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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速的外贸旧路,重生的新牌局
亿欧

《46%关税后,中企还能出海东南亚吗?》、《关税大棒下,东南亚将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市场”》...,公众号上,一大批紧跟时事的文章涌现,各家众说纷纭。东南亚一会是专家口中转口贸易失灵的中转站,一会又摇身一变成为当下出海淘金的“新市场”;

在这场剧变中,已在东南亚投资布局的中国企业忽然站到了十字路口。现在,这一地区不再能充当避税港,中国企业是否应该撤退?抑或东南亚仍是未来的战略押注?EqualOcean认为,尽管贸易战带来诸多动荡,但答案却愈发清晰:东南亚依旧是中国企业出海不可或缺的重要目的地。

跳板失效,中国制造走向终端市场

当谈到美国的全球关税政策时,一位中国服装制造商坦言:“如果我们不能再轻松出口到美国,那就转向其他地区——东盟、中东、南美。只要哪里有人口和收入增长,哪里就有衣服市场。”

2025年这轮关税升级带来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将东南亚作为转口贸易的策略已无法持续。过去十年,当面对美国加征关税时,许多中国制造商试图通过第三国进行“转运”——即将半成品出口至东盟国家,再从那里以新的原产地标签转运至美国。这种操作形式从合法的工厂迁移,到赤裸裸的造假(如伪造“越南制造”标签)不等。

然而,这种策略已被终结,本轮美国对东盟国家实施的全覆盖式关税,实际上正是在阻止那些接受中国转口的国家。与此同时,本轮关税对以出口为导向的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该地区政府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中国商品借道本国出口行为的限制。

越南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尤其是美国市场。其7%GDP增速的经济奇迹背后暗藏致命软肋:对美出口占GDP三分之一,46%关税将直接击垮经济命脉。2025年4月,越南政府下令企业“加强对商品与原材料来源的控制”,以防中国商品冒充“越南制造”;越南工贸部的通告也呼吁企业多元化采购来源,避免对形成任何单一国家的依赖。目前,河内正在与美国磋商一项双边减税协议,而这势必要求越南对中转货物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

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在东南亚投资布局的中国企业而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必须从将东盟视为出口跳板的思维中彻底转变,真正将其作为终端市场和生产基地来经营。而一些深耕当地多年的中企已经给出了良好示范:在消费电子领域,OPPO、小米和VIVO等智能手机制造商,不再将东南亚单纯视为生产基地,而是视为一个庞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它们通过针对本地需求定制产品,运用积极的价格策略,快速获得了用户青睐,在多个市场的销量甚至超越了西方或韩国竞争对手。

汽车制造商的情况也类似。上汽集团旗下的MG品牌和长城汽车的哈弗(Haval)品牌,已在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推出了多款新车型,针对本地用户的审美与消费能力进行本地化设计,并取得良好销售成绩。比亚迪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则选择泰国作为其首个海外乘用车工厂,不仅用于出口,也将直接面向本地市场销售。泰国投资委员会负责人Narit指出:“比亚迪正将泰国作为面向东盟及其他国家的生产枢纽。”

在纺织和服装行业,许多企业此前在柬埔寨、缅甸设厂,主要是为西方服装品牌代工。如今,他们正在寻求亚洲市场的更多销售机会——例如通过电商平台面向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消费者,或满足南亚与中东地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需求。

低价OUT,品牌C位出道

“我们的产品是必需品……在这个价位所能提供的品质,美国本土生产根本比不了,”义乌一家工具公司老板表示。他在美国加征关税后加大质量管控力度,以稳定出口渠道。

将业务重心转向本地市场的同时,还必须伴随另一项深刻的转型:中国企业必须提升其品牌形象与价值主张,以赢得东南亚消费者的青睐。过去,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时,往往是以“无名代工者”的身份存在——为西方品牌生产商品、或仅靠极致低价进行竞争。

而在直接面向东盟终端消费者的今天,这种方式已远远不够。EqualOcean认为,东南亚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期望值也更高。要想实现长期成功,中国企业必须投入于品牌建设、市场营销以及面向本地的产品创新。

当低端、标准化产品遭遇高额关税或激烈竞争时,企业必须通过品质和品牌差异化突围。在关税压力下,中国出口商正在利用其研发与供应链优势,使产品变得‘不可替代’,并聚焦于质量提升——关税反而成为推动品牌与产业升级的动力。

一位中国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企业深知仅靠低价无法赢得持久竞争,因此,它们必须提供可靠性、创新性与品牌价值。”这一趋势最显著地体现于东盟的消费品与零售行业,中国品牌正在其中快速崛起。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潮流文化”品牌的火爆出圈——如泡泡玛特(Pop Mart)、名创优品(MINISO)、Shein等在东南亚城市的快速扩张。

专注大中华地区市场的营销专家Bryce Whitwam将中国企业的全球扩展能力归功国内经验的锤炼:“成功的全球扩张,是在中国极度内卷市场中锻造而成的……他们掌握了数字化优先的营销策略,并将中国的社交电商打法本地化落地。”借助这些能力——通过社交媒体与粉丝互动、用限量发售制造话题、打造沉浸式零售体验,中国消费品牌正成功摆脱“廉价形象”,与东南亚年轻一代建立情感连接。

另一个品牌升级的显著领域是餐饮行业。近年来,中国餐饮品牌在东南亚各大城市迅速崛起,通常将自己定位为时尚、重品质的替代选项,与本地或西方连锁品牌展开竞争。奶茶与茶饮品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本土连锁如蜜雪冰城(Mixue)、喜茶(Heytea)、奈雪(Nayuki)和霸王茶姬(Chagee)在整个东盟地区已开设了数百家门店。

关税战的冲击瓦解了过去依赖OEM模式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也释放了中国企业重塑自身品牌形象的空间。未来,品牌出海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出海的新趋势,依赖品牌、科技和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新出海模式将变得更为重要。

关税战后,企业全球化重构

“自特朗普政府首次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国企业已逐步通过技术自主与供应链分散来增强自身韧性,”一位行业观察人士指出。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第三大适应性调整,是对全球化战略的彻底反思与重构。这场关税战不仅仅是一次贸易障碍的爆发,而是宣告了一个全球贸易地缘政治化时代的到来。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经典的全球化范式,即在中国集中制造,然后低成本面向全球出口的模式已不再可靠。

未来的全球布局将更加碎片化、区域化。要在新形势下取得成功,中国企业必须打造具备韧性的国际化运作模式:包括多元化的供应链、本地化的区域生产中心,以及规避单一市场风险的全球布局结构。

这在科技巨头身上尤为明显:如华为,在遭遇美国出口管制后,加大对本土研发的投入,同时减少对美系零部件的依赖,并将销售重心向中东、亚洲等相对友好市场转移。即便其在欧美市场份额下滑,华为在亚非拉市场却继续保持增长。

EqualOean认为,企业需从“单一中心全球输出”转向“多节点、多通道的战略分布”。这种结构,恰与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双循环”战略(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核相通。在这一新格局中,东南亚将成为关键支点之一,但它也只是中国企业面向更广泛世界的若干重要区域中的一个。

另一个日益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企业直接在海外终端市场投资建厂,实现本地化生产。在这一全球化重构中,东南亚因其与中国的地理、产业、文化与政策联动性,仍将是关键一环。但它的角色也在转变——从“中国制造的海外延伸”变为“本地与区域制造枢纽”。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在东盟建立起区域型供应链:

例如,中国电子品牌可能在中国生产核心零部件,在越南组装用于东盟销售的产品,并另设一套工厂在东欧服务欧洲市场。其全球供应链将不再以中国为单一中心,而是呈现去中心化但互联互通的网状结构。当某一区域因政策冲突中断,其他区域能迅速补位。这类弹性架构,在以前或许只是“可选项”,如今却成为企业生存必需。

这场关税战同时也改变了企业对“政治风险”的感知。过去企业在“出海”时主要看市场和成本,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做海外投资决策时开始进行“国家风险评估”,将目标国家与中美之间的关系、潜在制裁可能、政策连续性等地缘维度纳入评估模型。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正在从西方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与中东欧新兴经济体。这一趋势背后驱动力清晰:“西方市场地缘风险和监管壁垒抬升,促使中国资本在全球寻找新安全港。”

在东南亚的具体实践中,中国企业正在通过更深层次的本地化战略,使自己真正融入当地经济体系,不再只是“外来制造商”的形象。这包括:

  • 与本地企业组建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s),建立利益共同体;
  • 聘用更多本地高管与员工,改善企业治理与本地形象;
  • 加大企业社会责任(CSR)投入,通过环保、教育、基础设施项目等方式回馈本地社区;
  • 主动参与本地政策讨论与行业组织,在规则制定中扮演更积极角色。

这些举措有助于缓解企业因“中国标签”可能引发的政治阻力与民众抵触。一些先前在东南亚投资受挫的中资企业,已意识到本地化的重要性。例如,在印度尼西亚,部分中资矿业项目曾因环保争议与劳资纠纷而遭遇抗议。为化解问题,企业开始通过引入印尼本地股东、雇用绝大多数本地员工、建立环境监测机制等方式进行“本地转型”。从长远看,这些企业不仅在印尼市场站稳了脚跟,也为其在其他地区的投资项目提供了“本地合法性建设”的模板。

在更宏观层面,中国企业也逐渐意识到:没有任何单一市场能够完全取代美国的体量与消费能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与政策圈普遍认为,“与美国脱钩”虽然代价高昂,却正在推动中国加强与新兴市场的贸易纽带建设,这有望在总量上形成互补与替代。当前这场“全球关税战”,正加速中国原本就计划中的“全球市场重构”。

“中国企业过去几年已经通过越南、墨西哥等中转市场重新构建出口通道……但现在这些市场也开始面临类似的关税风险,”布莱尔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的Ruby Osman指出。

她强调,特朗普对一系列国家征收高关税的政策,迫使企业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构供应链。换句话说,全球每个市场的“风险权重”都在变化,这使得企业必须向“多极化、区域化”贸易格局全面过渡。

在这样的全球贸易新体系中,东南亚的地位尤为特殊:它既是市场,又是制造基地;它既是亚洲的组成部分,也处于中美博弈的夹缝之中。而中国已在此提前布局多年——从政府到企业都致力于将东盟纳入中国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中。

因此,这场全球关税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推进了中国的战略议程”:通过驱动亚洲邻国更加紧密地依赖中国经济、技术与资本,中国企业得以巩固区域影响力。“当美国走向保护主义时,中国正通过‘自由贸易倡导者’的身份赢得区域共鸣。”

许多企业高管在公开演讲与访谈中直言,当前阶段对企业而言,不是被动应付,而是“主动塑形”的关键窗口期。企业若能在此时完成品牌、结构、供应链、组织力的全面升级,未来面对任何贸易战或供应链扰动,都能具备更强生存力与扩展力。

可以说,这场被动引发的全球化重构,正在无意中促成新一代更具战略深度、更能多点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的诞生。这些企业不再只是“外贸型出口商”,而将真正具备区域融合、本地嵌入、战略多元、品牌驱动等全球企业核心特征。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破局

2025年的新一轮中美关税战,无疑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各类“捷径”被封,成本压力骤增,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畅通无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然而,正如我们在上述分析中所看到的,它也迫使中国企业加快进化——摒弃路径依赖、主动拥抱新格局,在东南亚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与价值。

事实证明,中国企业并未放弃东盟,而是在以更成熟、更可持续的方式“二次进入”。它们终结了“借道东南亚转口欧美”的旧模式,真正将本地市场作为核心经营目标;通过借助品牌升级实现自我超越,摆脱低价标签、重塑消费者认知;同时在全球化结构上主动破局,向多极化、区域化、分布式的新模型迈进。

EqualOcean认为,这场贸易战在结构层面诱发了中国企业的一系列变革,从而在无意间推动了企业的韧性增强与自我革新。 企业的这种适应性行为,事实上也在将“去全球化”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主动全球化”的内部动力。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企业的持续投资、品牌在地化以及供应链协作,也带来了可观利好。无论是创造就业、技术转移,还是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中国企业的“在地经营”都远比“出口倾销”更有经济溢出效应。

长远来看,这一身份变化,将极大缓解企业面临的政治、社会与制度风险。从“输出中国模式”到“嵌入本地结构”,这不仅让企业在东盟更有生命力,也为其未来进军中东、非洲、拉美提供了可复制的“本地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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