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走后，万万没想到继母会这么做。＂我握紧了姑姑递来的存折，眼泪不争气地滚落。
那是1992年的夏天，知了在老槐树上聒噪不停，屋檐下的风铃被微风吹得叮当作响。
我二十二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县城小学教书，一个月工资刚好七十多块钱。
父亲去世才半年，继母周兰芬就卖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连父亲留给我上学的钱也不放过，那个陪伴我十八年的女人，转眼变得如此陌生。
我们住的是县城边缘的小砖房，青瓦白墙，院子里种着两棵柿子树和一畦黄瓜，还有父亲亲手做的木质秋千，那是他当年给我六岁生日的礼物。
父亲宋建国是我们镇上最有名的木匠，手艺精湛，做的家具结实耐用又精美，连县城里的干部家里都用他做的柜子、桌椅。
我娘生我那年难产走了，只给我留下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她穿着对襟褂子，笑得羞涩又温柔。
我刚满四岁那年，父亲娶了比他小十八岁的周兰芬，那时村里人都说他占了大便宜，讨了个水灵灵的小媳妇。
那时候的周兰芬二十二岁，从隔壁村嫁过来，模样清秀，说话声音轻柔得像春风，蹲在河边洗衣服时，经常有村里的男人走过去故意搭话。
父亲对我很好，从不因为有了继母就忽略我，农忙时，别人家的孩子跟着下地干活，他却坚持让我在家看书学习。
＂菊子啊，爹对不起你娘，得对你好点才行。＂父亲常说这话，眼里透着愧疚，手上却不停地刨着木头，屋里弥漫着刨花的清香。
我不想让父亲为难，尽量和周兰芬处好关系，帮她洗菜择豆，提水扫地，像对亲娘一样恭敬。
可周兰芬心里一直有道坎，因为她和父亲成亲六年，一直没有孩子，村里人背后嚼舌根，说她＂养不出＂，这句话像根刺，深深扎在她心里。
记得我十二岁那年夏天，邻居钱婶子在井边洗衣服时对我说：＂宋菊啊，你那继母没生养，早晚会拿你撒气的。＂
那时我不懂事，只当是大人们的闲言碎语，还拿这事跟周兰芬开玩笑，没想到她却哭了，甩下手里的活就跑进屋里。
父亲在我高中毕业那年检查出肝硬化，虽然他从不饮酒，医生说可能是年轻时吸入太多木屑落下的病根。
从那时起，我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原本宽厚有力的手变得干枯如枝，脸色也总是蜡黄蜡黄的。
他撑了三年，在我大学毕业前的冬天走了，临终前，屋外飘着小雪，他拉着我的手说：＂菊子，爹留了一万块钱给你，放在柜子里的铁盒子中，你师范毕业后，拿着这钱，去县城安个家。＂
他的手冰凉，声音却依然坚定，我点头，眼泪簌簌落下，打湿了他干裂的手背。
父亲又叫来周兰芬，声音已经微弱得几乎听不清：＂兰芬，我走后，你和菊子互相照应，日子苦点没关系，只要人在就行。＂
周兰芬只是默默点头，眼里噙着泪，一句话也没说，就像我们这些年的相处一样，安静却疏远。
父亲走后，我被师范学校分配到县城小学教书，正忙着适应新工作新环境，家里的事情都是周兰芬张罗。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回到家，却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墙上挂着的那副父亲最喜欢的山水画不见了，那台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到的收音机也不知去向。
更让我心惊的是，父亲精心做的那套红木家具——五斗橱、八仙桌、靠背椅，全都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几件简陋的杂木家具。
＂兰芬，我爸留的钱呢？＂我的心＂咯噔＂一下，急忙翻找父亲说过的铁盒子。
＂什么钱？＂周兰芬脸色平静，晾着手中的衣服，好像我问的是今天吃什么一样寻常。
＂就是爸留给我的一万块钱，他说放在铁盒子里了。＂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
＂没有什么钱，你爸生病花了不少，哪有余钱留给你啊？＂周兰芬说话的语气忽然变得生硬，眼睛看着地面，＂再说了，我跟你爸这些年，照顾他生病，难道不该分些东西？＂
我愣住了，看着这个曾经温柔的女人，忽然觉得无比陌生，就像面对一个从未谋面的路人。
＂那铁盒子呢？＂我还抱着一丝希望。
＂卖了。＂她干脆地说，像是早就准备好了答案，＂钱我都用来还债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这个女人与我朝夕相处了十八年，却在父亲离世后变得如此冷漠，连最基本的愧疚感都没有。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是我大姑和二姑，她们穿着朴素，风尘仆仆，显然是刚从县城赶回来。
＂菊子，怎么回事啊？＂大姑宋桂芝一进门就问，眼睛扫视着屋内，看到空荡荡的房间时，眉头紧锁。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心里一团乱麻。
二姑宋桂兰看了看周兰芬，又看看我，叹了口气说：＂走，先去我家说。＂
在二姑家的小院里，花生秧子晒得到处都是，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让人暂时忘却烦恼。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们，大姑气得脸色铁青，一边剥花生一边咒骂：＂这个周兰芬，真是个白眼狼！你爸待她不薄，她怎么能这样？连棺材板的钱都敢贪！＂
二姑倒是冷静些，放下手中的针线活，递给我一碗刚烧开的麦茶：＂先别急，明天我们去找她问清楚。你爸的存折呢？＂
我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被她拿走了。＂
第二天一早，大姑二姑陪我去找周兰芬，村口的老槐树下挤满了乘凉的老人，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
屋子里已经很空了，连父亲放了二十年的八仙桌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件不成套的旧家具，显得格外刺眼。
周兰芬见我们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反而有种说不出的倔强，像是早就等着我们来兴师问罪。
＂周兰芬，我哥留下的东西，你怎么能随便卖？那些可都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啊！＂大姑质问道，声音里带着颤抖。
＂我这些年跟着你哥，吃了多少苦你们知道吗？＂周兰芬冷笑，声音尖锐得像刀子，＂生病那三年，屎一把尿一把地伺候，现在他走了，我拿点东西怎么了？＂
她的话粗俗直白，让人心生厌恶，但我看到她眼里闪过一丝悲哀，又觉得她也许有她的难处。
＂那你也不能把菊子的钱拿走啊，那是我哥特意留给她的！＂二姑说，语气缓和许多，显然她也察觉到了什么。
＂什么钱？有证据吗？＂周兰芬眼里闪过一丝狡黠，手指不停地摩挲着衣角，＂再说了，我已经把钱都用来还你哥的医药费了。＂
争执中，周兰芬突然情绪激动起来，眼眶发红：＂你们这些当姑姑的，他活着的时候，怎么不多来看看？现在倒好，人一走，就来跟我要东西！＂
她的声音哽咽，像是压抑了许久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手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这让我恍惚间看到了她身上的苦楚。
但她紧接着就把一个红木小盒子扔在地上，盒子＂砰＂的一声砸在地板上，和这个夏天一样闷热而沉重。
＂这里头有你爸的遗物，你要就拿走！别的东西，我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你们爱告就告去！反正也没写字据，派出所都说了，婚内财产，死了就归我！＂
我捡起盒子，里面只有父亲的一些照片和一束黄色的麦秆，用红绳扎着，还有一个我小时候戴过的红头绳。
这束麦秆我再熟悉不过，每年夏收时，父亲都会精心挑选最好的麦穗扎成一束，挂在我的床头，说是保佑我学业有成，乡下人的老传统。
我看着那束发黄的麦秆，忽然想起父亲蹲在田埂上，小心翼翼地挑选麦穗的模样，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抚过麦芒，眼神专注得像在对待珍宝。
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砸在那束麦秆上，就像当年父亲额头的汗水滴落在金黄的麦田里，辛勤而无怨无悔。
在我们离开时，周兰芬忽然说了一句令我心寒的话：＂我已经找好下家了，下周就搬去新郎家，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她连＂再婚＂这个词都懒得说，就好像父亲的存在从来没有在她生命中留下痕迹，这比她拿走钱财更让我心痛。
回到二姑家，我已经哭得眼睛肿得像桃子，喉咙也又干又痛。
大姑气呼呼地说：＂明天就去告她！去派出所告她，去法院告她！她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对待我哥和我侄女！＂
二姑却摇摇头，把泡好的冰糖雪梨端给我：＂告她又能怎样？菊子刚工作，再弄出这种事，对她名声不好。再说了，你哥生前什么都没留下字据，告也告不赢。＂
大姑还想说什么，二姑拦住了她，转身对我说：＂菊子，你先别难过。你爸走得突然，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来得及问清楚。不过，我和你大姑商量了，我们手里有点积蓄，先给你凑五千块，算是帮你渡过难关。＂
她的声音里带着疼惜，就像当年我摔倒时，她抱起我说＂没事，姑姑在呢＂一样温暖。
我连忙摇头：＂姑姑，我不能要你们的钱。你们家条件也不好，大姑夫那边又有病……＂
＂傻孩子，我们是一家人。＂大姑说，握住我的手，＂你爸生前对我们好，我们不能看着你受苦。你大姑夫虽然身体不好，但我们俩省吃俭用，总能拿出点来帮你。＂
二姑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本存折：＂这是我和你大姑这些年省下的，不多，你先拿着用，等你站稳脚跟了再说。＂
我泣不成声，接过存折，心里五味杂陈，既愧疚于两位姑姑的付出，又感激于这份亲情的温暖。
周兰芬很快离开了村子，据说嫁给了邻县一个开小饭馆的男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就像一场夏季的骤雨，来得急，去得也快。
我拿着姑姑们给的钱，在县城租了间小房子，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那是一间西面的小屋，阳光很好，但夏天有些晒。我添置了简单的家具，在墙上挂了父亲的照片和那束麦秆，像是为这个孤独的空间增添了一丝温度。
学校离住处不远，每天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早晨的阳光穿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和父亲木工活上的纹理一模一样。
我的学生大多是工人子弟，孩子们天真活泼，吵吵闹闹的课间像是春天的麦田，生机勃勃，让我暂时忘却了烦恼。
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平静。每天改完作业回家，我会坐在窗前，看着墙上的麦秆出神，脑海中浮现父亲的面容和声音，思绪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向记忆的远方。
有时候我会想，父亲的钱到底去哪了？周兰芬真的用来还债了吗？为什么她对我和父亲的感情会变得如此薄凉？
转眼三年过去，1995年的夏天特别炎热，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气息。
那天我在学校改完作业回家，路过邮局时，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周兰芬！
她比三年前老了很多，脸色蜡黄，身形消瘦，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碎花衬衫，正在邮局窗口前填写着什么，眉头紧锁，像是在计算着什么。
我本能地想躲，却又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就像小时候偷看她和父亲吵架一样。
她没有发现我，填完单子后就离开了，肩膀微微佝偻，走路的步子也变得沉重许多，不再是当年那个轻盈的姑娘。
我犹豫了一下，走到窗口，对邮局工作人员说：＂刚才那位女士，是我的亲戚，她好像忘了什么东西。＂
工作人员，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看了我一眼：＂她刚寄了挂号信，没忘东西。＂
＂寄给谁的？＂我试探着问，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我不能告诉你。＂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说，声音冰冷得像墙上的铁皮箱子。
我灰心地转身要走，工作人员又说：＂不过她倒是拜托我们帮忙找一个人，说是有急事要告诉她。＂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像是被捏住了一般：＂找谁？＂
＂宋菊，县第二小学的老师。你认识吗？＂工作人员摘下眼镜，仔细打量着我。
我愣住了，感觉脚下的地板忽然间变得不稳：＂我...我就是宋菊。＂
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眼睛睁得老大：＂那真是巧了，她说找不到你的具体地址，只知道你在县二小教书。＂
＂她...她有留什么话吗？＂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干涩得像是很久没喝水。
＂她说她住在西区医院对面的出租屋，让你有空去找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她看起来很着急，一直问我们能不能帮忙找到你。＂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窗外知了声声，闷热的空气让人窒息。
周兰芬为什么突然要找我？是良心发现要归还父亲的钱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如果她真的还钱，那说明这些年她一直没用，为什么要撒谎说用来还债了？
无数问题在我脑海中打转，就像当年父亲做木工时，锯末在阳光下翻飞一样纷乱。
第二天是周末，我犹豫了一整个上午，终于决定去找她，至少要问个明白。
西区医院附近的出租屋很多，大多是低矮的平房，一间挨着一间，像是一排排蹲在地上的老人。
我敲了好几家门，终于在一栋老旧小楼的二楼找到了周兰芬，房门上贴着已经发黄的春联，角落里积了厚厚的灰尘。
我轻轻敲门，心跳如鼓，手心全是汗。门开了，我们四目相对，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瞬。
三年不见，周兰芬瘦得几乎脱了形，眼窝深陷，眼神却出奇地平静，像是经历了太多风雨后的死水，没有波澜，也没有生机。
＂你来了。＂她说，声音沙哑得不像样子。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的怨恨和好奇在这一刻竟变得复杂起来。
＂进来吧。＂她侧身让我进屋，动作缓慢，像是每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
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窗外传来医院的广播声，单调而压抑。
桌上放着药瓶和一些纸张，一股浓重的药味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喘不过气来。
＂坐。＂她指了指椅子，自己也坐下来，胸口起伏不定，像是这简单的动作都让她有些吃力。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你了。＂她的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却更显得苍白无力。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直截了当地问，声音中的冷漠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
周兰芬叹了口气，眼神黯淡下来：＂我病了，肝癌晚期，医生说撑不过这个夏天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心里的怨恨忽然间变得不那么坚固，像是夏日里的冰块，在某种温度下悄悄融化。
＂我知道你恨我，我不怪你。＂她自顾自地说，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当年我做的事，确实对不起你和你爸。＂
我心里一阵翻腾，终于忍不住问：＂那一万块钱呢？＂
问这话时，我甚至有些紧张，害怕她说那钱早就花光了，害怕一切都变成了没有结果的悬念。
＂在这儿。＂出乎我的意料，周兰芬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动作艰难，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她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已经发黄，但看得出保存得很小心：＂这是你爸留给你的钱，一分没少。＂
我接过信封，里面是一沓崭新的钞票，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居然还用红绳捆着，就像父亲的工具箱一样有条理。
＂当年...我是一时鬼迷心窍。＂周兰芬低着头，声音轻得像是自言自语，＂你爸走后，村里人都说我守了活寡，跟着他一场空。那个时候，隔壁村的张老板一直追求我，说要带我去南方做生意。我...我就糊涂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悔恨，也带着解脱，像是终于卸下了一副重担。
我的手攥紧了信封，纸张在手中发出轻微的声响：＂那你为什么现在又...＂
＂因为报应来了。＂周兰芬苦笑，眼里闪过一丝悲凉，＂我跟着那个张老板，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他把我骗到深圳，让我在他的小工厂干活，像牛马一样使唤我。半年后，他带回了别的女人，把我赶了出来。我在外面漂了两年，干过服务员、保洁，做了不少苦活累活，却攒不下钱。去年查出肝癌，才知道什么叫天道轮回。＂
她说这话时，眼神空洞，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声音里的苦涩却是真真切切的，那是一种经历过世态炎凉后的彻悟。
＂医院化疗的时候，隔壁床一个老奶奶问我有没有家人，我才忽然想起你和你爸。＂她的声音哽咽了，＂那一刻，我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
她说着，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熟悉的铁盒子，上面的锈迹斑斑，却丝毫不影响父亲精心做的鱼形图案：＂这个也还给你，是你爸的遗物。＂
我接过盒子，手有些发抖，打开一看，里面有父亲的照片、一些文件，还有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但上面＂菊子亲启＂四个字依然清晰，是父亲熟悉的笔迹，那种工整而有力的字体。
＂这是...＂
＂你爸留给你的信。当年我拿走了，现在还给你。＂周兰芬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眼泪无声地流下，＂我知道这样做无法弥补我的过错，但至少让我死前能问心无愧一点。＂
我拆开信封，纸张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像是父亲就在昨天写下的一般：
＂菊子：
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可能已经不在了。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做的事情有限。爸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娘和你。你娘走得早，爸没照顾好她；你从小没了娘，爸也没给你找个好后娘。
兰芬跟着我这些年，也不容易。我知道她心里有怨气，但毕竟照顾了我的病。爸留了一万块钱给你，希望你能用这钱在县城扎根。至于家里的东西，就随兰芬处置吧，算是报答她的照顾之恩。
爸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只会做些木匠活，留不下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你。但爸希望你记住，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这比什么都重要。
每年夏天，爸都会给你扎一束麦秆。乡下人都说，麦秆能辟邪保平安。其实爸是希望你像麦子一样，无论风吹雨打，都能挺直腰杆，结出累累硕果。
女儿，好好的。
爸爸
1991年11月30日＂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字迹变得扭曲而不清晰，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
原来父亲早就预料到了一切，他不是不知道周兰芬会拿走那些东西，而是心甘情愿地补偿她。
他知道周兰芬的性格，知道她跟着自己吃了苦，知道她心里的不甘，却依然善待她，还特意叮嘱她要照顾好我。
我抬头看向周兰芬，她望着窗外，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憔悴的脸上，勾勒出深深的法令纹，眼角有泪光闪烁。
＂你爸是个好人，太好了。＂她轻声说，声音里满是愧疚，＂好到我都觉得愧疚。当年他明知道我嫌他老，嫌他穷，还是对我很好。他临终前，还叮嘱我要照顾好你。可我...＂
她的话没说完，眼泪却落了下来，在她瘦削的脸上划出一道浅沟，带走了最后一丝倔强。
＂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我问，声音柔和了许多。
＂我想过很多次，但一直没勇气。＂周兰芬擦了擦眼泪，手指因为消瘦而显得格外修长，＂直到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才决定把事情了结。这些年，我常梦到你爸，梦到他问我钱还给你了没有。还梦见那束麦秆，在风里摇晃，像是在指责我。＂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切开了我心中的坚冰，让长久以来的怨恨有了松动的迹象。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问：＂你现在...还有亲人吗？＂
周兰芬摇摇头，目光空洞：＂没有。我爹娘早就不在了，兄弟姐妹也多年没联系了。我这病一来，谁还愿意管我？＂
＂医药费够吗？＂我的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但却是发自内心的关切。
＂前段时间还能维持，现在也快用完了。＂她苦笑，脸上浮现一种认命的表情，＂可能撑不了多久了，医生说最多再有两个月。＂
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伤害过我的女人，心里既恨又怜。她的所作所为确实可恨，但如今落到如此境地，也是可怜。
人生无常，谁能想到当年光鲜亮丽的周兰芬，如今会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上，没有亲人陪伴，没有依靠，只有无尽的悔恨。
沉默良久，我说：＂我这两天会再来看你。＂
周兰芬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不敢置信：＂你...还会来？＂
她的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就像当年她刚嫁到我家，怯生生地问父亲喜欢吃什么一样。
我点点头，拿起盒子和信封，转身离开，心情复杂得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回家后，我久久无法平静，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每一次看都有新的体会和感触。
傍晚时分，我站在窗前，看着那束挂在墙上的麦秆，被夕阳染成了金色，忽然想起父亲的话——像麦子一样，无论风吹雨打，都要挺直腰杆。
第二天，我去银行取了三千元，又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再次来到周兰芬的住处。
敲门时，我的心跳得很快，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是错，只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门开了，周兰芬显然没想到我真的会来，惊喜地瞪大了眼睛，脸上浮现出一丝血色。
＂这是给你的。＂我把钱和东西放在桌上，动作有些生硬，但心里却意外地平静。
周兰芬惊愕地看着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眼里的泪水在打转：＂你...为什么要帮我？＂
＂不是帮你，是为了我爸，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平静地说，声音里没有怨恨，也没有同情，只是一种释然，＂我不想像你一样，带着遗憾和愧疚活着。＂
周兰芬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捂住脸，肩膀抽动着：＂菊子，你...你太像你爸了。宋建国那个傻子，心软得要命，从来不会记恨别人。＂
她的话让我心头一热，想起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对待每一个人，哪怕是欠他钱不还的邻居，他也从不翻脸。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经常去看望周兰芬，有时候帮她打扫卫生，有时候陪她聊天，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像是完成一项无声的救赎。
渐渐地，我从她口中了解到了更多关于父亲的事情，了解到了她当初的心路历程。
她告诉我，她嫁给父亲时，其实是被家里逼的。她家里穷，五个兄弟姐妹挤在一间土房里，父亲虽然年纪大，但有一门手艺，在村里算是条件不错的。
她心里不情愿，却又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忍受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忍受失去青春的痛苦。
父亲病后，她照顾得很辛苦，白天干活，晚上还要照料父亲的起居，心里的怨气越积越深。
＂你爸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兰芬，辛苦你了，家里的东西你拿去用吧，只要给菊子留着那一万块钱＇。＂周兰芬哽咽着说，眼里满是愧疚，＂那一刻，我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我这些年存的那点小心思，你爸全知道，却从来不点破。＂
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复杂极了，既为父亲的宽容而感动，又为周兰芬的悔悟而唏嘘。
渐渐地，我开始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也理解了周兰芬的苦楚，心中的怨气不知不觉间消散了许多。
人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选择，谁也无法轻易去评判别人的对错。
八月中旬的一天，周兰芬的病情突然恶化，她开始咳血，呼吸也变得急促，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她的肝脏几乎完全衰竭了，肿瘤已经转移到肺部，最多撑不过三天。
我请了假，守在她的病床前，看着仪器上不断变化的数字，心里一阵阵发紧。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窗外的知了还在不停地叫着，好像在催促着什么。
＂菊子，＂周兰芬虚弱地唤我，声音细若游丝，＂你能原谅我吗？＂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曾经沾满面粉和水渍的手，现在骨瘦如柴，冰凉得像块石头：＂我原谅你。＂
她微微笑了，眼里有光闪过：＂你真像你爸，心太软了。记得小时候你摔倒了，你爸心疼得不得了，我却总说你撒娇。＂
＂不是心软，是想通了。＂我说，声音哽咽，＂人活着，总会犯错，重要的是能知错就改。你现在把钱还给我，已经弥补了过错。＂
我还记得小时候她给我梳辫子的情景，她的手指灵巧地在我的头发间穿梭，嘴里哼着家乡的小调，那时候她的眼里还有光，嘴角还有笑意。
周兰芬摇摇头，嘴唇干裂:＂不，不只是钱的问题。我对不起你爸，也对不起你。这些年，我一直内疚，觉得对不起你爸的信任。＂
她艰难地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小布包，花布已经褪色，但上面的小花图案依然清晰可见：＂这是我这些年存的钱，不多，一千多块。我想...留给你，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眼眶湿润，想起当年她总是把最好的菜留给我和父亲，自己却只吃咸菜和稀饭：＂你留着用吧。＂
＂我用不着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弱，眼睛却异常明亮，像是看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菊子，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这辈子，我做错了很多事，但临走前能得到你的谅解，我已经很满足了。＂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平静的光彩，就像父亲临终前那样，仿佛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纷扰。
我握着她的手，心里五味杂陈，想起这些年的种种，忽然觉得人生短暂而珍贵，恩怨情仇不过是过眼云烟。
第三天清晨，周兰芬安静地离开了，就像她来到这世上一样悄无声息。
阳光透过百叶窗，落在她的脸上，勾勒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安详，仿佛所有的痛苦和遗憾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
按照她的遗愿，我把她安葬在了父亲的墓旁，尽管她曾伤害过我，但终究是陪伴了父亲十几年的人，也曾给予我温暖和关怀。
墓地上的青草正在长高，向日葵开得灿烂，蝴蝶在花间飞舞，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与死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处理完周兰芬的后事，我回到自己的小屋，看着墙上那束麦秆，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那束麦秆已经陪伴我多年，从父亲离世，到我与周兰芬的和解，它一直默默见证着我生命中的起伏，就像父亲无言的祝福，给予我前进的力量。
我取下麦秆，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台上，让阳光照射在它的每一根麦芒上。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给麦秆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就像当年夏收时，金黄的麦田在风中起伏，丰收的喜悦在空气中弥漫。
我想起父亲的话——像麦子一样，无论风吹雨打，都要挺直腰杆。这句简单的话，包含了太多人生的哲理，在这一刻终于被我真正理解。
第二天，我去了镇上父亲曾经的木工坊，那里已经变成了别人的水果店，但墙上还留着父亲当年刻下的记号。
我用周兰芬留给我的钱，在街边的木材店买了些上好的木料，找到了父亲的老徒弟李叔，请他帮我做了一个小木盒，就像父亲当年送给我的那个。
李叔的手艺不如父亲精细，但也算不错，木盒上刻着简单的花纹，有着父亲作品的影子。
我把麦秆和父亲的信放进盒子里，又添了几张周兰芬的照片，一起珍藏起来。
这个小盒子里，装的不仅是物品，更是记忆，是感情，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生活还要继续。我带着父亲的教诲和祝福，像那麦秆一样，在风雨中成长，在阳光下收获。
如今，我已经在学校站稳了脚跟，孩子们喜欢我的课，同事们也对我友善。
我开始学着像父亲那样，对生活充满善意，对人世怀抱宽容。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积累多少财富，而在于留下多少温暖和感动。
窗外，夏天的风轻轻吹过，带来稻田的清香和远处孩子们的笑声。
我知道，无论前方有多少坎坷，只要心中有爱，就能看到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就能像麦子一样，在风雨中挺立，在阳光下成熟。
就像父亲和周兰芬，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但他们给我的启示，将伴随我一生。每当我看到那束麦秆，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话，想起生活的不易与珍贵，想起人世间最宝贵的，其实是那些看似平凡的情感与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