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他爹那手艺，能掏出鸟窝里的蛋，硬是没挖走我手里的存折，我就知道闺女这辈子有依靠了。＂
那是1981年的春天，东北的雪刚融，天还带着寒气。
我在县城棉纺厂做统计，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省吃俭用攒了一本蓝皮工商银行存折。
那时候计划经济，啥都凭票供应，买个缝纫机得预约等半年，自行车、收音机更是稀罕物，有钱也买不到。
我们家住在棉纺厂宿舍区，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冬天炉子烧得屋里暖烘烘的，贴着花窗户纸的窗户上结着冰花。
闺女周晓兰那年二十二，在县医院做护士，穿着白大褂总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医院里追她的小伙子不少，可她眼光高，总嫌这个太瘦那个太矮。
＂爸，我才不着急呢，您和我妈别总操这心。＂闺女总是这么说，但我知道，她们宿舍六个姑娘，已经有四个订婚了。
那天周末，闺女回家吃饭，神神秘秘地说要带个人来见我们。
＂谁啊？＂我媳妇赶紧问。
＂一个山东来的木工，人挺好的。＂闺女的脸一下红了。
山东人？我和媳妇对视一眼，都有些犹豫——那时候地域观念重，我们东北人觉得山东人＂抠门＂，总爱占小便宜。
＂晓兰，你可得看清楚，别被人哄了。＂我媳妇忙叮嘱。
＂妈，您别听那些闲话，他真的不一样。＂闺女为那小伙子辩解，眼睛里闪着光。
那个周六下午，一个身材结实的小伙子跟着闺女进了门，手里提着两袋东西——一袋水果，一袋点心。
＂叔叔阿姨好，我叫韩建国。＂他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这是俺带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我媳妇接过东西，客气地说：＂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破费了。＂
＂不破费，应该的。＂他笑着说，露出一口白牙。
我打量着这个小伙子——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一双手粗糙有力，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
吃饭时，我故意试探他：＂建国啊，你们山东老家什么情况？＂
＂俺家是淄博的农村，爹娘和弟弟在老家种地，我在建筑公司做木工。＂他老老实实地回答，筷子夹菜时总是先给我和媳妇夹。
＂怎么跑东北来了？＂我继续问。
＂支援东北建设嘛，我们这批是响应号召来的，一干就是三年了。＂他笑着说，＂东北好，人实在，菜也香。＂
我注意到他吃相虽然大但很规矩，不挑食，也不狼吞虎咽，跟我印象中的＂山东大汉＂有些不同。
＂你们山东人不是都爱占便宜吗？＂我媳妇没忍住，问了这么一句。
饭桌上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闺女使劲瞪我媳妇。
韩建国却不慌不忙地放下筷子，认真地说：＂嫂子，俺们那儿有句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会过日子不假，但是俺爹常教导俺们，做人不能贪小便宜，要厚道。＂他接着说，＂俺爹说，占小便宜吃大亏，不值当。＂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动，看这小伙子又多了几分顺眼。
送他们出门时，我特意在窗口偷看。
那小伙子在楼下掏出一包＂红塔山＂，自己点了一根，然后跟闺女挥手告别，目送她进了楼道才离开。
这细节，让我对他的印象更好了几分——懂规矩，有分寸。
闺女和韩建国处了半年，感情越来越好。
1982年春节前，韩建国说要带父母来见我们。
这可是大事，我和媳妇连着好几天商量该准备什么菜，怎么布置房间。
媳妇念叨着：＂听说山东人胃口大，得准备几个硬菜，肉多点。＂
＂你少听那些闲话，人家来是看咱们人怎么样，不是来吃饭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犯嘀咕——怕韩建国父母嫌我们房子小，条件差。
那天一早，我穿上了唯一一套蓝色的＂确良＂衬衫和西裤，还特意戴上了平时舍不得戴的上海牌手表。
媳妇更是从五点就起来忙活，蒸馒头、炖排骨、炒菜、扫地，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闺女穿了件红毛衣，不停地往窗外张望，显得比我们还紧张。
＂来了来了！＂闺女一声尖叫，赶紧跑出去迎接。
韩建国的父亲比我想象的年轻，四十出头，身材魁梧，穿着朴素但整洁的中山装。
他妻子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麻布衣服，脸晒得黑红，但眼神温和，笑起来亲切自然。
＂周大哥，久仰久仰！＂韩父握着我的手，声音洪亮，＂孩子们的事，多亏您照顾了。＂
＂哪里哪里，是建国照顾我们闺女才对。＂我客气地回应。
出乎意料的是，韩建国的父亲没有马上入座，而是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纸包。
＂周大哥，这是我们老家的花生，自己种的，带来给你们尝尝。＂
＂还有这个，是我们那儿的红枣，我爱人自己晒的，给您闺女补身子用。＂他又掏出一包红枣。
这朴实的礼物，让我心里一暖。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渐渐热络起来。
韩建国的父亲突然放下筷子，直视着我：＂周大哥，我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饭桌上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的媳妇紧张地看着我，闺女低着头，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我们韩家祖辈都是农民，没啥大出息，但有一条家训，那就是——做人要厚道。＂韩父的声音低沉有力。
＂建国这孩子跟我说了，你们闺女是个好姑娘，他认定了。＂
＂我们老两口也支持，但有一点，我得跟您明说。＂
我的心悬了起来，以为要说彩礼钱的事。
那时候，结婚都要彩礼，特别是山东那边，听说要得更多。
我手里虽有些积蓄，但要是数目太大，也是心头的一块石头。
＂我们家条件不好，农村的房子也简陋，将来孩子要是结婚，得在您这边安家。＂
＂但是我给建国立了规矩——＂
韩父用粗糙的手指在桌上点着，一字一顿地说：
＂一是绝不能伸手向老丈人家要钱要物，男子汉得自己奔自己的前程；＂
＂二是得孝敬两边父母，不能厚此薄彼；＂
＂三是对老婆得好，打骂是万万不行的。＂
这三句话，如同一阵春风吹进我的心里。
我偷偷看了一眼媳妇，她的眼圈红了。
＂韩大哥，说实在的，我也有私心。＂我坦诚地说，＂闺女是我的心头肉，我就怕她嫁出去受委屈。＂
＂今天听您这几句话，我才知道，我闺女这辈子有福了。＂
韩父笑着，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他要是做不到，您尽管打电话告诉我，我专程来收拾他！＂
＂俺们山东有句老话，＇打狗看主人，看人看家教＇。＂韩母在一旁补充道，＂建国要是敢欺负闺女，我第一个不答应！＂
她那浓重的山东口音和真诚的眼神，让我和媳妇都笑了。
就是这几句朴实无华的话，让我对这个未来的亲家充满了信任。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更看重的是品性与为人处世的准则。
而韩建国的父亲，恰恰打动了我这一点。
婚礼定在了1982年五一劳动节。
那时候婚礼简单，没有现在的排场。
单位发了十斤肉票作为福利，我又添了一百块钱，给闺女买了一套崭新的床上用品。
韩建国的父母从山东带来了自家种的花生、红枣和自己缝制的被面。
我借了厂里的广播喇叭，院子里支起了几张桌子，邻居们都来帮忙，有的包饺子，有的挂红灯笼。
婚礼那天，韩建国穿着借来的西装，有点不合身，但依然挡不住他那股子精神劲儿。
闺女穿着红色的确良连衣裙，头上别着胰子菜花做的发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饭桌上没有山珍海味，就是家常菜——红烧肉、炖鸡、清蒸鱼，还有饺子。
但那种热闹和喜气，比现在那些大酒店的排场还让人暖心。
席间，我发现韩建国的父亲不停地给邻居们敬酒，话不多但很热情。
＂老哥，您这么照顾我这边的亲戚朋友，不累吗？＂我悄悄问他。
他笑着说：＂周大哥，建国是来您这边成家的，这些乡亲日后都是他的靠山。＂
＂我不得提前处好关系吗？再说了，打个比方，您闺女嫁到我们家，我媳妇还不得把您闺女当亲闺女疼吗？＂
这话让我心中一震。
我这才明白，他不是在敷衍应酬，而是真心为儿子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打基础。
一个如此为子女着想的父亲，培养出来的儿子能差到哪去？
婚后，韩建国和闺女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小平房里。
十几平方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是他们的新家。
韩建国很勤快，下班后自己做了一个小书架，一张小茶几，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有次路过他们家，窗户没关，我听见收音机里播着＂新闻联播＂，韩建国和闺女坐在小桌前，有说有笑地吃着饭。
那画面，让我觉得比什么都踏实。
有一次，我偷偷塞给闺女两百块钱，让她改善生活——那可是我半年的工资啊。
没想到晚上韩建国就登门了，手里拿着那两百块。
＂爸，这钱我不能要。＂他站在我面前，目光坚定。
＂我有手有脚，能养活小兰。您和妈的钱是养老钱，得留着。＂
我有些生气：＂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脑筋？我是你丈人，给点钱怎么了？＂
＂爸，不是这个理。＂他认真地说，＂我爹临走时跟我说，男子汉得自己撑起一片天。＂
＂要是一开始就伸手要，以后就没完没了了。＂
＂再说了，我手艺不差，工资也不低，月月都有奖金呢。＂
我一时语塞。
这话不正是我年轻时常挂在嘴边的吗？
只是现在换了个角色，我反倒有些不适应了。
一个月后，韩建国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一进门，我就惊呆了——原本空荡荡的房间，多了一台崭新的＂海鸥＂牌黑白电视机！
那时候电视机可是稀罕物，一台要四五百块钱，还得凭票购买。
＂这...哪来的？＂我惊讶地问。
＂俺自己挣的！＂韩建国脸上洋溢着自豪，＂单位发了季度奖金，加上我晚上去建筑工地帮忙，攒了一个月，刚好够买这台电视。＂
＂建国这孩子，一个礼拜天天加班，回来手上全是泡。＂闺女心疼地说，却掩不住眼中的骄傲。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电视机前，看着模糊的画面，却感到无比幸福。
临走时，韩建国拉着我的手说：＂爸，您放心，我一定会让小兰过上好日子。＂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好日子不是靠物质，而是这种互相体谅、共同奋斗的感情。
1983年冬天，闺女怀孕了。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几度是常事。
整个县城被大雪覆盖，一片银装素裹。
韩建国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生火炉，把屋子烧热了，再去单位上班。
下班回来还要去菜市场排队买肉、买鱼，就为了给闺女补身子。
有天晚上大雪封门，他硬是步行两公里，就为了给闺女买到她突然想吃的酸菜。
＂傻孩子，这么大雪，别出去了。＂我劝他。
＂不碍事，小兰想吃，我就得买到。＂他憨厚地笑着，脸上的雪花还没化。
我看在眼里，欣慰在心里，却也有些担忧。
韩建国的工资虽然不低，但养家加上马上要出生的孩子，压力可不小。
于是我又一次想帮忙，准备把存折交给他们。
那天晚上，我专门叫他们俩过来吃饭。
酒过三巡，我掏出那本蓝色存折，推到韩建国面前。
＂建国啊，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也不多，一千三百块钱。＂
＂你们现在有了孩子，开销会大，这钱你们拿去用。＂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韩建国看着那本存折，手指微微颤抖。
我知道，那笔钱在当年可不少，够买一辆上好的＂永久＂牌自行车，还能添置不少家当。
他抬起头，眼睛有些湿润：＂爸，您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我有些恼火，＂你是不是嫌钱少？＂
＂不是，您别误会。＂他赶紧摇头，＂我爹说过，男人得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您这钱要是给了我，我以后见了您，腰杆子就挺不直了。＂
＂那小兰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总得添置点东西吧？＂我试图说服他。
＂我已经跟领导申请了加班，多干活多挣钱。＂他的声音很坚定。
＂木工车间最近订单多，我争取多做几件家具，单价提成高。＂
＂我答应您，一定会让小兰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但得靠我自己的双手。＂
我还想说什么，闺女却拉住了我的手：＂爸，您就别勉强建国了。＂
＂他这人倔得很，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看着女儿脸上幸福的表情，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原来，女儿嫁人不是为了找个依靠，而是找到了一个能与她共同面对生活的伴侣。
我把存折收了回来，给韩建国倒了一杯酒：＂好小子，有骨气！来，咱爷俩干一个！＂
1984年春天，外孙出生了，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取名韩小冬。
我和老伴儿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天往他们家跑。
单位食堂偶尔能搞到点鸡蛋、猪肉，我都省下来给闺女送去。
韩建国更是忙前忙后，下班回来就主动承担家务，让闺女多休息。
＂小兰，热水瓶里的水凉了，我给你倒壶开水去。＂
＂小兰，孩子尿布湿了，我来换。＂
听着他一声声温柔的呼唤，看着他那双粗糙却轻柔地抱着孩子的手，我心里满是欣慰。
有一天晚上，我去他们家，发现韩建国在灯下刻着什么东西。
凑近一看，原来是在给孩子刻一个小木马。
＂这是做啥呢？＂我好奇地问。
＂我小时候，爹给我刻过一个这样的小木马，我玩了好多年。＂
他抬起头，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我想给儿子也刻一个，传下去。＂
他拿起小木马，仔细地打磨着边角，＂我爹说，木头是有生命的，得给它一个好模样，它才能陪孩子长大。＂
我看着他手上的老茧和木屑，突然感到一阵酸楚。
这个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带着他们家族的质朴与坚韧，悄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了我们家的一部分。
1985年，国家政策开始放开，允许个体户经营。
那时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宣传＂大包干＂、＂责任制＂，市场经济的活力开始显现。
县里开了第一家个体饭店，生意好得不得了，老板开上了县里第一辆＂夏利＂小轿车，惹得大家纷纷羡慕。
韩建国的木匠手艺很好，单位里的领导都指名要他做家具。
有天晚上，我和闺女聊天，提议道：＂建国的手艺这么好，要不自己开个小工作室，做些家具？＂
＂现在政策好了，个体户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了。＂
闺女眼睛一亮：＂我也这么想！建国单位虽然稳定，但工资就那么多，自己干活自己赚，多好啊！＂
韩建国却犹豫了很久，最后在我和闺女的鼓励下，辞去了单位的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周叔，我这辈子没啥大志向，就想靠自己的手艺，踏踏实实过日子。＂他对我说。
创业哪有那么容易？
开始几个月，几乎没有什么生意，家里的积蓄眼看着就要花完了。
闺女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能看出她的担忧。
韩建国更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眼圈都黑了。
厂区的邻居们开始议论纷纷：
＂就知道山东人靠不住，好好的铁饭碗不要，非得去捞什么油水。＂
＂听说他们家都揭不开锅了，还逞什么强啊？＂
这些闲话传到我耳朵里，心里难受，但又不好说什么——毕竟当初是我鼓励他创业的。
就在这时，韩建国的父亲来信了。
信中说他们老家遇到了旱灾，家里的农作物欠收，弟弟又要结婚，手头紧张，希望建国能接济一下。
这下可难住了韩建国。
一边是自己创业的困境，一边是家里的需求，他左右为难。
晚上，我听见隔壁传来小两口的争吵声。
这还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吵架。
＂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你爸妈受苦？＂闺女的声音带着哭腔。
＂那我们家怎么办？儿子的奶粉钱都快拿不出来了！＂韩建国的声音也提高了。
＂我们可以向我爸借啊！他那么疼我们！＂
＂不行！我说过不会向你爸伸手的！我爹病了，弟弟结婚，我这当哥的不管，还算什么人？＂
争吵声渐渐小了下去，最后只剩下闺女的啜泣声。
我站在墙边，心如刀绞。
我多想冲进去，把钱塞给他们，告诉他们父母不就是为了帮助子女的吗？
但我知道，那样只会伤了韩建国的自尊。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韩建国不见了。
闺女红着眼睛说，他天没亮就出门了，说是去找活干。
那段时间，韩建国早出晚归。
他白天在自己的小工作室做家具，晚上就去建筑工地做小工。
那是1985年的夏天，东北的气温高达三十多度，蚊子又多又毒。
他每天回来都是一身的汗和泥，胳膊上、脖子上全是蚊子包。
我有天晚上在路灯下看见他，脸都晒脱皮了，但他还弯着腰拉板车，上面放着几块木板。
我暗自心疼，但又佩服他的坚持。
一个月后，我看见他给家里寄了一封信，还夹了一张汇款单——五十元。
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寄给了老家的父母。
回来时，他手上的裂口更多了，但眼睛里却有了一丝光彩。
＂爸，我给家里寄钱了。＂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虽然不多，但总算尽了一点心。＂
＂好孩子。＂我拍拍他的肩膀，心里又酸又甜。
这件事过后不久，机会来了。
县里一个领导家要装修，听说韩建国木工手艺好，特意找到他做家具。
韩建国拿出看家本领，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做出了一套精美的书柜。
领导非常满意，不但付了双倍的工钱，还介绍了不少客户给他。
从此，他的小木工作坊有了名气，订单越来越多。
一个下雨天，我去他的工作坊送饭，看见他和两个学徒忙得不可开交。
＂爸，您来了！＂他赶紧让我进屋避雨。
工作坊不大，但整齐干净，各种木工工具挂在墙上，角落里堆着各种木材。
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的香气和油漆的味道。
＂生意不错啊！＂我欣慰地说。
＂托您的福！＂韩建国笑着，手上的动作没停，＂现在一个月能赚两百多，比在单位强多了！＂
我注意到他手上的工具很旧，有些已经卷了刃。
＂怎么不换把好刨子？这把都钝了。＂我指着他手上的木刨问。
＂嗯，等赚多点再换。＂他低头继续干活。
回家路上，我有了主意。
第二天，我拿着存折去银行取了一百块钱，托朋友从沈阳买回一套进口木工工具。
＂爸，这...这太贵重了！＂韩建国看着崭新的工具，手都不敢伸。
＂这不是借给你的，也不是送给你的。＂我严肃地说，＂这是投资！＂
＂我投资你的小厂子，以后分红！＂
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好！爸您投资，我保证让您的钱生钱！＂
从那以后，韩建国的生意越来越好。
他从小作坊发展到了小厂子，雇了五个工人，不但做家具，还承接装修工程。
1986年，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是县里分的两居室。
＂周叔，以后您和婶子常来玩啊，就当自己家。＂韩建国抱着儿子，站在新房门口欢迎我们。
＂臭小子，当初我闺女嫁给你，我还担心她受委屈，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我感慨道。
韩建国憨厚地笑着：＂我爹说过，男人不能让老婆孩子饿着冻着，我这不过是尽本分。＂
晚上，大家坐在新家的饭桌前庆祝。
韩建国给我倒了一杯酒，突然语出惊人：＂爸，我想请您和我妈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我愣住了：＂这怎么行？你们小两口刚有自己的房子，还带着孩子，哪有地方住老头子？＂
＂不，爸，您和我妈对我们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他认真地说。
＂我们这房子虽然不大，但您二老住南屋，我们住北屋，挺好的。＂
我看了看闺女，她微笑着点点头：＂爸，我和建国商量好了，您和我妈年纪大了，跟我们住更方便，我也能照顾您们。＂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这个曾经不肯接受我帮助的倔小子，现在却主动要承担起赡养我们的责任。
＂好孩子，＂我拍拍他的肩膀，＂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和你妈还不到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等我们老了走不动了，再来投靠你们。＂
韩建国眼中闪烁着泪光：＂爸，这不是投靠，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
这句话，让我彻底放下了对女儿婚姻的所有顾虑。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90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个体户成了经济的新力量。
韩建国的木器厂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工人，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企业，年收入上万元。
闺女也从医院护士提拔为护士长，小两口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外孙韩小冬上了小学，成绩优秀，还学会了拉二胡，一手好字连老师都夸。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看报纸，韩建国突然来访。
＂爸，我想跟您商量个事。＂他坐下来，表情有些犹豫。
＂什么事？直说吧。＂
＂我想把我爹妈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他有些不安地看着我，＂不知道您和我妈会不会有意见？＂
我心里一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
这是人之常情，儿子想照顾自己的父母，有什么不对呢？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接来就是了。＂我拍拍他的肩膀。
＂你爹娘把你培养成这样，你孝顺他们是应该的。＂
＂爸，我怕您和我妈会不自在。＂他诚实地说。
＂傻小子，＂我笑了，＂家和万事兴。＂
＂你爹当年那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呢。他把你教育成这么好的人，我求之不得呢！＂
就这样，韩建国的父母从山东来到了东北。
起初，我媳妇有些担心两家人住在一起会有摩擦，但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
韩建国的父母勤劳朴实，从不干涉儿子儿媳的生活。
他父亲还经常帮我修理家里的东西，他母亲则和我媳妇一起包饺子、拌凉菜，两个老太太处得像亲姐妹一样。
最让我感动的是，每次有好吃的，韩建国的父母总是先想着我们。
＂老周，尝尝这个，我们老家的做法，放糖蒜末，特别香。＂
＂老嫂子，这菜适合你的胃口，我少放了盐，你尝尝。＂
一次，外孙小冬生病，韩建国和闺女都在上班。
韩建国的母亲二话不说，背起小冬就往医院跑。
我赶到医院时，看见她正一勺一勺地喂外孙喝药，眼里满是疼爱。
那一刻，我明白了家人的真正含义——不是血缘的联系，而是心与心的牵绊。
1991年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韩建国的父亲坐到我身边。
＂老周啊，＂他递给我一支烟，＂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但我知道一个道理——人活一辈子，得讲良心。＂
＂是啊，＂我点点头，＂咱们这一代人，吃过苦，受过罪，但硬是把孩子们拉扯大了。＂
＂看着他们现在的日子，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心里就踏实。＂
＂建国娶了您闺女，是他的福气。＂他深吸一口烟，＂您放心，只要我老韩头还在一天，就不会让闺女受半点委屈。＂
＂我知道。＂我拍拍他的手，＂当年您说的那几句话，我就知道闺女这辈子有福了。＂
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一把扇子展开：＂其实我那时候也担心啊，怕您嫌弃我们家条件差。＂
＂人品比啥都重要。＂我认真地说，＂您教出来的儿子，我这些年看在眼里，他的为人处世，做事态度，哪一点不让人敬佩？＂
阳光下，我们两个老头相视而笑，仿佛回到了十年前初次见面时的场景。
只是那时我们还是陌生人，而现在，我们是亲如手足的亲家。
如今，外孙已经上小学了，活泼可爱，成绩优秀。
每当他奶声奶气地叫我＂外公＂时，我的心就像被蜜糖浸泡过一样甜。
看着韩建国和我闺女恩爱的样子，看着两家老人融洽相处的场景，我常常感慨：幸福，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爸，您知道吗？＂有一天韩建国对我说，＂我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我爹说的那三句话，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男子汉的担当。＂
＂你爹是个明白人。＂我点点头，＂懂得先立规矩，再谈感情。＂
回想当年第一次见面，韩建国父亲说的那几句朴实无华的话，竟然成了这个家庭幸福的基石。
是啊，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人们更看重的是品行和责任。
而今天，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那些价值观却永远不会过时。
前几天，我们一大家子人吃饭，韩建国的父亲举杯说了一句：＂感谢命运，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全家人都举起了杯子，连小冬也举起了他的可乐杯，稚嫩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我看着满桌的笑脸，突然明白了：亲情不在于血缘的远近，而在于心与心的距离。
而这距离，往往就在几句真诚的话语间拉近了。
我闺女嫁给山东小伙，那年亲家公几句话，让我知道闺女有福了。
如今看来，不仅是闺女有福，我们整个家庭都因为这段姻缘而幸福。
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
在人生的长河中，一个真诚的承诺，一次坚定的坚持，一颗厚道的心，往往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而我们，正是因为相互信任，相互扶持，才走到了今天。
窗外，春风拂过树梢，院子里的杏花开得正艳。
我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我的闺女，真的嫁得好。
