东南亚到西亚这条进入欧洲的海道,输出量最大的物资是瓷器,当时的瓷器比今天的水晶还昂贵。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发现高岭土,所以从唐代开始就想学瓷器制作的欧洲人学了几百年还是学不会。

瓷器输出在当时算是大宗贸易,今天的福建德化一带,仍有不少烧瓷器的瓷窑,所烧出的瓷器几乎全是为了外销。那时的输出量极大,红海一带有数以百万计“堆积如丘”的破碎瓷器,连伊斯兰教的寺院也用破碎的瓷器作为装饰品。至于那些没有破碎的,当然被运到欧洲或是在沿途上市获利,彼时的江西、福建、湖南、广东也曾借此赚到大量的财富。
第二宗货品是丝织品。丝织品自古以来即经由丝路运入欧洲。沿路须过关抽税,所以数量虽然不少,利润却不归中国。海道畅通之后,海上丝路的输出量百倍于陆路。除了生丝,还有丝线、绸缎和刺绣。当时江南家家种桑,户户养蚕,尤以江浙一带的丝业获利最丰。
第三宗输出物品是铁器。中国铁器大多运到东南亚诸国,从饭锅到汤勺、菜刀之类都有,以广东和湖南赚得最多,当时冶铸业发达的佛山镇至今仍在生产锻铸铁件。
由于有海上贸易的刺激,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华南沿海都有兴盛的贸易,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外汇流入,而输入中国的贵重金属是白银。当时全世界的白银不是流向中国,就是注入日本,欧洲的白银并不够用。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西班牙人很快占领了世界上最多的银山,位于今日的墨西哥。新大陆的白银,经太平洋海道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或者运到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再从那里运到中国购买中国的物资。1500年之后,中国船只要到菲律宾或印尼就可以了,之后由欧洲的船接货,中国船带回白银,从而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网。

这是第一次全球各地的经济体因国际贸易而联系为一:中亚与西亚、欧洲、非洲、美洲、东南亚、东亚等连成一个大网。当然中国得到的益处最大,虽然日本也受惠很多,但由于日本生产量小、出产少,因此得到的利益也相对较少。当时在此贸易中得到最大利润者,并非收税的官方,而是赚取蝇头小利的小商户、小工人。他们的日子改善了,同时也刺激了消费,国内各地的消费物资也因此而蓬勃,各种地方工业及农业也跟着发展起来。
自1500年开始,中国有过将近三百年的经济繁荣时期,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比不上的。而这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刺激了前面提到的自由精神。城镇的小市民开始有了自己的需求,也懂得他们要表现的东西。
当时,由于明朝政府的腐败与专制独裁,宦官夺权并操控皇室,受过儒家教育的士大夫们与当权者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些士大夫并非世袭而来,而是各个城镇和富裕的农村中受过教育的人。由于当时教育普及,教育水平也高,各处不时有新的书院(学校)成立,书院提供给一般百姓受教育机会,又因为有活字印刷书籍流传,且相当普遍,所以明代社会各阶层流动率高,士大夫不必只是贵族,也有不少来自民间。
这几个条件和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条件几乎一样,而欧洲的经济还不如中国,因为当时欧洲是个入超地区,而中国是出超国。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百年之久。

在这三百年中,台湾地区从一个近海海岛,发展成为海上贸易中心,以及海上交通的驻足点。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都在此地来来去去。直至郑成功时代,台湾能够在低度开发、别无资源的情况下维持那么久,靠的就是海上贸易。郑氏灭亡的时候,流散在太平洋、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船只,大致有数千艘。郑家以这个本钱能在台湾发展,可以和荷兰人抗衡,可以以此为基地反清复明。
明末,民间的经济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海盗出身,郑成功却是个秀才,就是因为他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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