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高玉宝，很多人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这个地主形象，贪婪刻薄，半夜学鸡叫催长工干活，成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代名词。高玉宝靠着这本书，从一个不识字的放猪娃，摇身一变成了新中国家喻户晓的军旅作家，名利双收。可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的后人站出来，指着高玉宝的脊梁骨骂，说他瞎编乱造，把周家几代人害苦了。这场争议几十年没停，谁对谁错，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高玉宝，1927年4月6日生在辽宁瓦房店孙家屯村。那年头，穷人日子不好过，他家更是穷得叮当响。8岁那年，他爹妈实在养不起他，把他送去地主家当长工，放猪。那时候他瘦得跟竹竿似的，天不亮就得起来赶猪群，风吹日晒不说，还得挨地主家的白眼。村里有个学堂，他路过时总爱偷听几句，老师看他可怜，让他在旁边蹭课。可没过一个月，地主催他干活，这点念书的念想也断了。

1947年，20岁的高玉宝参了军，加入解放军当通讯兵。那时候打仗，送信全靠腿儿，他跑得满头大汗，可因为不识字，闹过不少笑话。平津战役时，他把“壹贰叁”看岔了，多送了三份情报，参谋长气得骂他：“没文化打不了胜仗！”这话扎心了，他下定决心要学字。行军路上，他捡瓦片让人刻字，晚上借着火光认，硬是啃下了几百个字。后来打塔山阻击战，他开始琢磨写自己的故事，不会写的字就画圈圈代替，愣是攒了25万字的草稿。

1955年，《高玉宝》这本书出了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炮打响。书里讲他小时候的苦日子，还有参军后的经历，最出名的就是《半夜鸡叫》。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宣传新旧社会对比，这本书正好踩中了点，发行量超450万册，还被翻成15种外文，改成24种连环画。书名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定的，高玉宝也从放猪娃成了“军旅作家”，司令员吴克华亲自给他道贺。

后来他还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毕业，进了中国作协，又写了《高玉宝续集》等书，总共200多万字。《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还进了小学课本，多少孩子都是读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他跑了5000多场报告会，全国到处讲，观众超500万。他有个“三不”原则：不收钱、不收礼、不吃饭，只收红领巾和鲜花，够接地气吧。晚年他得了恶性血管肉瘤，遭了不少罪，2019年12月5日走了，92岁，走前还捐了钱给塔山阻击战纪念馆，挺硬气的一个人。

周春富，19世纪末生人，具体年份不清楚。1911年，他从山东闯关东到了辽宁复县阎店乡。那时候东北地广人稀，他靠着勤俭攒了点钱，买了地，开小作坊，成了当地有点名气的小地主。他有五个儿子仨闺女，家里人口多，开销大，他管得特别严。据他后人说，他抠门得要命，饭碗里的粉条剩一点都不行，闺女上山干活不许穿好衣服，怕弄坏了不舍得出力。家里雇工也得听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到了1940年代末，土地改革来了，周春富的地主身份让他成了靶子。那时候全国搞土改，地主没收财产是轻的，挨斗甚至丢命的也不少。周春富没扛过去，死在运动里头，怎么死的没具体说法。土改后，周家地没了，房子也没了，后人背上“地主后代”的标签，日子过得艰难。他的曾外孙孟令骞说，小时候一提“周扒皮”，他就抬不起头，家里人叮嘱他别说自己祖上是地主，怕被人戳脊梁骨。

《半夜鸡叫》是《高玉宝》里最火的一章，讲的是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鸡舍学鸡叫，结果鸡全叫醒了，长工们还拿他开涮。这故事后来拍成木偶电影，1964年上映，全国老少都知道“周扒皮”这号人物，跟“黄世仁”“南霸天”齐名，成了地主阶级的标志。

高玉宝为啥写这个？他自己说，小时候在地主家干活，亲眼见过那些剥削事儿，气不过。参军后，他又看到旧社会老百姓的苦，想用笔把这些写下来，让大家知道新社会有多好。那时候全国刚解放，宣传上需要这种揭露旧社会的东西，他这本书正好赶上了趟儿。不过他文化低，写书全凭一股劲儿，初稿里不会写的字就画图，后来出版社编辑郭永江帮他改了前13章，12万字，书才有了模有样。

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站出来说，高玉宝这书害了他们家。他小时候上学，课本里一讲《半夜鸡叫》，他就害怕同学知道他是“周扒皮”的后人。家里人告诉他，他们老祖宗没那么坏，就是抠门点，没干过半夜学鸡叫的事儿。2008年，他外公临死前说：“咱们周家没剥削过人，也没见过高玉宝。”这话让孟令骞下定决心要给祖先正名。

他花了五年时间，跑村里访老人，查地方档案，发现周春富就是个普通小地主，没啥大恶。他还说，半夜学鸡叫不靠谱，鸡叫靠生物钟，人喊两声没用，地主也没必要钻鸡舍那么费劲。2009年，他找到高玉宝问真相，高玉宝承认这是文学创作，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加了料，还用了真名。孟令骞不服气，觉得高玉宝一句“文学创作”就想抹平周家几十年的委屈，太轻巧了。

高玉宝后来也解释过，“周扒皮”不是光指周春富，是旧社会地主的总代表。他1962年在报纸上说，这故事灵感来自一个姓王的地主，他把时间改到半夜，套在了周春富身上。他承认自己文化低，没想过用真名会害人。可周家后人不买账，说书出名后，他们家房子被砸，人被骂，连找工作结婚都受影响。孟令骞2012年出了本《半夜鸡不叫》，想讲讲周春富的真面目，可这书没啥人看，影响太小。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文学和历史的拉锯战。高玉宝写书是想揭旧社会的老底儿，激励大家珍惜新生活，那时候宣传也需要这种典型人物。他把自己的苦日子和地主的形象糅一块儿，夸张了点很正常。可他用了周春富的真名，又没核实清楚，就让周家后人躺枪了。

从文学上看，高玉宝没啥大错。小说嘛，不可能全是真的，艺术加工是必须的。《高玉宝》是自传，但也得有点戏剧性，才能打动人。可他没想过，这么一写，周家后人几十年抬不起头。从历史上看，周春富跟“周扒皮”差得远。孟令骞查出来，他也就是个抠门地主，没啥特别坏的事儿，土改时死了，也是那年代的命。

这争议影响挺大。高玉宝靠这书出了名，受了表彰，可晚年老被周家后人指责，心里也不好受。周家后人更惨，“周扒皮”这帽子扣了几十年，孟令骞想翻案，可“周扒皮”这形象太深入人心，咋洗也洗不掉。

《高玉宝》火了后，高玉宝成了明星作家。周恩来总理叫他“战士作家”，他见了23次国家领导人，荣誉拿到手软。他没闲着，跑全国讲报告，5000多场，500多万人听过。他还干了不少好事，救过病童，扑过火，得了全国敬业奉献模范。晚年他得了一种恶性肿瘤，挺遭罪，2019年12月5日去世，92岁。走前他捐了钱给纪念馆，还戴着军功章敬了个礼，走得挺硬朗。

周家后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土改后，家底没了，还背上“周扒皮”的名声。孟令骞说，小时候同学拿这个笑话他，他都不敢抬头。后来他当了记者，想给祖先正名，跑讲座讲真相，说《半夜鸡叫》有教育意义，但得区分文学和历史。他的努力有点用，可“周扒皮”这形象太根深蒂固，翻案太难。

高玉宝靠这书得了名，可也因为周家后人的指责，晚年心里有疙瘩。周家后人更倒霉，几十年的骂名砸身上，生活工作都受牵连。孟令骞想正名，效果有限，家族这污点还是没洗干净。

这争议告诉咱们，文学和历史得有个度。高玉宝写书激励人没错，可不小心伤了周家几代人。文学得加工，但不能乱扣帽子。历史是啥样就是啥样，别全拿文学当真。咱们看书也得动脑子，别把小说当史书读。作家写东西，也得想想，别光顾着出名，把别人坑了。

高玉宝和周家后人的恩怨，没个绝对的对错。高玉宝想揭露旧社会，激励人，可不小心让周家背了黑锅。孟令骞想给祖先正名，可“周扒皮”这形象太深入人心，咋弄也弄不掉。这事儿挺复杂，文学和历史的边界不好划。咱们能做的，就是看事儿别太简单化，多想想背后的真相，别光听故事就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