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因生育阔别职场三年的我重返社会，开始了求职之路。三年的时间，重新踏入社会，迎接我的不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而是垂头丧气、失魂落魄。在一次次面试碰壁后，发现自己仿佛被困在了一张隐形的网里——每当面试官的目光扫过简历上的“三年空白期”，眉头微蹙：“这三年，你都在带孩子？”我就心里咯噔一下。

空白期成了我烙在额头的刺青，接近两个月的找工作之路，我听过了太多类似的话。“三年没工作，还能适应职场节奏吗？”“孩子谁带？晚上需要陪睡吗？”“生病了要请假吧？”“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你们这种已婚已育的都会成为风险资产，除非愿意打折贱卖。”“我们默认空白期等同于能力断层”。一个个问题迎面砸来，我从一开始的愤愤不平到后面麻木离场。

朋友说，不然你就试试别的行业、别的岗位，只要有合适的就去面试试试。于是我也尝试了所有“曲线救国”方案：投基础岗，HR问：“你之前带过团队，甘心当普通员工？”哪怕我说可以，最后换来的也是“综合考虑不合适”。转行新媒体，对方说：“30来岁做新媒体，你脱离职场太久，在创新方面肯定不如脑子灵活的00后，而且你这个年纪有家庭有小孩，拼得过年轻人熬夜追热点吗？”我甚至也去应聘前台、行政，经理犹豫：“我们要年轻的、形象好的……”

30岁的年纪，我以为我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正是大好的年纪。可是现实告诉我，在职场，我毫无优势，甚至年纪已大。朋友圈里，前同事晒着欧洲出差照，而我正在各大求职软件上卑微海投。看我逐渐焦虑，越发失落，先生也安慰我：“不着急，慢慢来总有合适的，一切都是缘分没到。”缘分，运气，这一般都是一个托词罢了。

两个月的时间，我打印了近百份简历，不断修改优化，奔波于各大大小小的企业，最终都被空窗期三年拦在门外。直到我数不清多少次面试后，接到一个让我入职的电话:“月薪3000，试用期三个月，半年交五险，一年交一金，单休，能接受吗？”我把指甲掐进掌心说“好”。这是无数次面试中的唯一回音——一家三人规模的小工作室，薪资比应届生还低20%。

毕业八年，归来一切重新开始。说不失落是假的，但是在一次次面试失败中，我已经失去了自信，开始怀疑自己。所以哪怕这份工作很不如意，仍是我的救命稻草，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光亮，劝自己大不了就是重新开始，把自己当做一个小白，从头学起。

在一次次面试中被打击，我其实有些不解。小区里带娃的刘姐曾是财务总监，现在代购奶粉；隔壁单元王阿姨的女儿考了7次公务员，“35岁红线”前最后一次挣扎。我们默契地不谈各自简历，只在交换儿童退烧药时苦笑：“总比彻底失业强”。

这种沉默有数据支撑：2025年《职场妈妈生存报告》显示，61.3%的女性回归职场后遭遇职级下调，27%被迫转行。更残酷的是，她们的平均求职周期比男性长4.2个月，期间74.5%需要动用存款或借贷生活。

而网上查过相关的数据显示，62.5%的女性求职时被问及婚育情况，远超男性的18.5%。更讽刺的是，男性求职者几乎不会被追问“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一位男性朋友坦言：“我跳槽时，HR只关心项目经验，从未问过谁带孩子。”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在此刻显露无遗——既要求她们“赚钱养家”，又默认她们必须“相夫教子”。

国家三令五申“不得询问女性婚育情况”，但现实中的歧视仍屡禁不止。2025年智联招聘报告显示，15.3%的女性因婚育失去晋升机会，是男性的6倍。某企业甚至要求女性入职前提供孕检报告，被发现后仅罚款3万元，相较于企业利润，违法成本如同“隔靴搔痒”。

“母职围墙”不仅困住母亲，更提前笼罩所有女性。社会一边高呼“鼓励生育”，一边将育儿责任单方面推给女性。一名女性高管吐槽：“我出差时，客户惊讶地问‘孩子怎么办？’却没人问我丈夫同样的问题。”

数据和身边人都告诉我，一个女性成婚生育的成本有多高，代价有多大。但只是已婚的女性才如此吗？未婚的女性依旧面临着困境。我面试时认识的一个妹妹，二十几岁的年纪，正青春洋溢，也是接连碰壁，她说职场真是社会最真实的反应，每次面试都被问：“是否有男友？”“目前有打算结婚吗”、“什么时候结婚？”究其原因，不过是企业担心一旦结婚生子会增加成本。

多可笑，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女性的价值，被一个个标签切割，被一个个身份待价而沽。可是女性的价值，从不该被“母亲”或“职员”的标签切割。或许只有当社会开始正视：育儿是家庭共同责任，职场是性别平等的战场，那些“三年空白期”的焦虑，才会真正成为过去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